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但是试验的时间拖得太长，需要做出实际的成绩，需要实现使无产阶级过上幸福生活的诺言。可是现在，你们办事拖拉的现象比沙皇制度时还严重。有时拖延一些是有益的，但各方面总是这样就极为有害了。”紓紦矠
斯大林长时间地阅读这封信，他不再往上面划线，因为几乎每一行字在他看来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经过斟酌、耗费心血写出来的。他又看了一眼那笔触奔放的签字：“弗拉·克雷莫夫，此信请勿发表。”斯大林把信放入一个文件夹，那里专门存放他过后还要再看的文件。
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８年这段期间，斯大林曾多次把工业学院和共产主义学院的一些教授请来，向他们咨询社会知识方面的问题。他特别感到自己在哲学方面逊色。对历史他显然了解得要好一些，他对加深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同时，他有长期的工作经验，他的职位使他不得不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他养成了敏锐的嗅觉，非常实际的头脑，善于迅速地估计情况并在遇到各种纷繁的问题时辨明方向，而且能抓住其中的主要环节。他具有天赋的观察力，能够很清楚地记住各种人物、姓名和事实，积累了同列宁周围一大批最有教养的人交往的丰富经验，——这一切不能不在斯大林身上养成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比如，他虽然不是理论家，但是在对待理论的实用态度上，在善于使理论最充分地同实际任务“结合”上，他超过了自己的许多伙伴。
在列宁逝世几个月之后，许多人就已感觉到斯大林的“强硬手腕”。总书记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饶恕。他一旦提出了目的，提出了任务，有时就会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敏锐和顽强来实现它们。在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文章和小册子中自然也有过某些“转弯”、某些修正，但他基本上是在重复他先前说过的话。这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影响，并且逐渐不由自主地具有了老生常谈的色彩。比如，有一次他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純紛矠，然后他就把这一定义奉为经典。无疑，在为新制度的生存而进行直接斗争的时期，这个定义起过作用，使得人们更彻底地理解列宁的理想和目标的实质。但是这个公式在斯大林那里却凝固了许多年，虽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出这个公式比起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内容来要明显地贫乏。把列宁的思想仅仅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以后的实践中产生许多缺点的前提条件。
同时，很明显的是，列宁主义是认识世界和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包括哲学、经济和社会政治观点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但是，稍稍离开一点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实质的解释，就被看成机会主义的邪说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
斯大林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简单化（常常简单化到肤浅的程度）的大师。好像雷马克说过，每个独裁者都是从简单化开始的。我再重复一遍，造成理论和党史公式化的功劳正是属于斯大林。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方法、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做这样简单化的解释，有时甚至肤浅的理解，考虑到劳动人民当时的一般政治文化水平，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不久以后，即到２０年代末，一些比较重要和深刻的著作干脆就不能出现了。只能评价、研究、颂扬斯大林的著作。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思维陷入了极度的不景气和停滞状态。把理论上的各种结论硬套在生活现实和社会存在上，正是由斯大林开头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简单的公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标本，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社会思想的发展。在很简单的、往往是错误的论点的基础上，教条主义的观点开始迅速地发展。可以把教条主义比作搁浅的船只。浪涛汹涌前进，而船只却原地不动，不过表面上还保持着动作的假象。斯大林对于思想体系完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他认为，真正的思想体系，在国内应当像水泥那样发挥作用，而在国外则应当像炸药……
他的许多“理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巨大社会灾难的根源。有时候我想，一个很有意思的、独出心裁的思想，好像涂上了“颜色”，涂上了橙黄色、紫色、紫红色、翠绿色和蔚蓝色……这就如同光线穿过雾霭、黑暗和黄昏，画出了期望中的真理的轮廓。看来，思想的世界不仅具有多种音弦，而且具有多种色彩，但必须善于发现这些色彩。斯大林的思想是灰色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践中表现得色调愈加昏暗。请大家自己来判断一下吧。
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４日至１５日举行了中央全会，全会研究了一系列问题。季诺维也夫作了国际形势的报告。报告人和其他发言者对在德国遭到的失败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许多人认为，在德国，革命的形势没有被利用。斯大林在发言中谈到当时正在德国的拉狄克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问题。他说：“我反对因为拉狄克在德国问题上犯了错误而对他采取惩罚措施。他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我在这里举出其中的七点。”斯大林最喜欢干的就是把别人的错误串成长串。我不打算把这些错误都重述一遍，我只举出被斯大林编了号的（像在清点册里那样）“第四点”。总书记继续说，拉狄克认为，“德国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并认为必须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我们的结论是：应当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殊死的斗争。”純紜矠这不仅仅是天真的理论分析上的错误。斯大林这种对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评价中的政治上的短见，使共产党人和全体民主力量在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极尖锐的问题所作的这种“肤浅的”，更确切地说，错误的阐述，说明他明显地不善于分析多方面的联系。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他在理论上的“不明智”。在１９２４年俄共（布）中央１０月全会上，讨论了农村工作问题。报告人是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作了长篇发言，其实，他对农村问题，也像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一样，不很了解情况。不过他也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总的形势，他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不仅仅是农村工作问题，而且是整个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是更加一般的问题，大概这个问题在一些年内不会从日程中拿掉，因为这个问题完全同当前情况下如何实行专政的问题联在一起。”純紝矠斯大林在自己的发言中试图提出一些政治和理论方面的意见，从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这里已经蕴育着未来所犯的一些巨大错误的萌芽。我们应当做的第一点，是“必须重新争取农民”；第二点是要看到“斗争的场所发生了变化”；第三点是“在农村培养干部”純紞矠。当时是１９２４年，而斯大林的讲话，听起来好像是在１９２９年……在犯严重错误方面，他具有多么令人吃惊的“远见”和一贯性。作为列宁主义“诠释者”的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
我还要涉及斯大林以后年代的理论观点。不过现在，为在群众中选择和普及列宁主义思想而斗争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不仅是科学观点，而且文学艺术也具有对人们产生社会影响的力量。
第一部第四章 “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1）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和３０年代初对斯大林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粉碎党内“右倾分子”后，仿佛可以过安定的生活了。总书记的威望有了明显的提高。过去的反对派，包括布哈林，想方设法强调自己忠于斯大林，自己是“大梦初醒”，自己“完全赞同党的总路线”。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作了几次尝试想同斯大林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又一次去别墅同他“和解”。
许多人把降职当作个人的不幸。这一对“政治孪生兄弟”也不例外。加米涅夫才４０多岁，不知怎么一下子消瘦了，头发也白了，样子像个“年轻的老头儿”。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交谈的机会不多，每次打电话或是见面，他都要抓住适当的话题小心翼翼地提起他和斯大林在库列伊卡共同消磨的岁月，提起他、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都是列宁的亲密战友，提起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和十三大以后为了让斯大林稳坐总书记的交椅而演出的一幕幕戏剧。季诺维也夫，特别是加米涅夫，一直抱着希望重新担任党内的高层领导职务。
斯大林很清楚他们的意思。他表现出宽大的保护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让两位被罢黜者感到一线希望。不过他心里明白，这两个人，虽然他之能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他们，但现在不仅对他没有用，而且还可能对他有危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斯大林的底细知道得太多了。而总书记是不喜欢那些对他的情况了解得比官方所宣传的还多的人的。３０年代初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抓农业中的“革命”，突击实现工业化，团结自己的拥护者。
工业正在加速发展。强行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尽管后来这变成了国家的一大灾难。党的第十七次例行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临近了。
斯大林的宣传机器称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因为斯大林本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说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和不一般的”。毫无疑问，到１９３４年时，我们国家在发展中实现了巨大的跃进。当我查看斯大林修改过的报告草稿时，我注意到，总书记仔细修改了报告的每一页、每一段，他竭力突出的首先是成绩。他认为人民作出的重大牺牲应该有结果。报告中整页整页都是斯大林重新抄写的。总书记要让人民和党看到，他的领导是卓有成效的、成功的、所向无敌的。
斯大林特别强调，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三年半中，我国工业产品总额增加了一倍。最近几年建立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如机床制造业、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和化学工业；出现了电动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康拜因制造业；开始生产合成橡胶、氮气、人造纤维等等。总书记自豪地宣布，成千个新的工业企业已经投产，包括下列大型企业：第聂伯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以及其他许多企业。斯大林报告中的数字、表格、图表之多是前所未见的。他有大量的材料要向代表大会报告。
对于３０年代，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仅仅从它很悲惨这个角度去看，然而这些年代还是前所未见的热忱、献身精神和群众性劳动英雄主义发扬光大的时期。现在有时我们都很难设想，数以百万计的人虽然往往只有最起码的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却相信他们自己是共产主义未来的真正创造者，相信他人的忘我献身精神不仅对他们的命运，而且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下面是那几年《真理报》上刊登的几则报道。斯大林看《真理报》，从来不是有选择地看，而是从头到尾地看，并且还要把一些材料用铅笔划上记号。这时他充分感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主人”。
“经２万石油职工在４０个群众大会上讨论并根据５３个来自各地的报告和２５４封工人的来信作了补充的巴库石油职工的集体报告。”报告说：“经过工人和专家们的努力，在久经考验的列宁党的领导下，石油部门的五年计划已在两年半内完成。”
来自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厂建设局的报道说：
“高炉车间的施工区诞生了完全新型的工作队，这就是挖掘机经济核算包产工作队。挖掘机实行经济核算后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实行经济核算的挖掘机创造了机器装载的世界纪录。”
来自鞑靼的简讯说：
“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粮食的收获和交售工作，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筹备召开第二次全鞑靼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和争取派出本地区代表参加前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的代表团。在全苏光荣榜上争第一，是鞑靼集体农庄家喻户晓的口号。”
从今天的角度看，可以说千百万为我们创造了我们今天赖以立足的一切的普通人非常天真，心地善良，对斯大林无限信任。但是不能不赞叹人们的奔放热情、他们对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和掌握着未来的自信心。他们那种能征服一切的忘我献身精神和高度的公民责任感，虽然往往带着个人迷信的色彩，但却正是十月革命和对正义事业和美好未来的信念所培育出来的巨大社会潜力。无论是现在还是下个世纪，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记住这些被“领袖”通常称为“群众”、有时又称为“螺丝钉”的人，这些创造者和建设者。
与此同时，从《真理报》上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报道，这些报道在今天，当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之后，不光使我们有所警觉，而且使我们对当时我国的一家主要报纸所报道的一切事件的内幕有了深入的理解。
１９３３年７月中旬《真理报》作了如下的报道：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两同志来到列宁格勒，并在当天同基洛夫同志一起前往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在了解运河工程和水利工程建设情况之后取道白海港口索罗卡前往摩尔曼斯克。”
斯大林视察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之后，过了两星期公布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以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命名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通航的决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对运河建设中作出优异成绩的人授奖的决定。被授予列宁勋章的有八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雅哥达，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局长科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劳改营总管理局局长别尔曼，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局长助理弗连克尔，白海—波罗的海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