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途中，季源溥向褚龙吟打听与陈立夫谈话的内容，褚简要对季源溥说了一遍，季源溥听后，很惋惜地说：“可惜，可惜，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你干，给你一个为党国立功的机会，你却领会不到上面的意图，不愿去执行，这一失招断送了你老兄一生的前途啊！”
褚龙吟的看法与陈立夫及其特务们不同，任凭他们怎样说，他总觉得，在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时刻，最迫切的任务是抗日，万万不能伤害主张抗日的人士。
这天晚上9点，季源溥又将褚龙吟带到一处院子很深的房子里住下。坐了一阵，季源溥对一个送茶来的用人说：“老丁，这位先生要在此住几天，你要好好照顾他。”
听到季源溥这几句话，褚龙吟心想：我没有答应去刺杀杨虎城，他们可能要将我关押起来或者杀人灭口了。
季源溥见褚龙吟心事重重的样子，连忙对褚说：“你要什么东西或要什么吃的，喊这位丁先生去弄，不要客气。”
褚龙吟又想：既然把我弄到这里来了，无非就是坐牢或暗害死。干脆直问他对我如何处理，看他如何办。想到这里，褚向季源溥问道：“你把我送到这里来，准备怎样处罚我呢？”
季源溥不好意思地说：“你又神经过敏了，这哪里是关人的地方，陈部长今天对你讲的那些话不怎么高兴。杨虎城就在这几天要来南京，你是一个名士派头，假若无意中泄露出去，岂不糟了？所以，这几天你不要外出，等大事办完之后，再让你回到镇江去。我们这样安排，完全是为你及公家的事业着想，没有其他的目的。因此，你不要有其他想法，也不要有误会。至于要你做的那个事，你既不愿干，也就作罢，要干的人有很多，就让别人去干吧。我现在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千万不要将此事说出去。”
季源溥说完之后，匆匆走了。
住在深院的褚龙吟无事可做，便在院内这里看看，那里走走。好在此院里花草甚多，景色甚美，吃喝住分文不花，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事后，陈立夫感到此事重大，应与其哥陈果夫商量一下，听听他有何意见。哪知，他一说完，陈果夫连连摇手说：“你为总裁报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不是时候。张学良、杨虎城他们扣留总裁的理由是说总裁不领导全国人民抗日，他们是用这种办法逼总裁抗日。张、杨已成为全国关注的爱国将领，如果在此时搞掉了杨虎城，总裁、政府又要受到共产党及社会各界的强烈指责，那太划不来。要干掉杨虎城，过几年以后再找机会。”
陈立夫细细一想，觉得哥的话很有道理，决定放弃刺杀杨虎城的方案。第二天，他将季源溥叫去，将陈果夫的意见告诉了季，嘱季将褚龙吟放回去算了。
过了两天，季源溥又来找褚龙吟。
他对褚龙吟说：“陈部长与果老（陈果夫）商量此事时，果老不同意干，理由是目前尚非其时，做了副作用太大，以后相机处理。故陈部长现在改变了主意，不刺杀杨虎城了。你再没有必要住在这里，可以回镇江去。但你要记住，陈部长与你谈的事情，永远不可向别人透露。此事如被旁人知道惹出了风波，政府就要追究你的责任。”褚龙吟心想：只要我能走，不要我去刺杀杨虎城，任何条件都答应。他连连点头道：“我绝不会对任何人讲的。”
当天中午，褚龙吟回到了镇江。
陈立夫要谋刺杨虎城之事说明：陈立夫是一个不顾国家、人民利益，又极端自私的政客。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那么多土地，残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掠夺了那么多财物，他不积极向蒋进言立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却一心想如何维护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保住自己的位子，并阴谋刺杀力主抗日的爱国将领，荒唐至极。
令人不解的是，陈立夫到了晚年，对这么大的事情却隐瞒不提，也没有任何悔意，这是什么民族主义者？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企图处决七君子（1）
此事先得从九一八事变说起。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占中国，指使其驻扎在沈阳的关东军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然后反诬此事系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等基地。
由于国民党举行不抵抗政策，日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随后，日军马不停蹄，又分多路进攻辽宁、吉林、黑龙江，史称此次事件为九一八事变。
1932年1月，日军占领东北战略要地锦州，国民党在东北的数十万军队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望风而逃，并很快退到山海关内，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三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日浪潮，并强烈要求蒋介石政府立即派兵北上抗日，将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东北。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企图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到南京，灭亡中国；1933年3月，日本侵略者侵占热河省会承德之际，又快速向长城各口发动猛烈的攻势，阴谋一举攻占整个华北地区。
面对日军的猖狂进犯，蒋介石却认为问题不大，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共产党，要打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必须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特别是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蒋称这种政策为“攘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市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成千上万的大中学校的学生自发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集团仍不理会，一意孤行，迟迟不宣布抗日，并以种种理由欺骗全国人民。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全国的兵力、人力、财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围剿。
为了结束内战，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与积极响应，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
早在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向国民党当局强烈呼吁释放所有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抗日自由的权利。随后，全国各大城市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拟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联合会。
1936年5月30日，在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组织下，全国各地救国会的50余名代表到上海聚会，他们代表18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31日，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经过与会代表的反复讨论，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救国会初步政治纲领》，宣言和纲领呼吁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停止军事冲突，立即释放政治犯，派遣正式代表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集全国之力，将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
经过两天的酝酿和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马相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孙晓村、张申府、曹孟君当选为常务委员。
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快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企图处决七君子（2）
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产生无限的敬意！”
毛泽东的信，对沈钧儒、章乃器等人鼓舞甚大。
全国各界救国会的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陈立夫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注意。蒋介石、陈立夫认为，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行为，名为推动抗日，实际是反对他们的政府。他们一面派特务四处散播谣言，攻击、丑化救国会，一面对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拉拢、恐吓，陈立夫还指使徐恩曾将特务姚彦士打入救国会内部，进行侦察、破坏活动。
蒋介石和上海市长吴铁城在救国会成立前后，找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谈了话，一再劝说他们不要搞什么救国会，并说救国会这样搞，是另外组织抗日政府，推翻国民政府，救国会的活动和主张，使政府受到极大的压力。
蒋介石还对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说：“日本人是要我们不战而屈，我现在有把握可以战而不屈。现在之所以不能抗日，是因为共产党在后方捣乱，不消灭他们，政府无法抗日。我是要抗日的，共产党的话你们不要相信，他们是不爱国家的。你们一组织救国会，正中了共产党的奸计，也使我们的政府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此时，日本方面也为救国会之事，对蒋介石集团施加了压力，要求国民党政府打击“七君子”，只是蒋介石、吴铁城在沈钧儒等人面前没有敢将日方施压之事讲出来。
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对蒋介石的上述言论十分不满。他们都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理应火速派兵到东北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直到将日本侵略者全部赶出东北。可是，蒋介石政府不但不派兵守土御敌，反而还不要爱国人士起来呼吁全国人民抗日，极其混账。国家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蒋介石奉行了反苏亲日、剿共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如果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政府狠狠打击日军，日军就不敢进攻东北、华北。故他们利用见蒋机会，也力劝蒋要以百姓为心腹，以舆论为耳目，不要偏听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分子及其特务的情报，误国误民。
尽管这一天中午蒋介石以西餐招待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因话不投机，几位爱国人士心里颇不痛快，宴会在清清冷冷中结束。事后，章乃器在其回忆文章中谈到此事时说：“蒋介石这一手是先礼后兵的‘礼’，是流氓社会的先给面子，后给颜色，是后来逮捕我们的先奏。”
这次谈话，陈立夫没有参加。他躲在幕后，指挥手下的特务人员，一天到晚监视、盯梢救国会的爱国民主人士，搜集他们“危害民国”的证据，为日后的大逮捕做准备。
陈立夫、徐恩曾通过特务姚彦士提供的情报，对救国会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
后来，陈立夫从徐恩曾处得知救国会的活动经费大多为浙江实业银行的章乃器所出，便通过上海市长吴铁城给该银行的总经理李铭施压，要他解聘章乃器，以断救国会的经费来源，使救国会难以动弹。吴铁城还恶狠狠地对李铭说：“你们的银行不应容留章乃器这样的人！不辞掉章乃器，对你们银行是不利的！”
李铭无法，只得动员章乃器到英国留学，以缓解官方的压力。章乃器的爱国之心甚强，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是他的职责，坚决不去英国。为了不连累银行，他马上到银行办理了辞职手续。这样，他为救国而丢了一个“金饭碗”。
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人对蒋介石、陈立夫之流的不抵抗政策愤怒到了极点。国民党对他们施加的压力愈大，其斗争的意志和决心也愈坚。他们认为，蒋介石、陈立夫这些政客不顾领土被占，也不管东三省千千万万人民的死活，只顾保自己的权位，而且不惜对要求抗日的同胞大打出手，丧尽天良。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企图处决七君子（3）
陈立夫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觉得，沈钧儒、章乃器等人掀起的这股要求政府立即抗战的浪潮，已对当局的“剿共灭共”大业造成了重大冲击，要把这股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打下去，只有将这帮人逮捕起来。
他的想法，正合蒋介石之意。
蒋介石还要陈立夫告诉特务头子徐恩曾，此事不能拖，逮捕要立即着手。于是，一场打击爱国知名人士的大逮捕计划，在陈立夫、徐恩曾等人的策划下出笼了。抓捕行动，由季源溥负责。逮捕方式，仍然采用过去的老办法，特务躲在后面，由租界的巡捕打头阵，人抓了后，送一大笔钱给外国巡捕，再将被抓的人“引渡”给国民党的军警单位进行关押、审讯。
1936年11月22日深夜，陈立夫掌控的特务机关与租界巡捕分头行动，抓捕了沈钧儒等救国会的一批知名人士。此次大逮捕共抓了14人，其中知名的7名人士是：
沈钧儒，男，原同盟会会员，上海知名大律师；
章乃器，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安徽省财政厅厅长，上海光华大学教授；
邹韬奋，男，著名政论家、出版家，《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等报刊主编；
沙千里，男，知名职业律师，《生活之友》、《生活知识》主编；
王造时，男，《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主编，上海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李公朴，男，知名新闻工作者；
史 良，女，上海知名女律师。
以上7人中，沈钧儒曾是清末进士，日本留学生，同盟会会员，而且年过花甲。被捕的那天晚上，敌人将他关押到巡捕房，他与另6人便在巡捕房的水门汀上蹲了一夜。与此同时，陈立夫控制的特务机关还在南京、镇江、无锡逮捕了孙晓村、罗青、张仲勉等7人。接着，由职业特务扮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