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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两个人跑到庙会痛痛快快地玩了一整天。
“你呢？家里还有谁？”
到晚上他们在地摊吃面时她突然问他。她冲他眨着眼睛，警告他别说假话。
“我爸爸，”想起他父亲他有点儿不好受，“他已经老了。”
第四部第3节 逃婚的经历
第三章
尽管张文再始终没有把自己逃婚的经历讲给袁南听，然而他父亲在来信里却一次又一次地提及了此事。在七月末的一封信里他父亲劝他不要再给家里写任何回信。“他们正四处找你呢。”他父亲说，“咱们所有能沾上边儿的亲戚他们都问遍了。”就只有这么几句话。他父亲没有告诉他别的，没有告诉他那些人是如何逼着他说出他儿子的去处。“别寄钱给我。”他信里写道，“他们翻走家里所有的值钱东西，而且说这些还不够偿还一半的。”通常读这些信的时候张文再总会泪流满面，他不愿意自己的愚蠢行为给父亲带来那么多的麻烦。父亲后来的一封信提醒他应该想一想对女方的伤害。“她怀孩子了。”他父亲转告他，“他们吓唬我说要打掉他，不行，我不答应，我是他爷爷。”为此他父亲将家里的那头黄牛和两只小猪一并拉到集市上变卖了一笔钱送到女方家里才保住了他孙子。“人们在骗您。”张文再在拟好的一封回信里写道，“那不是我的，她已经不是处女了。”不过张文再还是没敢把信投出去，不是因为担心他们会在信封上查出他的住址，而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让父亲再尝受一次受骗后的痛心。
十二月初的时候，孩了出世了。“是个男孩。”他父亲高兴地告诉了他，“但是他们不给我。”他父亲三次踩着枯黄的树枝，趟过冰冷的河水，忍着饥饿在天黑之前赶到女方家里，却一眼也没有见到孙子的模样，反而在遭到一阵奚落后于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走一夜的路回到那间破房子。没有讲，他父亲连这些也没有抱怨过。他没有抱怨那些邻居们当面嘲笑他们父子两人，一个逼死了自己的女人，一个抛弃了自己的女人。然而这些张文再都从字里行间读出来了，他伏在桌前为他父亲的屈辱痛哭不止。虽然他母亲刚死的那几个月里他就对父亲暴躁专断的性格记恨在心，然而越来越多的经历使他开始明白，悲剧的发生并不是某个人的过错，只不过是上天将人物关系组合错误的结果。
一月份过后他父亲来信劝他今年不要回家了。他说他知道一个人在外地过年孤零零的痛苦。“而且我也将面临同样孤独的折磨。”他父亲说，“打这个号码。”他父亲说他打算在除夕夜去乡委守候他的电话，“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我儿子的声音。”
张文再把号码记在墙壁上，记在手掌心，记在灰色外套领口处“出头”两个字的下方。随着春节的渐渐临近，他明显地感觉到身在异乡的落寞。小年那天他去参加袁南单位举办的联欢会。坐在角落里他边吃花生边欣赏她美妙的钢琴伴奏。“她拥有艺术的天赋。”他想，“而我，充其量也只是个文学的附庸者。”一阵热烈地掌声过后，他对从台上向他走来的袁南许诺，如果将来他攒到一大笔钱，他一定要买下这世界上最好的钢琴送给她。
“只由你一个人演奏。”他说。
“咱俩捆一起卖了都换不来呢。”
她笑起来，眼睛清澈明亮，像外面飘落的新雪。他没有随她笑，点起一支烟静静地抽起来。不知为什么，原来他以为爱情或许可以抚慰他心灵的孤独，然而等爱神真正降临的时候，他又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空旷。他确信自己爱她，以前从未有过这样一个女孩令他如此动心，然而这似乎并没有使他快乐。“可能是事业上的碌碌无为吧。”他想。
由于他讨厌去见那个傲慢且自以为是的远房亲戚，所以并没有得到提升的机会。工作十个月后他的工资从原来的十五元提到二十五元，还有，他终于从临时工升为正式职工。就是说他注定要在这座由书籍筑起的迷宫里用一辈子的时光来寻找出口。他不敢想象自己年岁大了的时候还坐在这里气喘吁吁的情形。“到那时，”他在从架上随意抽出的一本书的扉页上写道，“我真希望这里面有一本书写的是我，或者是我写的。”
馆里在春节休假三天，大年三十那天他忙完了一上午带着一本《半生缘》回到了地下室。躺在床上借着微弱的光亮读完张爱玲的这本书时已经是晚上七点钟了。然后他走出去决定找个地方给他父亲打电话。电话那边占线，他知道在这一刻有好多人都围在那里等候远方亲人的电话，他父亲倚在门外焦虑地吸烟，却无力催促别人让他们的通话快些结束。
人们陆续在街道两旁燃起烟花，直飞云霄的爆竹仿佛要将夜空的星星炸落下来。寒风夹杂着轻雪吹在他脸上迅速化为水珠。他走进一家饭馆打算吃点饺子来送别这即将过去的足以令他反复回想的一年。因为新一年的到来老板送给在座的客人每人一瓶啤酒。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剥花生的中年人冲他笑了笑，他琢磨着是不是该把这个同样孤单的男人请过来一起喝酒。他在斟酒的时候想到了明年这时候他是不是还会如此孤寂地熬到午夜的钟声响起。那个男人冲他摆摆手谢绝了他的邀请。
“我在等我儿子。”
他说。但他还是搬着椅子坐到张文再旁边，并且又付账买了一瓶二锅头摆在两个人的中间。他倒满了两个酒杯。
“来，干一下吧。”他说，“我儿子今天回来。”
“我父亲，”他断断续续地说，“他也在等着我。不过他希望我活出个样儿来，所以我不能回去。”
他们碰了一下杯后一口喝尽。那男人把剥好的花生放到盘子里。花生在平底瓷盘里向四周滚去。他匆匆捡起几个就要掉下去的花生吃下去，问道：
“南方人？”
张文再没回答，用手抓起花生剥下红皮扔到嘴里，接着又喝了一口白酒。他怕张文再将他的问话误解为本地人对外来人的轻蔑，又接了一句：
“留在长春吧，她会越变越好的。”
“是啊，”张文再说，“整个中国都会越变越好的。”
“十年了，该到好好发展的时候了。”
之后他们便没再说什么。张文再拿出一包烟递给他一支。
“我答应我儿子要戒烟的。”
“过年了，抽一支吧。”
张文再给他点上火，两个人看着远处的烟花默不作声，玻璃不时被鞭炮声震动起来。一个挎着背包的男孩走进饭馆四处张望。
“这儿呢！”他拿着手臂叫道，“来，再干一杯，我儿子回来了。”
他在喝下一杯酒后接过他儿子的行李高兴地离开了。张文再走出去给他父亲打电话，那边依然是忙着。他走回来继续喝着剩下的酒。人们渐渐离开座位，高声呼喊着走到大街上欢庆新年。他向老板要了纸和笔打算给他父亲写封信。“别再自责了，爸爸。”没有称谓，没有问候，第一句话他就这样写。随后他说他相信远在天边的母亲一定会原谅他的。后来他考虑了一会儿将这一页撕了下来。他在新的一页对他父亲讲了长春出奇寒冷的冬季，这场突如其来的爱情，以及他得到了稳定而轻松的工作。“还有，我发现在这里我完全可以找到我的幸福。”
老板拎着一袋烟花走过来叫他一起出去放。
“全都放了，咱俩过过瘾。”
他们沿着大街放了一路的烟花，不时有一些孩子提着灯笼在他们身旁走来走去的。张文再告别老板又拨了一次电话，他听到他父亲的咳嗽声。
“我是文再，爸，我在这儿过年挺不错的。”
他父亲在那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把嘴唇贴在话筒上，看着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往家里赶路。
“我姨妈她们过来了吗？”
他问。他知道不该问这个。打从他母亲死后，他父亲和她们只在送葬的那天见过一次。此后他们便形同陌路。虽然他父亲在几天前的来信中曾欣喜地说她们打算在除夕夜一起回家过年，但他看得出来，那只是他父亲为了让他在外地安心生活的众多谎言的一个，不然他父亲也不会自己跑到乡里来在电话前死守到深夜。
“哦，”那边有人说话了，“你是抽烟袋那老头的儿子吧。他睡了，在会客室呢，我叫他去。”
“不，不，让他睡吧。”
他匆忙挂掉电话，拐过烟雾缭绕的路口，靠在一棵枯死的杨树下抽起烟来。他不敢再听到他父亲的声音，害怕听到的声音会变得难以预料的苍老。“还是写信吧，”他想，“透过纸张的感恩。”不过那封写好的信被他忘在了饭馆的桌子上，他不愿重复自己走过的路去取回来，于是踩着爆竹的碎屑他向袁南的公寓走去。
冷风吹过他的胸口，眼前的街道渐渐向四周散开分成好多条上下晃动的小路。他系好大衣上的每一个扣子，确信自己还没有醉。他扒着脱落的墙皮走上二楼，倚在门旁喊她的名字。
“都这么晚了……”
她说着收起还差右袖口的灰色毛衣，打开房门。十二月份她在一个下雪的周末从朋友那里学会了织毛衣。然而越来越多的麻烦打乱了她在新年前完工的计划。除夕夜她望着散落一地的毛线和残缺不整的毛衣开始为不能把它当成新年礼物送给张文再作为一个惊喜感到难过。后来她安慰自己完全可以延期到元宵节再送出去。这一夜她一个人守着空房子赶织毛衣。傍晚的时候她到收发室接到了老院长打给她的电话。直到现在孤儿院里还保持着每到新年便问候从那里毕业的孩子的良好习惯。她不禁为院长的殷勤慰问感动。只是院长过多的勉励和忠告令她渐渐察觉到他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使她工作更为上进而为院里争荣誉，并非源于对她的关心。她有些悲观地感到这世界不会再有什么人关心她了。怀着这样忧伤的想法她谢绝了三楼的一位同志要把她领回家过年的邀请。织累了的时候她便用指甲在窗前刮下一层白霜看着外面散开的烟火。相信他一定会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前赶过来陪着她的预感使她到这时候都没有入睡。
“这么晚了，”她明白自己在这一夜的长途跋涉中熬到了终点，说，“进来吧。外面怪冷的。”
“出来吧，”他拉到她的手，缓缓说道，“我们，谁都不应错过这么美妙的夜晚。”
穿好衣服她跟他走到外面，所有的人都摆放好爆竹待新年到来之时一并点燃。
“你又喝酒了。”
他停住脚步侧身看着她，他想说以后绝不会再喝了，但他怕这句话一旦说出来他就会背负责任，而且他担心她将这种话理解为丈夫对妻子的许诺。他们专挑没人踩过的小路走去，双脚藏在雪里像个孩子滑着地面前行。
“我从没像现在这么清醒过。”
他说。附近的人们听着收音机里的倒计时。“三、二、一。”他们喊着。然而广场的大钟没有响。有人用望远镜看到大钟的时间慢了一分钟。迫不及待的人们点起了爆竹。声音随着空中的烟花此起彼伏。张文再冲着夜空大喊了一句，但还是被漫天的爆炸声淹没。
“你喊什么啦？”
她问。她觉得这种狂吼式的发泄并不会让任何人听到怪有意思的。他双手伸出袖口，反复地搓着，低声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我们结婚吧。”
声音太小了，更不可能被听到。“算了吧。”他为自己一时的冲动感到可笑。大钟终于敲起来。虽然迟到了六十秒钟，仍然又一次激起人们的热情。大家热烈地欢呼着。人们开始团起雪球互相扔着。她躲开一个不知从何处飞来的雪团。张文再对她笑了笑。然而她没有笑，表情严肃，静静地站在原地。风将她披散着的头吹起来，她在出门前忘了将头发像平常那样束起来。此时她正在考虑一件事，不久等鞭炮声渐渐减弱的时候她作出了这个值得她一生骄傲的哪怕是二十多年后当她知道张文再就是杀害她女儿的凶手时也不曾后悔的决定：
“我答应你。”
第四部第4节 同一节日
第四章
最后他们把婚礼的日期定在正月十五。尽管一开始张文再不能接受和去年的婚期在同一节日的巧合，然而后来他却成了在此日结婚的最坚定的拥护者。“或许是命运的嘲弄。”他在初七晚上给他父亲的信里写道。他知道这封信要在北京和武汉停留两次，等他父亲来到也会是十天之后的事情了。第二天他又给父亲发了份电报。两天后父亲把电话打到他单位告诉他自己日渐衰弱的身体已不允许他坐上五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前来参加。“还有，”他父亲说，“把这笔车钱省下来，你们也充裕些。”
他父亲当天又寄给他们二百元钱，这已是他父亲第二次挨家挨户敲门才凑齐的钱。张文再拿出本来打算寄给父亲的一百元钱添了进去，加上袁南攒下的一些刚好够置办一次简易的喜事。张文再退掉地下室在市郊租了一间稍大一些拥有充足阳光的房子。正月十四两个人花了一天的时间用彩带和气球将小屋子点缀成袁南在童话里读到的那种样式。
到他们备好了喜糖和花生打算请一些不错的朋友前来参加的时候张文再才想起来，虽然他在图书馆干了将近一年，却没有交下一位要好的朋友。他父亲在电话里提醒他别忘记邀请那位远方的亲戚，但由于张文再实在不敢想象他和袁南两个人在这个都不知怎么称呼的亲戚面前鞠躬，就没有在单位告诉任何人。
倒是袁南有好多亲密的朋友。元宵节一大早他们就赶到新家，然后逼迫着他要一切按照习俗那样坐车到女子公寓去接袁南。十几个人轮流架着新娘用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回来。在其他人还围在火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