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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半小时接见军人之后，斯大林又回过头来处理党和国家的事情，他签署了马林科夫提出的由中央任命的１１７０家重工业军用大厂的党委书记的名单。斯大林给马林科夫写了一张便笺：
我建议考虑一下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中也建立这种制度。
今天我们知道，１９４１年１１月通过了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建立几千个政治部的决定。由于大片国土沦陷及劳动力上前线，农业担负了保证军队和全国粮食供应的艰巨任务……
把所有能够设想的最高职务集于一身的人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战争进一步确立了他绝对独裁者的地位。
前铁道人民委员伊·弗·科瓦廖夫对我这样说过：“我记得，有一次让我去克里姆林宫开会，当时我是军运局长。我一看，来的人有铁路干部、军人，还有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加会的还有卡冈诺维奇和贝利亚，贝利亚有一段时期负责运输工作。斯大林进来了。大家都站起身来。他开门见山地说：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运输委员会。我建议选举斯大林同志担任委员会主席……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这次会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我记住了这次会上的一句话：‘运输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前方的事情掌握在运输手里。请大家记住：不执行国防委员会的指令就送交军事法庭。’他的嗓门不高，说话有口音，可是我背上直发麻……”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接着说：“战争期间，我有几十次、甚至是几百次向最高统帅报告向前线的某个地区发送了多少列车。关于个别列车（装运特别重要的物资）的情况，我有时按斯大林的指示，每两小时向他报告一次。有一次，我‘丢失’了一趟列车。我说，列车在某个站上……可是站上没有这趟列车……斯大林大发雷霆：‘将军，你要是找不到这趟列车，就降为列兵，派你上前线……’
（顺便插一句，这个威胁不是说说而已。我在档案馆工作时，有一次看到一份材料，是莫斯克温少将被斯大林下令革职，降为列兵而且被派往前线純紜矠。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而波斯克列贝舍夫见我面色煞白，又补充了一句：‘小心点，别自讨苦吃。主人正在火气头上……’”
科瓦廖夫继续回忆说：“我去向斯大林汇报的时候，在他那里的通常是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我当时暗自思量，这些人只能碍事。他们从来也不提什么问题。只是坐着听我报告，不时记下点东西。斯大林却一直不停，吩咐事情，打电话，签署文件，把波斯克列贝舍夫叫来，让他去做什么事情……而他们却一直坐着。一会儿看看斯大林，一会儿看看进来的人……我见到这种情景总有几十次……看来斯大林需要有人在场。也许是为了执行可能交办的任务。也许是为了有个历史的见证人……卡冈诺维奇通常是不在场的：他一天要工作１８个小时。又是骂人，又是高声吼叫，又是威胁。卡冈诺维奇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不过，我没有见过他像其余三个人那样，在斯大林那儿坐着。斯大林打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常常是三言两语就挂上电话。他自己说话很简练，要求报告人也简短明了。向他汇报要确凿，不能只说个大概齐；他会马上阴郁地压低了声音说：‘你不知道吧？那你是干什么的？’”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最后说：“我到斯大林那儿去过许多许多次，每次去都提心吊胆。总是碰上不知该怎样回答的问题。他老是干巴巴的，让人望而生畏。他从来不说‘您好’，只是轻轻地点点头。汇报完了，没有问题就赶快走，这才松了一口气。越快走越好！波斯克列贝舍夫也老是这样嘱咐我。我发现，斯大林以他的权力、记忆力和智慧仿佛使每个人都感到压抑、诚惶诚恐……到他那儿去的人感到自己比本人的实际价值更渺小……”
我想，科瓦廖夫的观察是很有意思的，它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斯大林的智力、感情和意志。对各种文件以及在斯大林那儿举行的各种会议的分析表明，就是在战争时期也只有为数极少的人胆敢同他争论，维护自己的观点。他确实用自己的权力压制了所有的人。我再说一遍，幸好战争时期在斯大林身边有一些杰出的将领，他们有能力提出、而且是巧妙地提出往往为斯大林所采纳并得到他赞许的种种建议。
如果拿出战争爆发后的头半年中的任何一天来看一下最高统帅的工作时间，那么他在办公室里、在办公桌旁一天要度过，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１６至１８小时。不过，说句公道话，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军事问题。而波斯克列贝舍夫居然还能找到“空档”，使斯大林不仅接见了负责国家事务的具体部门的各个政治局委员，而且接见了人民委员、设计师，甚至是大工厂的厂长。斯大林并不是很快就适应了最高统帅的角色的。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常常纠缠在一些名符其实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他插手地雷和步枪的分配问题，就派遣平民去挖反坦克壕沟发出指示，审查新闻局的消息稿。例如，大本营发给空军的一份文件送到译电科，在那里被搁置了８小时１５分钟。斯大林得知后，下令立即草拟一份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宣布对伊万诺夫上校和克拉斯诺夫上尉加以惩处，他们俩被开除出总参谋部。斯大林在签署这份命令时，还写了一个批示：
华西列夫斯基及日加列夫两同志：
请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及空军司令员——各自就自己所属——整顿一下译电工作。
约·斯大林
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５日純紝矠
这件事发生在可怕而炎热的８月份，而当时各个战场上正在决定不知多么重要的问题！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在支配着斯大林：一切问题都要亲自抓、亲自解决。一个人代替大家来做决定。战场上的现实本身很快就会校正最高统帅的工作程序、风格和方法。
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4）
斯大林逐渐卷进了战争的残酷节奏，不过暂时多半还只是作为批准或否决总参谋部建议的人。他始终试图找到能够影响局势的某些新杠杆。所以他签署了关于加强空军反坦克作战的指示。在听取了关于新兵得不到武器的报告之后，斯大林坚持由大本营就这个问题给各部队发出一份专门指示：
应向现役部队全体指挥员、政工人员及士兵讲清楚，在战场上丢失武器是最严重的违背军人誓词，犯这类过失的人应受战时法律惩处。应增加编制内的武器收集队的人数，并责成其负责收集战场上遗留的所有武器……純紞矠
还应当指出，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斯大林的许多建议都带有国内战争时期的味道。例如，１９４１年９月，在同布琼尼用“博多机”谈过话之后，斯大林突然对骑兵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这时总参谋部正在起草大本营关于战争头两个月的教训的文件，这份文件预定发给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文件几乎已经准备好了。斯大林读过之后，基本上同意，但命令再加一段：
第４，我军对骑兵的作用估计尚嫌不足。按各战场目前形势，敌军后方延伸数百公里，而且穿过森林地带，根本不能保证不受到我方的大规模破坏，红军骑兵对敌军绵延的后方实施奇袭对瓦解德军的指挥和供应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将现今在前线及火线前方游荡的我骑兵部队投入敌人后方，敌人就会陷于困境，而我军受到的压力就会大为减轻。大本营认为，为对敌军后方进行奇袭，只需几十个歼击型的轻骑兵师，每师３０００人，携带少量辎重而无需庞大的后勤工作……純紟矠
这个想法似乎不无道理，然而这实际上是试图回到国内战争的经验，甚至是回到遥远的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的经验上去。斯大林对军事科学的了解只有普通认识、单纯健全思维的水平，却想为我国由于他的失误和希特勒的奸诈而陷入的险境寻找出路。在古典式摔跤里，类似的险境是指一个运动员使对手处于“搭桥”的姿势，而力图把他的双肩压到地毯上。如果做到了，就算获胜。１９４１年的６月、７月、８月、９月、１０月、１１月，斯大林都在“搭桥”。当然不是他本人，而是我们的国家、人民和军队。不过由于他习惯于代表他们，所以也可以说是他被希特勒置于这种对他来说极不习惯的状态。国家的命运千钧一发，处境岌岌可危，因此斯大林把任何一种可能的手段都看成是万应灵丹，要求草拟形形色色的指示，类似上述关于组建和使用轻骑兵师的指示。
斯大林又想起了巴甫洛夫，不禁心头火起：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怎么可能在一星期之内把什么都丢得干干净净？当初在任命巴甫洛夫为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之前，他在这里，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他时，巴甫洛夫给他的印象是很不错的。报告条理清楚，议论老成持重，有信心……是的，他经验不足：西班牙战争之后一步登天……他怎么会让指挥部队的杠杆脱了手？他的司令部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有保证部队的战备状态？斯大林已经不愿意回想，６月中旬，他和铁木辛哥收到过巴甫洛夫的两三封密码电报，恳请让军区部队进入野战阵地。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请求批准局部动员，说明必须以无线电通讯手段和新式坦克加强军区部队……然而斯大林的思想却一再回到同一个问题上来：巴甫洛夫怎么能这样马马虎虎地把什么都丢光了？一想到这里，斯大林就感到五内俱焚。他走到桌边，按了一下召人的按钮。波斯克列贝舍夫立刻悄悄地进来了，手里拿着记事本。
“除了巴甫洛夫之外，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还有谁？什么时候开庭？判决书草案在哪里？”他不等回话，又补充说：“把乌尔里希叫来。”
波斯克列贝舍夫依旧悄悄地走出了“主人”的办公室。斯大林继续在长桌边踱来踱去。他在转身时，扫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马克思的著作他读得很少；《资本论》从来没有读完过，不过有一些著作他是读过的。在他看来，马克思最有价值的一本书是《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在这本书里首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按斯大林的想法，这是关于社会的学说中的主要环节。他对恩格斯的评价并不太高。１９３０年他去共产主义科学院的时候，甚至号召过批判马克思的这位伟大战友的“错误”论点。对了，按斯大林的想法，恩格斯关于俄国的战争历史写得还是不错的，对苏沃洛夫的统帅天才评价很高，把库图佐夫看得低了一些，指出了俄国军队为解放被拿破仑奴役的欧洲而作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中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不过这只是些零星的章节，而且其中也有不少错误。
还有列宁……当斯大林拿起他的著作时，总感到自己平凡，甚至庸碌。“捍卫”列宁使他得以成为独揽大权的领袖。被他消灭了的所有那些低能儿始终弄不明白，他的主要力量究竟在哪里：就在于解释列宁思想的垄断权。但是列宁也有些东西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斯大林把这些东西称为自由主义……他想起一件事，不禁暗暗责怪自己一时的软弱：６月２９日，他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贝利亚一道从国防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走出来，他当时意志消沉到了极点，火气头上大声甩出一句：
“列宁缔造了我们的国家，而我们大家却把它误了！”
莫洛托夫诧异地看了斯大林一眼，但什么话也没有说。其他人也都不做声。他本来不应当说这种话：别人可能会记下来，而且把它看成是惊慌失措……要知道，大人物随便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不会被遗忘。特别是他们的软弱。
斯大林对遥远的和并不遥远的往昔的追忆被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断了。他轻手轻脚地走到桌边，把一个薄薄的卷宗放在桌上。最高统帅飞快地把送来的文件看了一遍。最上面放的是：
判决书（草案）
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
由集团军级军法官乌尔里希（主席）、师级军法官奥尔洛夫和坎德宾（委员）组成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在书记员、军法官马祖尔参与下
于１９４１年７月×日在莫斯科市秘密审理了下列被告的案件：
１．巴甫洛夫，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１８９７年生，原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大将；
２．克利莫夫斯基赫，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１８９５年生，原任西方方面军参谋长，少将；，
上述两人被控犯有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６３—２条及第７６条规定的罪行；
３．格里戈里耶夫，安德列·捷连季耶维奇，１８８９年生，原任西方方面军通讯主任，少将；
４．科罗布科夫，亚历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