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引自《哲学译从》，1986年第三期，第54页
具体的言语并不妨碍精神冲突的交谈；用汉语言抑或用西方语言来进行这场交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交谈中所使用的共同语言，在其中，某种事物成为了冲突双方共有的东西道德－超脱精神与科学理性精神无话可说，双方虽然冲突，却没有可能构成一种公共语言，并就其中的共有物交换意见。道德－超脱精神与犹太－基督教精神交谈，冲突中的中西方精神双方才有共同语言，才可能就一些共同的议题展开对话。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在冲突双方的共同语言中成为话题？什么被置于对话诸方面前，对话者力求就它们展开对话？这个在精神冲突的对话中成为话题的Sache；selbst（事情本身）；就是生活世界中人的体验形式和生命形式。
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遭遇、激情、欢乐、悲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遭遇和命运，体验形式和生命形式本身怎么会成为共同的话题？
确实，古代人的生活体验肯定与现代人的生活体验不同，西方人的生活体验与东方人的生活体验不同，即使是同时代的人，生活体验也并非相同。历史－社会条件似乎是人的体验形式的最终构成要素。如果这一点无庸置疑，任何精神冲突的对话都将是徒劳的。
尽管生活体验的具体历史内容有所不同，体验的形式却有普遍一致性。凡人都在体验着生活，都在遭遇和命运中感领着世界的馈赠。人人都体验过或正在体验着欢乐与忧伤，希望与绝望、爱欲与死神难解难分的纠缠，体验的具体境遇不可能重复，体验的形式却具有超历史、超个体的普遍性。由于体验形式的普遍性，生活问题的意义普遍性才成为人性的要求。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得被迫承认，残酷与温爱、堕落与受难同样有价值，残忍的恶与深挚的爱同样有意义；我们就得被迫承认，一种人或一部分人作恶是正当的，不忍之心、救赎之爱、理解的宽恕都没有意义。如果具体的历史境况才是此世的大法官，无异于承认历史中的恶是合理的。
历史生命的具体内涵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人都无法逃避爱与恨、善与恶、沉沦与得救、希望与绝望的生命意义的分裂，都承负着自我与他人、男人与女人、人类与自然、罪人与上帝的原始对抗。由这种分裂和对抗构成的生命形式是超历史、超个人的。这种普遍形式要求生活世界中的价值的普遍性，要求神恩般的意义惠临每一生命存在，要求神圣的阳光朗照世界的每一角落。
普遍的体验形式和生命形式在共同语言中成为话题，并要求冲突的精神展开对话。对话过程中寻求的所谓一致意见，应当是绝对真实的价值意义，它在精神冲突的对话的追问中显现出来，应该是普遍有效的，如果真实的价值是“内圣精神”，如现代儒学竭力证明的那样，就应该对东西方的体验形式和生命形式都具价值有效性；如果是神圣的亲临深渊的上帝，也应该对东西方的体验形式和生命形式具价值有效性，如果中西方的精神冲突不能达成这种一致意见，我们也就得被迫承认有两类价值真实，世界也将永世无法摆脱精神的虚妄。
然而，我们遇上了历史文化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有力反驳。这两种当代强盛的学说认为，每一民族都有自己文化心理的历史结构生活的体验形式和生命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的历史建构和文化传统的塑造，要摆脱它们是不可能的。生命的价值意义只能从历史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提取，历史建构的文化心理结构终有人类学理性的不可抗拒性。反驳任何文化的历史理性，都是幼稚可笑的妄念或多愁善感的想象。
凭据文化人类学强调的文化历史心理结构的不可逾越性，有一些学者断言，任何文化精神都只能在自己的根处才可以寻到苏生的根源：
不是土地生长的概念、观念和形式不能为我们的心，只能为我们的脑所理解。甚至我们的思维也不能清楚地领会它们，因为从来就找不到这种东西。这是一箱子偷来的赃物，不会带来昌盛。这些观念对于我们不过是派生的，为此感到满足只是一种愚蠢的自欺。这样一种代用品使得利用它们的人仁想入非非，把空洞的字词置于生活现实的地位，不是忍受对主物的重负，而是把自己捆在一个黯淡的、两难的、鬼怪的世界里，在那里，一切生物枯萎、死亡了。①
这里的“土地”概念并非指民族性，却让某些人乘机断然否定民族改宗的可能性。②这些民族“土生土长”的文化也许并不高超，在文化的第一个“轴心时代”，其价值形态仍然滞留在原始的血缘关系之中，离真实的价值形态的确有距离。这些民族的文化精神可能并没有触及到人的存在的真实深渊。一直处于道德形而上学蒙蔽之中，由于历史或地理的因素，这些民族的个体生命也许并没有感领到让破碎的灵魂得救的象征形式；于是，生长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个体生命只好抱残守缺，命中注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曾得到安慰的灵魂命中注定孤苦无告，溢满血泪的呼吁命中注定得不到回应；于是，生长在这些文化传统中的生命，由于他们的祖先毅然离弃了不可靠的大神就再没有去找寻真实可靠的天父，仅仅厮守住人的道德本性，就命中注定永世承受精神的虚，安，在传统的文化心态中自欺欺人。一句话，历史文化的心理结构宣判了这些民族中蒙难的灵魂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①荣格：《个体无意识与超个体或集体无意识》，见《西方心理学家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42l负《原译文不通，有改动）
②荣格在另一处却说：“我们能否为自己换上那些生长在异国的土壤里，贯注着异国的血液、说着异国的语言为异国的文化所滋养、与异国的历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象证呢？无疑是可能的”。“既然地球和人类都只有一个，东方西方就不能把人性分裂成彼此不同的两半”。荣格的这些论断的前提是东西方都有共同的集体无意识。参阅《荣格选集》，1971年版，第354页。
这难道不令人恐怖？在如此命定中，这些民族中的生灵甚至连像康拉德那样目睹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后惊呼“Ierrille，terrible”的权利也没有，命中注定只有自认命苦！
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学历史理性对人类中的某一部分人或民族就过于残酚了。谁给予用人类学历史理性装扮起来的无常以这种不容反抗的权利？人类学历史理性凭什么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意支配受苦的生灵？谁允许它这样做？如果真是这样，人类的价值意向有什么意义？人的精神的价值超越性有什么意义？所有那些因偶然陷入不幸中的民族和个人停止意义的追问好了，历史理性命令他们束手待毙、死路一条。
19世纪的哲学家用历史理性取代圣经中的上帝，上帝给予每一个人的应许被变换为历史理性赋予一部分人的历史意志。自那以来，历史的理性权威被宠得过于骄横，凡历史文化建构的一切都是不可跨越的门槛，哪怕无数不幸的生灵捐尽了自己的鲜血和眼泪！
毕竟有人敢于站出来质问历史的铁血理性的权威。俄国哲学家舍斯托夫写道：
当代科学和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们完全把他们自己的命运以及人类的命运交付给理性，同时都不知道，或不愿知道理性的权威和力量的界限。理性提出了要求，我们就无条件地同意了去神化石头、愚笨和虚无。没有人有勇气去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一种什么神秘的力量迫使我们放弃我们在其中看到公正和幸福的一切？理性并不关心我们的希望和失望，甚至还严禁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将对谁提这个问题？
确实，思想可以向谁提出真实价值的要求？可以向谁索求挚爱、幸福、自由、正义？按历史理性的绝对命令，思坦命中注定得拒斥可爱的上帝，因为它不是“土生土长”，没有历史的心理结构的基础？人的精神超越不接受这种宣判，不得不起身反抗历史文化心理学和人类学供本的历史理性的权威。
谁能凭借个人的力量左右历史？谁敢说历史会服从人的价值意愿？历史的意志也许真的不可违抗，尽管它既聋又瞎，因为它有客观规律。即便一切主观的价值愿望都会在历史规律面前被击得粉碎，这是否就成了人们放弃爱的意问“主规”价值，无条件供奉冷酷无情的历史理性的理由？人们是否就有了热情赞颂历史的铁血理性的义务？历史理性的铁与血是“客观规律”，人的心灵渴求的爱、良善、仁慈、正义、幸福是“主观愿望”，历史的“客观规律”是否就比人的“主观愿望”更有权利支配世界？价值意向的天平应该倾重哪一边？历史是人的行动，如果没有精神的价值意向，人的历史行动会是什么样的？历史理性难道就不会是一种人为的狡计？
①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析学家胡塞尔》，见《哲学译丛》；l963年第1期，第53页。
就算历史的理性不可抗拒，就算人的“主规愿望”不可与历史的“客观”意志争辩，人自己建构的精神传统和与之相对应的心理结构也不容更改？历史本身已经更改过了。文化史表明，文化传统的链条不是由必然连续性，而是由带来生机的断层构成的。古希腊文化被罗马文化中断，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被近代文化中断，中国汉代文化被印度佛教文化中断，清代文化又被西方文化中断。文化的中断纯属历史的偶然，在偶然的历史演变中，“一箱子偷来的”文化并非没有带来一点精神的生机，并非没有清扫一下心理结构的“积淀”。谁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现代文化带来了奇特的繁荣。问题不在于“偷运”外来文化是否合理或可能，而在于“偷运”进来的外来文化是否真有价值。被中断的文化本身应该询问的倒是，无论入侵还是主动接纳进来的异质文化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
本世纪初，忧国的文人智士纷纷转向西方文化。其时，西方虚无主义文化思潮盛行，某些去欧美观光的中国智士以为这就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下场，证明了西方价值毁灭的现实，决意拒绝西方文化，返回东方的精神故土。这种审慎的态度值得欣赏，但他们并没有致力去发现西方精神的真实底蕴，过于匆忙地回头，遑论彻底审视自己的精神传统。
20世纪有如人类传统文化的末日，任何民族文化传统均不能逃脱重新铸造的命运。自负得很的大儒也难免在西方文化的煎逼下喘不过气来，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既不忍离弃自己的“根”，又不能安于自己的根，只有一场精神的冲突，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真实价值得到新生。精神的冲突提供了寻找超历史、超地域的价值真实的可能性，它将使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神性价值对我们来说不再是陌生、异己的，中国的道德－超脱意识对西方来说也不再是陌生、异已的。前提只有一个，它们都必须真实可靠——是否真实可靠，又有待精神冲突的对话来确定。
应该怎样来构成精神冲突的共同话题？迄今，海内外不少学者仍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乐而不疲地寻找“共同语言”。在他们看来，庄子是尼采的中国代言人，宋明理学是实在论哲学或康德道德哲学的等价品，易经是系统论的先声……于是，国人有了庄子的存在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或康德伦理学的宋明理学，有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禅宗……再不然就是“不做调人，善通骑驿”（钱钟书语），在中西文化的相遇中罗列、堆砌食色性也的共同点，把中国史书中的行话翻译成西方思想中的概念。
既然庄子已经完成了存在主义的使命，宋明理学已经超过了康德的实践哲学，禅宗佛教已经享有神秘主义精神，何苦还要多此一举翻译西方思想语言？中国传统思想语言已经把西方的精神要义表达干净了，何必再津津乐道西洋行话？既然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彻底解决了生命的价值和世界的意义问题，何苦再理睬与西方精神的冲突？！我们完全可以无忧无虑摆弄古董，闲逸地玩赏文化逸品，好读书而无需再求甚解。当然，为了文化的汇通，这种语言翻译的游戏总会有人乐此不疲。中国传统文化有历史的自足性，而西方的各种主义还在不断滋生，文化语言游戏永远常新。何况儒家精神向来善于吸收化用。
熊十力、梁漱溟一类大儒反倒令人欣佩。他们拒不接受西方文化对价值问题的解决，因而拒绝用西方哲学语言解释中国文化思想，坚持国粹精神的有效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真的像他们以为的那样，远比西方文化精神更妥当地解决了终极价值问题，我宁可相信他们。
把精神冲突中共同语言的构造变成行话的相互翻译，实际看轻了中西方之间深刻的精神品质差异。西方文化精神并不具有中国文化精神中所有的某些品质，反之亦然，但这些不同的精神品质又恰恰关涉到人类共同的精神话题。最为根本性的精神品质差异就是拯救与逍遥在中国精神中，恬然之乐的迫遥是最高的精神境界。庄子不必说了，孔子的“吾与点也”同样如此；在西方精神中，受难的人类通过耶稣基督的上帝之爱得到拯救，人与亲临苦难深渊的上帝重新和好是最高的境界。这两种精神品质的差异引导出“乐感文化”与“爱感文化”、超脱与救赎的精神冲突。
这两种不同的精神品质都关涉到人的体验形式和生命形式的普遍性，精神冲突中的共同语言就在超脱与救赎的差异中形成。精神的先在结构造成了一致的话题，精神品质的差异性又为精神冲突的对话提供了前提。如果中西文化精神已经就终极价值的最后根据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精神冲突不复存在，对话显然也毫无必要了。
“术语翻译”游戏恰好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精神非常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某些精神品质。，这种游戏无异于掩盖中国精神传统中的欠缺，遮蔽而不是敞开精神冲突双方的历史文本中的意义，根本上违反解释学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