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了。”我舅妈一言不发地递给他几张印满铅字的纸，那是我舅舅离开后邮差送来的三封电报，每一封印着不同日期的邮戳下都写着“查无此人”。
第一部第4节 倾听自然的声音
我姥爷去参加汽车厂老干部联谊会的那天上午毛毛的父亲来到了我们家。我姥姥惊慌失措地把他请到了客厅里。毛毛的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了一个多小时烟也不见我姥爷回来。开始他只是和我姥姥聊这闷热的天气，告诉她不久就会下雨的。然后最让我姥姥担惊受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问我姥姥是不是有个孙子叫杜宇琪。我姥姥默默地点点头。“那么您孙子现在住在哪儿呢？”我姥姥没敢回答他。她挥着手臂对他解释杜宇琪是个多乖多听话的孩子，她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到后来简直有些语无伦次，连送他出门的时候还以那种近乎哀求的口吻对毛毛的父亲讲我们全家都为毛毛的死感到难过。“人反正都死了就别再追究我们宇琪了，不然我们家里会变得比你们还痛苦。”她说，“我们还是私下里解决吧。”
我姥姥在晚上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姥爷。我姥爷把烟点上没有说话。晚饭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们毛毛的爸爸明天还要来。“那怎么办？”我姥姥放下碗筷，她根本吃不下去。“千万不能把宇琪家里的地址给他。”他说完便回屋看京剧去了。尽管我姥姥想了一夜应付毛毛的爸爸的答话，不过他却没再来我们家，以后也没再到这里来。正像邻居们所预料的那样。毛毛死后的几年里他迅速垮掉，已无力再去做财政局局长的工作。辞职后每天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花园的长椅上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把耳朵贴在出事地点的那棵白杨树干上倾听自然的声音。然而他还是没有经受住命运的折磨，五年后的一个秋天死在了湖北老家。我姥姥在第二年春天知道了他的死讯。他妻子把他葬在毛毛的身旁，那片长满蒲公英的墓园里。
我将我表哥杜宇琪的酒杯添满。底层的气泡将杯里的野葡萄酒溢出来，紫红色的酒水积成一股细流在桌面流淌，好像要写出几个字母那样曲折地前行。我们漠不关心地听一首歌直到结束。我说我想知道这些年他都在做什么。“写小说，”他托起高脚杯看着我，“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旋转的灯光落在酒杯的表面呈现出各种被染过的颜色。我计算出在前四分三十秒里缓慢移动的灯光始终照不到东南角和西北角，而后四分三十秒另外两个相对的角落则保持着同样的黑暗。我表哥接着写了十分钟后停下来，双手放在桌面上，之后他的目光就盯在某一处想着下一章的细节。他涂满亮甲油的指甲在黑暗中闪着荧光。他把这当成时间对他的约束。每次他要写一篇小说时总会在十指涂满亮甲油，告诫自己在最后一丝亮甲油从指甲上消失之前一定要完成这篇。我告诉他我真不明白是什么使你生出去写作的念头。他举起酒杯尝了一口，回过头冲着吧台向服务生要冰块。在我起身时他才想起他要找的人就是坐在对面的我。“那先别走了，”他笑着说，“因为我想把毛毛的死用心地写下来，而这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做到近乎完美的程度。这是我能给毛毛的最好的补偿，也是我得以解脱的唯一途径。”
公告在黑板上贴了不到一个星期便被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女人扯掉了。星期一傍晚她挤进聚到公告前互相猜疑的人群中，不动声色地用小指将风干的公告揭下来。似乎她并不想破坏这张公告的完整，细心地起开四角后整张公告便轻轻地落到地面上，她捡起来铺在双膝上叠了四折把它放进挎在右肩的红色绒面的包里，然后穿过目瞪口呆的众人消失了。那些对此无法理解的警察在第二天清晨又贴了一张比原先更大字也更清晰而且粘得更牢的公告。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他们派了专人在宣传板的一侧二十四小时守护着。但是那几天实在太热了，尽管大多数人希望尽早见到雨而满心虔诚地去七街从坐在路旁占卜的老人那里买来了各种各样的神像，然而雨却迟迟未被请来。在烈日下守护的警察每隔两小时便忍不住跑到楼后的凉亭喝瓶冰镇啤酒，回来时他刚刚转到楼前就看见远处的宣传板上已不知被谁用墨汁弄得一片模糊。接下来警方除了再写一张公告贴上去之外几乎无能为力。
由于我姥爷时常在晚饭过后的两小时里伏在茶几上盯着玻璃板下的公告沉思不语，星期二下午我姥姥整理房间的时候将那压了近十天的公告从玻璃下抽了出来。她带上花镜在窗前重新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摘下眼镜，却忘了眼镜盒被她放到了哪里。她走遍了三个房间和整个客厅也没有找到才躺到床上。我姥姥望着天花板默不作声，我知道她在想整个家里会从此失去了什么。后来她双手捂住眼睛，仿佛在止不住地伤心。去年年底我姥姥已请人粉刷过一次墙壁，现在天花板由于烟雾长时间的熏燎又恢复为原来枯黄的样子。“不可能的，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正派人。”她说完，起身划根火柴点燃了那张令人不安的公告。
我在那年秋天的区运会上没能跑进决赛。我妈妈对此很失望。尽管教练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我接触这项运动的时间太短了，但我明白自己并不需要这样的安慰。苦练了一个冬天之后，在春运会上我总算跑出了第三名。靠这个成绩我直升到区里最好的中学念书。体育队很乱，里面的人很杂，大多数队友都已不再上学，他们在不训练的时候便跑到学校门口帮别人打架。我爸爸第三次在迪厅把我从队友中间拽出来时就作出让我从此离开体育队的决定。他拨通教练的电话在一阵吼叫般地责备后语气平静地对那边说：“周贺不再搞体育了。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要让他学习。”我从没认真想过自己具有哪一方面的天赋，绝不会对我爸爸让我学习而放弃体育产生任何抵触想法。在我爸爸的督促下我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光。我父亲仿佛一位通晓一切的占卜师打我一出生就开始控制我此生要走的路。以前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在电影院里凑近我的耳朵低声对我说她发现原来我是个很本分的人。我不清楚这有什么不好的，就好像我始终弄不懂我表哥杜宇琪为何那么叛逆一样。我觉得既然我爸爸已经为我设计好了一生的道路，我就不该去过那种与他的意愿相背离的生活。
我和我表哥偶然遇见后的几年里我总是在想我们的差距为什么那么明显，就算我马上就向着他那里行走一辈子也无法到达他那一侧。在他从大学消失后的前三年我舅舅偶尔会收到他没有回址的来信。这些信居然一改他往日的忧伤以一种令人愉悦的笔调记述了他路上的各种见闻。我那敏感的舅妈仅仅从结尾的一句“渐渐忘掉那个有负于你们的孩子吧”就断定杜宇琪的生活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我舅舅按照信封右上角隐约可见的邮戳上所标明的城市带着我舅妈登上火车去找我表哥。他们一一到了每个邮戳上的城市，仿佛一路上都在追随着我表哥的踪迹，在长沙他们骑着一辆自行车问遍了所有能够过夜的地方，在重庆的盘山道上他们险些和那台租来的摩托车一起丧命于深涧之中，在上海他们有些鲁莽地闯进每一家酒店进行搜寻，望着杭州碧绿的西湖我舅妈终于绝望了，她不得不承认她的儿子杜宇琪彻底从这世上消失了。
有一天深夜我姥爷和我姥姥在客厅里吵起来了。我受惊的表弟抱着我的头把我从梦中摇醒。我听见我姥姥不停地哭，同时用尽全力摔玻璃，大声质问他凭什么要比别人更关心“毛毛惨案”。其实我姥姥也知道她并不比我姥爷想得少，自从那张公告出现她就开始害怕听到任何人再谈起它。那天我姥爷由于持续不停的胃痛在凌晨一点半从床上下来到客厅找药吃，黑暗中他竟摸不到刚刚放在茶几上的药丸，他打开灯在桌脚找到那颗滚落在地的褐色药丸。在茶几上掰开时突然发现玻璃下面的公告不见了。于是他走进我姥姥的房间叫醒她。“烧掉了。”“但你从没对我说！”“跟你说什么？你一直就瞎猜谁是凶手。”“我猜谁了？”“杜宇琪！”她跳下床，大声喊着，“还把警察叫到家里来调查。我告诉你，宇琪不是！他是我孙子，我的孙子这事他不会干的！”
就这样他们吵了起来。到最后我姥爷一句话也不说了。我姥姥就伤心地哭着往地上摔东西。不同的东西落到地面会发出不同的响声。我和表弟在里屋能听见各种杂乱的声音，就像一间堆满杂货的仓库凌乱不堪。我表弟抓着我的手臂害怕得发抖。我姥姥在客厅里慌乱地走动，双脚踩在玻璃上发出喀嚓喀嚓的声响。碎玻璃扎透拖鞋，划破她的脚心，鲜血滴满凉席，她却全然不知疼痛地低声哭着。我们躺在床上听着街道上来往的汽车，随着每一辆汽车的经过，车灯照进窗户，我们大大的影子便绕着墙的四壁滑上一圈。汽车驰过之后，窗户两侧的角落里的黑暗就一片片地向四周扩散，仿佛无数条深青色的蛇在屋子里静静地爬行。我听到墙角咝咝的声音和墙皮脱落的声音，那是黑暗的响声。我开始乞求夏天快点过去，太热了，热得好多事情都变得不成样子了，以至于一场凶杀案便令所有人都落进迷惘的陷阱里。这场命案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因为这个，每个人都变了，认不出原来的模样。这世界变得不能让人相信。有一阵风从花园的树林深处吹过来，一丝凉意袭过我的全身。我表弟抓着我的手睡着了，我能感觉到他的和自己的心跳。或许雨就要来了，雨一来这夏天就会过去的。雷奇队长说过，这夏天一过命案就结束了。快点结束吧，一切都回到从前，大家不会再互相猜疑，也不必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我在黑暗中打着手影，等待下一辆车的到来，看着大雁在墙壁上自由自在地向南飞，直到飞得看不见为止。
在离开长春上大学之前我表哥杜宇琪最后一次回到他爷爷家里。他是来和家里人告别的。这一次告别却成了永别，七天后他乘着往南飞驰的火车驶向北京，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一路往南走，很多城市他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却再也没有回到长春来。在长春的最后几天他收到了我的姨妈们和姥爷送给他买衣服的钱。上午他先和我姥爷单独说了会儿话，然后拉上我去了文化广场。下午三点的时候杜宇琪怀里揣着一千块钱走进文化广场，像个赶集的妇人那样不知所措。银灰色的鸽子仿佛一群刚刚上岸的企鹅摇摇摆摆地走进花丛中啄着靠在树下睡觉的乞丐的指甲，被惊醒的乞丐赶走后它们便躲开川流不息的人脚走近那条正伴随着杂耍人的笛子声翩翩起舞的青蛇。五分钟之后我表哥将所有的钱都输在了地下游戏厅里。他走上来默不作声地喂了半小时鸽子。那些卖货的小商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试图吸引匆匆过往的游客。一位带着红袖标的老太太走过来请杜宇琪不要再喂了。我表哥对她笑笑拉着我上了回去的电车。电车每五分钟停靠一站，在有节奏的铁轨声中我告诉他就这么空着手回去会挨说的。“不可能，”他盯着刚上车的那个衣着怪异的女人说，“因为我把晦气也输在那儿了。”
那女人穿着那种只有上了岁数的老人在过年时才会穿的唐装，红色丝绒面上绣了一个顺时针念是“唯吾知足”的中国古币。她从腰间拽了一条白布带系在额头上放声哭起来。车上其他对此感到莫名其妙的人同情地问她怎么了。“王伟死了，邵云环，朱颖她们也牺牲了。”她跪在铺好的国旗上开始磕头，唱着凄切的哀歌。“你们现在和我一起喊，”她起身冲着那些冷漠的人群说，同时挥起国旗，“打倒美国佬！”没人应合。她又喊了一次，“推翻美帝国主义！”有人忍不住笑了出来，他们想不到还有谁能病到这种地步，跑到车上来这么夸张地煽情。“你们个个都是中国人！”她收起国旗打算下车，“一点也不知羞耻。”她在车外扔进一个纸团。车开的时候纸团刚从空椅上吹下来，在颠簸的汽车上滚来滚去。一个好奇的女孩把纸团捡起来，看了一会儿问她妈妈倒数第四个字念什么。“葬，就是办丧事埋起来的意思。”她妈妈说完看着窗外，然后转回去又看看纸条，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旁边的人抢过纸条，大声将后来引起骚乱的那句话念出来：“四点一刻，两声连响，陪伴英雄，葬身于此。”
车上顿时乱成一团，那些胆小的女人求司机停车嚷着要跳下去，几个男人很细心地将电车上每个角落都搜寻了一遍也没找到炸弹，唯有一个不相信的小伙子看着表大笑不止：“还有三分钟，两分四十秒啦。”后面的车连续鸣响汽笛催促前车。车上所有的人连同司机一起跑到车外。他们在等着看四点一刻是否真的会爆炸。外面下起小雨，细雨落到树叶上，路面上，以及高高挂起的广告牌上，整个世界都显得亮晶晶的。我表哥一直在想什么而不说话。没有爆炸，人们长舒一口气又回到车上。我表哥拉着我从两个男人中间挤出去向家走，过往汽车溅起的泥水落到我们裤子上的时候，杜宇琪终于想通了那个折磨他一路的问题：“那女人是毛毛的亲妈妈。”
第一部第5节 藏匿的恐惧
宣传板上的公告所引起的不安不单降临在我姥姥身上，很多邻居都已经感觉到那种凶手可能就在附近藏匿的恐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聂大娘渐渐明白了这个暑假她将无法和儿子见上一面，这使她开始对生活中任何细微的事情都变得敏感起来。她再也不敢一个人在天黑时走出房门，甚至楼道突然亮起的灯光都令她感到恐慌。尤其是那位岁数大得已无法记清的李奶奶，总是在人最多时说出几句莫名其妙的话给社区的傍晚时分制造紧张气氛。她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在上星期四夜里看见一位右臂缠着绷带的男人在楼前晃来晃去。季三叔笑着劝她还是先想一想到什么时候才能去上敬老院这类实际点的问题。“就快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