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宽大为怀。
这时的太子神色自若，看起来决不会再回头，接着他被押回要塞。
太子的情绪总在变化：先是意气消沉，继而天塌了也不管，再转为歇斯底里大发作，然后负隅顽抗——这就是阿列克谢行为的典型特征。故而上面描述的那种公开辩论的场面，根本不是太子“强项”的反映，而是失去理智的人的狂言乱语和仇恨心理的大爆发。何况，当时首都曾经盛传，太子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精神错乱了。1718年 4月末，法国人戴拉维曾就太子情况写道：“他的全部行为表明，他的大脑是有毛病的。”
宣判后的次日，即1718年 6月14日，太子即被逮捕，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从此，他被贬为普通囚犯，带上了足枷。想当初太子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受审时，还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己答辩、开脱，曾几何时，他已是不打不成招的囚犯了。
太子受的第一次酷刑是在 6月19日。这一次，太子被打了二十五棍。在彼得堡卫戍司令部办公室的一本日志里，载有有关的简要记录：“19日，沙皇陛下及枢密官大臣诸大人，于午夜十二时莅临卫戌部队，对太子用严刑审讯后于中午一时前离去。”
法庭中的宗教界人士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只提供了一些《圣经》的摘录来代替判决书。这些摘录和大意是，忤逆不孝之子，应予处死；另外一些摘录却又说，基督本着“宽大为怀的精神”，宽恕了已经回头的浪子，释放了犯通奸罪应予处死的淫妇。僧侣认为，沙皇愿意遵循何种先例可自便。
世俗官员的判决书说，阿列克谢的叛国罪应处以极刑。 6月24日向太子宣布判决，但并未立即执行。两天后，他死了，可能是由于精神和肉体上备受折磨所致。
在侦查阿列克谢太子案的同时，还进行了所谓苏兹达尔案的侦查。如果说第一个案件的中心人物是太子，那么第二个案件的当事人则是前皇后他的亲生母亲。
他的母亲，世俗名叫叶芙多基娅·洛普欣娜，当修女后叫叶莲娜。在她被牵连进此案时，已在苏兹达尔修道院度过了十八个寒暑。此时她年过四十，年富力强的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将叶芙多基娅休掉之后，彼得对她再也不闻不问，这位前皇后于是得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她从来不吃修道院里的粗茶淡饭，餐桌上摆满了众多亲友送来的佳肴美食。她只是在进修道院以后头几个月穿过修女服。大约过了十年，约在1709年左右，叶莲娜姘上了一个情夫。他就是阔地主斯捷潘·格列鲍夫上尉，到苏兹达尔来是为了招募新兵的。被废黜的皇后生活中的所有这些事，历史本来是不屑与闻的，但阿列克谢叛逃事件发生以后把这些都抖落出来了。
彼得早就对这母子二人间秘密联系一事有所闻，太子的出逃使沙皇有理由怀疑修女叶莲娜参与此事。1718年 2月 9日，沙皇向斯科尔尼亚科夫一皮萨列夫上尉发出一道手谕：“命你前往苏兹达尔，到我前妻及其亲信住所进行搜查，凡有可疑信件一经查出，立即将人犯及信件一并押送前来；人犯住所需派兵把守。”
斯科尔尼亚科夫一皮萨列夫总共花了三天功夫才到达苏兹达尔并办完沙皇命他做的一切。 2月12日，彼得从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向侦查人发出另一道手谕：“速将吾前妻及其朋党并老母一并解押来京，但首先需查明其未曾剃度之原由。
受此案牵连的人供认，叶莲娜曾与斯捷潘·格列鲍夫昼夜厮混在一起。格列鲍夫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
在审讯中格列鲍夫首当其冲。要他承认他曾对沙皇重婚口出微词，企图煽动叛乱等。但是，格列鲍夫忍受了三次严刑拷打，每一次除了通奸罪之外，他拒不承认所有其他罪行。但仅此一点就足以把这位情夫处以死刑——他被钉在尖木撅子上。审讯证明叶芙多基娅并未曾参与太子叛逃一事。这样，她才得以保全性命。后来她被送往拉多加修道院，受着严密监视，直到1728年她的孙子彼得二世才下令解除了对她的监禁。
太子死于 6月26日， 6月30日为他举行了葬礼，在这期间，彼得堡宫廷生活秩序丝毫没有改变。“太子之死”，我们在一位外交官的报告中读到：“并未影响第二天（ 6月27日）为波尔塔瓦战役周年纪念照例举行的庆祝活动，那次战役瑞典人遭到惨败，从此一蹶不振，沙皇开始称雄；为此，在邮政大楼里大摆筵席并举行了舞会。”
第二天沙皇出席了皇太子的葬礼。
如果把彼得和阿列克谢之间的关系仅仅看作是由于父子的气质、性格和精神面貌不同而酿成的一出家庭悲剧，那就错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父与子的相互关系上，而且表现在现实的俄国与未来的俄国的两种观念的对立上：父亲正在付诸实现的是一种观念，而儿子一旦获得政权以后想要实现的则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观念。俄国到底何去何从：是沿着改革的道路一往直前，使俄国有朝一日跻身于欧洲和世界列强之林呢，还是抱残守缺，顺着老路滑下去？
最后一点，在父与子的冲突中，不难发现他们对帝王在国家中的作用也持不同的看法。为父的认为自己是国家公仆，为国事操劳即便献出生命亦在所不惜；但作儿子的就不一样了，他只想当一名受上帝荫庇的“行过登基涂油礼的一国之君”，但要为国事殚思竭虑，那他是有所不为的。
阿列克谢死后，王位继承人问题仍未解决。这是因为沙皇同叶卡捷琳娜所生的皇子——四岁的王储彼得也业已于1719年夭折。失子之痛使沙皇镇日不得安宁，当时有许多人认为，皇后福体过于肥硕，未必还能为皇室添丁进口。彼得郁结成病惊厥发作，闭门谢客，三天里滴水粒米不进。
彼得大帝传略第十一章 国家的赋役
第十一章 国家的赋役
两种相互矛盾的性格在彼得身上兼而有之：急躁和冷静；挥金如土和锱铢必较；残忍成性与慈悲为怀；既好吹毛求疵，又能事事迁就；既粗暴生硬，同时又温存体贴；既小心谨慎，又莽撞轻率。彼得就是凭借这种独特的性格来处理国务、外交和军事活动的。
尽管彼得的秉性奇奇怪怪，异于常人，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本质十分纯正的人。沙皇深信，为国操劳是他生活的主要目的。这个主导思想贯串于他全部活动之中。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中，表面上看来是不协调的，有些甚至是矛盾的现象，却具有某种一致性和完整性。
彼得认为，他勤政的开端，不是在1682年他即位那年，也不是在1689年，罢黜索菲娅公主的摄政那年，更不是1696年他曾经在形式上与之共同执政的皇兄伊凡去世那年，而是在他个人全面参与国务的时候。
在日常活动中，彼得常常一身兼二任焉。在沙皇以炮手、船长、团长、造船工匠身份“服务”时，他以名叫彼得·米哈伊洛夫的普通人自居。当他晋升为海军少将以及后来又晋升到海军中将这一级时，他要求别人不要拿他当皇帝，而要把他当成正式领有海军军衔的人，称他为“海军少将先生”“海军中将先生”。
沙皇不论是造船只，攻堡垒，还是长途跋涉去参加某项工作的时候，都是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与其说这是为了作贡献，倒毋宁说是以身作则。沙皇这类活动具有教诲示范的性质。
据波得的一位同代人回忆道：一次他同另外一些人在国外学习海军归国后在沙皇面前应试。“早晨八时，皇帝坐着一辆单轴双轮马车来了，从我们身旁走过时说道：‘小伙子们，你们好。’过不多久，放我们去参加一次盛大舞会，海军上将（即陛下本人）命令兹马耶维奇考问我们的航海学知识，而且问得十分详细。后来，轮到我时，皇上走到我的身旁，不让兹马耶维奇出题，亲自问道：‘你都学会了吗，为什么要派你出国去？’我禀告道：‘回报圣上，小的尽一切可能勤奋学习，但小的不敢夸口说全部都学会了，在您面前，小的是一个不够格的奴才，所以，象在上帝面前一样，奴才恳请您开圣恩。’我说着就跪了下去，可是皇上伸出右手手掌让我亲吻，说道
“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好使我哪怕在垂暮之年，也能看到你们成为我的合格的助手和祖国的公仆。”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最了解彼得的为人，他收集了一些与彼得的军事和国务活动有关的事实材料，总括为以下两句话所包含的意思：“做战士要做伟大的沙皇的战士，当沙皇也要当伟大战士的沙皇。”
彼得表面上的民主作风，并不能使人们对他的政权的实质产生误解。就是彼得本人也从未想过要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沙皇。他深知，在他的国家里有“人上人”和“人下人”两个阶层。二者中间有一条鸿沟不得逾越：前者治人，后者治于人。彼得的方针是加强统治阶层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在一切场合里彼得都是一位专制君主，不管是担任造船工匠也罢，化名充当使团成员也罢，在波尔塔瓦战役率领诺夫哥罗德团的一个营冲锋陷阵也罢，下令焚烧“强盗”布拉文一伙占据的城池也罢，呼朋引类、酒酣耳热之际也罢，或是参加伊万·维克申炮兵连普通一兵接受洗礼的仪式上也罢，（当时他自己慷慨解囊，以普通人的身份赠送三十卢布的礼品）莫不如此。
但彼得有时还是有意强调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例如，每逢军舰下水时，他对上级长官都有意表示尊敬。
一次，他以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个人身份，去参加他的一位女病人的葬礼。患者得的是水肿，医生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用外科手术为她治疗，都无济干事。彼得接手治疗这名病人，顺利地给病人放了水，他当时很得意，因为专职外科医生放出的只是血，但毕竟回生乏术，患者还是很快就死了。
他还曾以个人身份参加过一个四岁婴儿的葬礼。孩子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商人，将幼儿葬礼办得十分排场，似乎死者是什么名人或有功之臣。吊客队伍很长，大家徒步走到墓地。送殡的人当中也有彼得，只因为他当过死者的教父。
彼得自奉甚俭，但是给后妃购置衣服和修建官殿，他却挥金如土。就这个问题沙皇与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之间曾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阿普拉克辛说，沙皇送给教亲、产妇和其他人的礼物过于寒伧，“连我们这些人脸上都没有光彩”。彼得反驳阿普拉克辛的话说：
“我这样做决不是舍不得几个钱，而是因为第一，我认为，减少陋习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需要，我应该在这个方面为我的臣民带个好样；第二，理智要求我量入为出，我的收入比你们少啊。”
“圣上的收入有几百万。”阿普拉克辛反驳说。
“我个人的收入，只有我在陆、海军中按职衔支取的薪水，这些钱，我要买衣服，还有其他开销，还要送礼。”
这样，彼得·米哈伊洛夫承担起了个人应尽的义务，以身作则以供臣民效法。有关彼得的另外一种品质，我们可以从一些标准法令中窥见一斑。《军事条令》晓谕臣民：“皇帝陛下为一国之尊，圣上所作所为无须对世上任何人负责，圣上掌有权势，一如基督上帝，按己意与良知治理国家与社稷。”在另一项法令里，这种思想表达得更是言简意赅：“君权乃神授之专制政权。”沙皇彼得是一位专制君主，是权力无边的统治者，他按照自己的“良知”统治着一个大国的臣民。专制君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任务，正如他本人所说，是为达到臣民共享国泰民安这一最终目的而发号施令。
“国泰民安”的思想，是1702年彼得在号召外国人来俄国工作的一份上谕中最初提出来的。虽然这份上谕是就个别问题写成而且是供外国人阅读的，但仍不失为一份具有纲领意义的文件。彼得设想的治国方式是“俾使吾国每一忠实臣民均能知晓其在个人福利与国家昌盛方面所应有之一致愿望为何”。事隔二十年，彼得使这种思想更明朗了：“应为上帝所赐恩典与众人幸福而努力工作，以减轻人民之负担。”
“国泰民安”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是发展贸易，手工业和工厂工业，遵守法纪，根除税收和征兵工作中的“流弊和重负”，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在沙皇彼得在位年代，俄国的居民分成两个等级，即纳税阶层和特权阶层，二者泾渭分明。纳税阶层包括农民和市民，特权阶层包括贵族和僧侣。各阶层的“安居乐业”生活迥异，由于各自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其间有着霄壤之别。
那时，封建社会的阶层结构仍沿袭祖制，但各个阶层所负义务却有所改变。一言以蔽之，就是向国家提供的徭役名目繁多，有增无已。它涉及到所有的阶层，享有特权的贵旅阶层也不能幸免。当然，其对农民、商人、贵族和僧侣的命运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
在各阶层中，农民阶级忝居人下人。举凡军费开支，工业投资，要塞营造和城市建设，国家机关的供养，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首先落到农民肩上。现在除去原有的捐税和徭役之外，给他们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负担：义务兵役，修路造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船只税、龙骑兵税、军需品税、马鞍税与马轭税等等）。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运输徭役——用大车把辎重和新兵运到战场；还有驻军徭役——不仅要管新兵住，还要供他们吃。
“国家”的利益要求兼顾农业，不使它因耕者的徭役过重而濒于崩溃。彼得之所以起草《爱护耕者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这道上谕说，耕者“为一国之命脉，国家靠耕者维持生机一如动脉（即大血管）之滋养人体。故对耕者需加爱护，不令其负担过重，使其免于受责或破产，凡我官员，尤应善待之”。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