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届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和总书记。
然而，由于陈独秀长期处于党的最高领导地位，也滋长了他的一种家长制的作风。加之他自傲和自我封闭，使自己落后于时代潮流，终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陈独秀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其后因为他又反对中共中央领导的武装斗争，1929年11月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其后，他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拥护国共合作，被国民党逮捕，不久被释放。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拉拢陈独秀，并请他出来任职，而陈独秀予以拒绝，并回答说：“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后隐居四川江津。1942年5月在江津病逝。
1945年，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对陈独秀作了客观的评价，称他为党“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53年，当毛泽东乘坐“洛阳号”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陈独秀的老家时，还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了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情况。得知其后人生活上有一定困难时，当即指示地方领导，在生活上要给予照顾。
陈独秀一生有过三次婚姻。1896年，17岁的陈独秀与安庆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高大众（亦叫高晓岚）结婚。高大众比陈独秀大3岁。高大众的生母早年去世，自幼随侍在父亲身边，虽然一字不识，但颇有教养。与陈独秀结婚后生有三子二女：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长女玉莹1928年病死，次女早夭。高大众进陈家30余年，从没离开过陈家门。1930年9月，高大众病逝，终年55岁。
早年，陈独秀又与正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大众的妹妹高君曼相恋。高君曼，乳名小众，比大众小9岁。她性格豁达不拘，热情奔放。自从姐姐与陈独秀结婚后，高君曼就经常来姐姐家玩，因此对陈独秀的才华钦佩不已，于是二人由相识、相恋，到结婚。婚后，高君曼生有一子一女，儿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不久二人感情破裂，1925年10月高君曼带着儿子、女儿到了南京。这对自由恋爱的夫妻终于分手了。高君曼1936年病逝于南京，死时年仅47岁。
陈独秀的第三位妻子是工人出身的潘兰珍。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悬赏了3万元缉拿陈独秀，1930年冬天，陈独秀隐姓埋名，藏到上海熙华路一座石库门楼中一间简陋的房子里，整日闭门不出，就在那里一边读书一边写文章。在这期间，与他相邻而居的是一位寡居的年轻女性，名叫潘兰珍。潘兰珍是江苏南通人，1913年出生。13岁时随父亲逃荒到上海，进一家纺织厂当童工，后被一流氓工头哄骗，同居生一小孩。孩子夭折后被抛弃，无奈之时，潘兰珍进了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潘兰珍比陈独秀小34岁。
一天，陈独秀胃病发作，到街上去买药，不小心被里弄中的一根树枝绊倒。恰好潘兰珍下班回来，路过这里，热情的潘兰珍急忙将他扶回家中，并为他请了医生。从此，陈独秀特别喜欢她。而年轻的潘兰珍看到陈独秀很有学问，会写文章，就拜他为师学文化，两人感情日渐融洽，不久结为夫妻。婚后潘兰珍没有生孩子，就领养了一个女孩。
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潘兰珍不知道陈独秀的真正身份，直到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囚禁在南京，潘兰珍从国民党的报上看到陈独秀的照片后，才知道他曾是共产党的总书记。
此时，潘兰珍这位忠于爱情的工人出身的女子，从内心里更加崇拜和喜欢自己的丈夫。于是她将养女送回南通老家托人抚养，自己只身来到南京，在陈独秀被关押的监狱附近租了间旧房子住下来，靠帮人洗衣服，打点短工挣点钱生活，同时每天到监狱里去照料陈独秀，一直到他1937年8月出狱。同年9月，潘兰珍陪同丈夫陈独秀漂泊到四川江津。1942年，陈独秀病逝于江津时，潘兰珍遵照他的“今生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的遗嘱熬过了她生命中最后几年的艰难岁月。1949年11月，潘兰珍病逝于上海肿瘤医院。
在陈家，潘兰珍颇受尊重。比潘兰珍年长的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还称她为母亲。时至今日，陈独秀的后人谈到潘兰珍时，对她充满感激之情。陈独秀的后人，除子女外，而今还有14个孙儿孙女和7个外孙。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长子陈延年：人称“小列宁”（1）
陈延年（1898—1927），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领导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20世纪20年代曾任中共“五大”政治局委员，广东、浙江及江苏区委书记。又名遐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的长子，其母是陈独秀的原配夫人高大众。
一
陈延年1898年出生在他的老家安徽安庆。大概在他四五岁时，母亲就将他送到私塾里读书。延年自幼身体壮实，皮肤粗糙黝黑，性格内向，很倔强，平时沉默寡言，看上去不像个读书人。家中人因此戏称他为“黑面武生”。实际上陈延年不但学习用功，而且读书十分聪明，记忆力强，凡是老师规定读的书，他都能背诵。因此老师和同学们都说他有“过目不忘”的功夫。在父亲的影响下，陈延年自幼就有强烈的求知欲，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他还利用课余时间，想方设法借一些书来读。当时，安庆城中有一位名叫汪洋的老先生，住在陈家的附近，家中藏书颇多。延年得知后，常常到他家去借书看。少年时代的陈延年就已阅读了不少历史典籍，同时对新的知识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5年，父亲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从此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不久，陈独秀又把儿子延年和乔年接到上海读书，让他们到上海来见见世面，接受更多的新思想。陈延年到上海后，先学法文，后考入震旦大学（即复旦大学前身）。在上海求学期间，尤其是陈独秀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赴京以后，延年兄弟俩生活十分艰苦。那时，父亲陈独秀坚持不让他们回家中过安稳、依赖的生活，让他们兄弟俩住在亚东图书馆的地板上。为了培养他的两个儿子的独立生活能力，陈独秀还让他们兄弟俩勤工俭学，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延年兄弟俩就这样在上海边打工边读书。晚上，父亲不让他们回家住，延年和弟弟乔年就住在《新青年》编辑部，饿了吃大烧饼。兄弟俩很有股倔强气，即便生活再困难也不向父亲伸手。
他们兄弟俩一向对艰苦的生活并不在意。一次，延年的祖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查看陈家在上海的产业情况时，顺道来看看他们兄弟俩。祖母一见他们睡的是地板，穿的也十分破烂，吃的是大饼，不免一阵心酸。当即吩咐家人给他和弟弟乔年添加了些衣服，并准备为他们租房子住，还告诉他们说：“你们是陈家的后代，看到你们在上海吃苦，我心里也过不去。以后家里拿钱供你们读书就是了，苦工也不用做了，一切费用由家里供给。到你们出洋读书时，家里也供养得起的。你们就一心读书吧！”可是，延年兄弟俩谢绝了祖母的好意。
父亲陈独秀不让儿子在上海的家中吃住，令他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心里也十分不安。那时，李达、陈望道以及张国焘等人与陈独秀一起办《新青年》也住在他的家中，可陈独秀就是不让延年兄弟二人回家吃饭。高君曼一向视他们兄弟为自己所生的孩子一样，从不虐待他们，于是高君曼反复劝陈独秀让两个儿子回家来吃住，陈独秀总是不听。有时夫妻俩还为他们兄弟回家吃住的事争得脸红脖子粗。无奈之下，高君曼就请陈独秀的好友潘赞代出面，希望他在陈独秀面前做做工作，让延年和乔年回家住。潘赞代多次出面在陈独秀面前好言相劝，请他让两个儿子回家，陈独秀还是一概拒绝。而陈独秀知道是妻子高君曼请潘赞代来说情的，并当着潘赞代的面斥责高君曼，此举是“妇人之见”，“徒贼子弟”，“姑息养奸”。就这样，延年兄弟俩直到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也没有回家吃住过。
二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在全国开展。当时这个运动的倡导者以“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为号召，受到国内大批想出国求学却又无法筹集昂贵学费的青年的欢迎。那时的陈延年也被留法勤工俭学的倡义所吸引。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他和乔年决定赴法勤工俭学。他们的这一行动得到了父亲陈独秀的支持。由于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吴稚晖对延年兄弟也颇为器重。为了介绍延年、乔年等人赴法，吴稚晖特地给上海华法教育会的工作人员沈中俊写信，对延年、乔年倍加赞扬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所敬佩。”吴稚晖还希望华法教育会对延年兄弟给予帮助。
同年12月下旬，一艘法国邮船从黄浦江启锚载着陈延年、陈乔年等又一批赴法的青年，经过40多天的航行，于次年2月到达了法国的马赛港，开始了勤工俭学。次年2月3日，陈延年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
到法国后，陈延年兄弟住在法国的凯旋门附近的哥伯凡街32号。他和乔年以每月120法郎的价码租了一间房间。当时的巴黎生活费昂贵，为了省俭，兄弟俩利用房内原有的煤气炉自己做饭。
1922年秋，经当时法共党员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陈延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廖焕星带信赴法，正式承认参加法共的党员为中国共产党员，并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中共旅欧支部成立会上，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被选为支部的领导成员。中共旅欧支部的成立，进一步扩大了中共在海外的力量。
192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决定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等12人赴苏联学习。3月18日，陈延年、赵世炎等一行在周恩来的伴送下，从巴黎出发，经比利时、德国去苏联。途中，他们在柏林停留了10天，一面办理护照，一面参观柏林的名胜。4月中旬，陈延年等人顺利抵达当时被人们称为“红都”的莫斯科。
1923年，陈延年到莫斯科后，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陈延年学习认真刻苦。据当时在莫斯科东大一起学习的老人回忆：陈延年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在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却总是热烈发言，阐明自己的见解。他常常为了弄清一重要的理论问题，而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平时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同学们都佩服他的精神，便戏称他为“小列宁”。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长子陈延年：人称“小列宁”（2）
陈延年1924年回国，到广州时，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不少困难。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陈延年努力深入到工人中去，学广东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他曾多次和人力车工人一起躬身拉车。当时的香港《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手车夫等等。陈延年看到后，却很高兴。他微笑着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由于陈延年坚持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当工人们得知他去法国、苏联留过学，竟不敢相信。工人们说：陈延年根本不像出过洋、留过学的洋学生，倒像一个地道的苦力。
1926年，鲁迅到“中山大学”后，得到了我党的关心和帮助，使他对党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有一天，鲁迅问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的徐文雅：“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他接着又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鲁迅还亲切地称延年是他的“老仁侄”。后来，徐文雅将鲁迅的话告诉陈延年，陈延年很高兴，称鲁迅是他的“父执”。1927年3月，鲁迅又向毕磊提出，想见见陈延年。陈延年听了毕磊的汇报，立即安排时间，在广东区委办公室里会见了鲁迅。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毕磊和当时区委秘书任曙。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那时他正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要职。同年7月4日，也就是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镇定自若，视死如归。
陈延年壮烈牺牲不久，他的亲密战友赵世炎也因叛徒出卖而被害。那时中共中央为了纪念他们两位烈士，在1927年10月24日党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一期上发文纪念他们二人，文章中说：“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是中国最大的损失之一。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二个勇敢而有力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二个忠实而努力的战士。”对陈延年的牺牲，毛泽东也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没有几年，所以人才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生前曾赞扬道：“陈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次子陈乔年：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陈乔年（1902—1928），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革命家。曾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陈乔年和哥哥陈延年一同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他的哥哥陈延年还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时延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委员，而乔年是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委员。
陈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