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孟华的父亲叫吴季炎，名门出身。吴季炎的父亲叫吴向荣，是一位商人，母亲陈氏就是陈独秀的大姐，那么吴季炎自然就是陈独秀的外甥。吴季炎与其舅舅陈独秀有着深厚的感情，有人说陈独秀的这个外甥自幼受他的熏陶，思想进步。长大后，在舅舅陈独秀的资助下曾到德、法、俄等国留学。回国后，吴季炎追随舅舅陈独秀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吴季炎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在监狱中曾遭到严刑拷打，受到过电椅、老虎凳等刑罚的折磨。但他坚贞不屈。后来，还是蔡元培先生出面，将他从监狱中保了出来。出狱后吴季炎受舅舅陈独秀右倾路线和王明的左倾路线的影响，不久被开除了党籍。
吴孟华的母亲叫李秀泉，早年曾担任湖南妇女组织的领导人，是毛主席举办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还多次聆听过“毛委员”的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李秀泉在醴县遭到敌人的追捕，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逃到南京，在这里他与吴季炎相识、结婚。吴季炎被开除党籍后，她陪同丈夫带着几个孩子辗转流离，到过上海、江西、贵州、四川等地，最后到江津与陈独秀、陈松年一家住在一起。
二
1948年，吴孟华跟随父母又来到了上海。由于长期的颠沛流离，加之严重的营养不良，使她的身体十分虚弱，患了肾炎。15岁的吴孟华就切除了一个肾。做完手术后，医生曾对她的父母说：“即使这孩子今后的情况好了，至多也只有五年时间的生命。”
然而，吴孟华却顽强地活下来了。上海解放时，16岁的她正在师范读书，她高兴地参加了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游行队伍。从此，她羡慕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妈妈，立即得到了妈妈的支持。
吴孟华生性活泼，能歌善舞，又有文化，入伍后编入解放军三野兵团的文工团，成了一名部队的文艺战士。
在部队这个革命熔炉里，吴孟华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那时她的足迹和歌声遍及三野的每一个营地。她出色的女高声独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她演唱的《王大妈要和平》、《苗家歌唱毛主席》、《藏胞歌唱解放军》等也成了战士们喜欢的歌曲，因而被战士们誉为“小百灵”。1952年5月，吴孟华荣获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授予的“优秀歌手”的光荣称号，并荣记一等功。
三
由于身体不好，吴孟华1952年就从部队转业，被安排到福州市工作。在这里，经人介绍，她与在福建省检查院工作的上官成祯结了婚。
1956年，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动工，吴孟华与丈夫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愿报名来到西北，投身到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建设之中。在这里吴孟华被分配到三门峡水利工程局的子弟学校教书。丈夫上官成祯被分配到局机关工作。吴孟华工作积极，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并成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连续几年被评为优秀教师。当时三门峡的音乐教师几乎都受过她的培训。
正当她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顺时，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来临，她由于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老舅爷陈独秀的亲缘关系，不久被划为右派分子。那时吴孟华才27岁。不仅如此，连她的丈夫上官成祯也受到株连，将他从局机关下放到基层施工队当支部书记。当吴孟华看到丈夫因为自己受牵连，影响他的前途时，吴孟华内心无比痛苦。为了丈夫，善良的吴孟华在一次接受造反派的批斗后的当天深夜里，她含着泪水写了与丈夫的离婚书。上官成祯看到后，立即将它撕得粉碎，并将它烧为灰烬。吴孟华看到眼前的丈夫，更加深了对他的爱。从此丈夫既是她生活的伴侣，更是她精神上的重要支柱。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吴孟华又被划成“反革命分子”，丈夫被打成“走资派”，有时夫妻二人还被造反派挂上黑牌子上游街行。那些受蒙蔽的学生还向他丢石块，扔沙子，甚至还对她进行了辱骂。在丈夫的支持下，她更坚强了。她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还她和外祖父以公道。
四
1976年，“四人帮”终于倒台了。丈夫上官成祯调任博爱县委书记，吴孟华戴了20年的右派帽子也被摘除了，调任县文化馆馆长。其后，吴孟华又调任沁阳师范学校任工会主席，兼学校的文艺总辅导员。在这里，吴孟华重新焕发了青春。在这期间，由她作曲的《布谷鸟飞回来了》的歌曲，多次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这首歌在港台地区也生产了不小的影响。1988年，吴孟华被吸收为河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祖父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也得到了确定。1985年，就在吴孟华即将离休之时，她凭着多年来对党的坚强信念，怀着激动的心情，再次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请，这已是吴孟华人生第五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1998年7月1日，在党的77岁生日这一天，沁阳师范学校党委在吴孟华家里为她举行了一个特别的入党宣誓仪式。在鲜艳的红旗下，吴孟华终于举起了右手，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她几十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此时吴孟华高兴地对记者说：“现在人们能够正确地对待历史，我的老舅爷陈独秀虽然在历史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在建党初期对党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我现在再也不怕有人说我是陈独秀的外孙女啦，相反我倒觉得非常自豪。”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与毛泽东有着良好私人关系的章士钊
章士钊（1881—1973），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律师。字行严，湖南长沙人。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解放战争后期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团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是毛泽东家中的常客。
章士钊早年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与当时求学的黄兴为莫逆之交，后又与黄兴一同进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1903年，全国发生拒俄运动，江南陆师学堂学生积极响应，章士钊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领袖。不久，章士钊又因《苏报》案而一举扬名。一个月后，章士钊又创办《国民日报》，继承《苏报》传统，继续宣扬民主自由思想。与孙中山等人一同讨袁失败后，逃亡日本，创办《甲寅》杂志，倡导革新，反对专制，追随孙中山。北洋军阀段褀瑞执政时，下令禁止学生的反帝活动，压制北京女师大学潮，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时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曾被鲁迅先生斥为“落水狗”（近来有的学者撰文说，“三一八惨案”时章士钊在日本）。
章士钊与毛泽东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早年就曾与共产党保持密切的交往。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手持杨昌济（杨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父）先生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先生，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章士钊先生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2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毛泽东将其中的1万元资助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1万元用于湖南的革命活动。1961年，即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毛泽东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以“还钱”的名义解决章士钊先生生活上的困难，每年支付2000元给章士钊先生，连续支付了10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章士钊先生非常担心毛泽东等中共一行人的安全，两人相见时，毛泽东咨询章士钊先生对形势的看法，章士钊先生认为蒋介石无和谈诚意，重庆之地不可久留。在众人面前章士钊又不好对毛泽东直言，于是章士钊在手心上写了一“走”字，示意毛泽东，然后凑到毛泽东耳边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949年9月，章士钊先生受中共之邀，参加开国大典，从此定居北京。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红卫兵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章士钊先生认为，这样的搞法很不妥当，会把国家搞乱的，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坦率直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并希望党中央的领导要团结，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一下子把他打倒。毛泽东接到章士钊先生的信后立即回信表示：“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的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在那种非常的情况下，虽然毛泽东并没有听从章士钊先生的劝告，但也没有将其打成反革命，就算对他是客气的了。
1973年，章士钊先生已是92岁高龄的老人，他向党中央提出再度前往香港探访亲友，寻找和平统一台湾的途径。他的想法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为此，周恩来总理还为章士钊此行安排了专机，并且特别为章士钊老人配备了医生、护士、秘书及警卫。章士钊先生此次前往香港，名为探亲，实则是身负恢复与台湾联系的重任。章士钊先生到香港刚好一个月，因年龄太大，加之气候不适，便病倒了，于同年7月1日在香港与世长辞了。骨灰运回北京后，于7月12日，中央在北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出席追悼会的有朱德、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及郭沫若等人，毛泽东还为他送了花圈。
章士钊先生一生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他曾因留学与考察，到过日、法、英、德等国。对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法学及逻辑学均有很深的研究，对康德、弗洛伊德及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均有翻译。他是中国人中惟一一个与名震全球的心理分析大家弗洛伊德通过信的人。章士钊先生一生著述丰富，其著作有《中等国文典》、《逻辑指要》、《柳文指要》及《章士钊全集》等，近500万字。
章士钊先生一生先后有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叫吴弱男，吴氏原籍安徽庐江，出身名门，13岁时就曾留学日本，攻读英语。1905年，吴弱男参加同盟会，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在日本与章士钊相识。吴弱男回国后，在天津女子师范任英文教员，随后吴弱男留学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法政和逻辑。1909年4月，正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先生与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生有三子：长子章可，自幼生长在北京，其后随母亲在欧洲生活了近10年。希特勒、墨索里尼上台的前后，他正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油画。那时的章可30岁不到，正是年少气盛之时，亲眼看到了纳粹党兴起时狂热的日耳曼情绪，受其影响，产生了一些对希特勒的模糊看法。为此，在肃反运动中，章可还被隔离审查过。那时，章可任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院长，连院长的职务也被撤了。从此，章可一生潜心于绘画。由于他是搞艺术的，又在国外生活了多年，一切都要求尽善尽美，但他缺乏生活经验，加之性格又孤僻，社交圈极小，人到30多岁，婚姻大事得不到解决。对他的婚事，章士钊先生非常操心。一次章士钊托人给章可介绍一个警校姑娘，一见面，他就不同意。其原因是说那姑娘太严肃。后来父亲又托人给他介绍安徽桐城派作家方苞家的一个小姐，章可又说人家涂了口红，太摩登。就这样，他的婚姻一拖再拖，一直拖到60多岁，才结婚。章士钊先生二儿子早年在德国的格廷根大学攻读数学，回国后曾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三子曾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回国后从事翻译工作。二子、三子不幸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病早逝。
章士钊先生的第二位夫人叫奚翠珍，苏州人，婚后收养一女。这个养女就是后来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女士。章士钊先生的第三位夫人殷德珍，原名雪明珠，江苏无锡人。雪明珠曾当过演员，演过《三娘教子》。据说雪明珠还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的入室弟子。雪氏婚后无子。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女儿章含之：毛泽东的英文老师（1）
章含之（1935— ），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翻译家，章士钊先生的养女。曾任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副代表、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并参加过中美建交会谈等重要外交活动。
章含之1935年出生在上海，生母是上海永安公司一名普通的售货员。据章含之女士透露，她实际上是一名私生女，生父是一个权大势大家庭出身的公子哥。小含之出世后，生父从她母亲身边夺走她，但是母亲坚决不给，母亲宁愿将女儿送给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为此，父亲请出了上海滩有名的律师出来调停，但也毫无办法，于是这位律师干脆说，既然这样，那么这个孩子谁也不给，就我抱走算了。这个律师不是别人，正是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将含之领回家后，交给第二位夫人奚翠珍细心抚养。从此，章士钊先生和夫人将她视为掌上明珠。
1946年，章含之考入上海震旦女中后，章士钊还为她请了一位震旦女中文理学院的大学生任家庭教师。这位老师每天下午来章家后，用一个小时帮助含之复习功课。小含之很调皮，当老师一走，她就跑到离家不远的一个“作家书屋”去看一些不花钱的书，如巴金的《家》、《春》、《秋》等书。
小含之还酷爱话剧。在上海读书期间，每当曹禺的《雷雨》、《日出》公演时，她都一定去看。当时上海的一个广播剧团把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改编成话剧《水仙花》，连续播出时，章含之每次必听。受其影响，那时的章含之很想将来能当个话剧演员。有一天，也是她的父亲章士钊偶然得闲的片刻，父亲突然问含之将来长大了想干什么，含之脱口而出，告诉父亲说想演话剧。她万万没想到父亲大为不悦，当即教训她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读好了书我送你出国留学。章家门里不出戏子！你要去做戏就不许进章家门！”为此，章含之当时委屈极了，不知道演戏有什么不好。本来，平时的章含之和父亲之间的沟通就很少。经过这次短短的谈话之后，章含之对父亲更加敬而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