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基础。李承晚本来极愿与他合作，但事实证明办不到。韩国国民协会属下有个义烈团，这个社团由平壤人组成，以安昌浩为领袖，这些人为追求他们团体的特殊利益，极为团结，有无比的忠心。他们的意志如此坚决，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在1392年李朝即位之前，先镇压了平壤人民的反抗，掌握大权后下令以后永不用平壤人任政府要职，以处罚该地区人民。果然，一直经过500年，直到日本并吞了高丽，这个不平等待遇从没有修正过。因此，凡是平壤出生的人，很自然地发展出一种仇恨心理，同时也加强了他们的团结精神。 在檀香山的韩国居民中，安昌浩变成了李承晚的劲敌。安昌浩既不会说英语，也看不懂英文。自然而然地，他与英美的民主政治传统毫无接触，也不明了它的宗旨。可是他虽没有明显的政治主张，但他的口才在韩人中无人匹敌，他能说动别人，为团体效命。在1932年日本制造“满洲国”后，他去中国时被日本人抓捕，控告他是在上海炸死日本军官的韩国革命分子的同谋，他被判四年监禁，在韩国的大田服刑。他坐了两年监狱，然后假释。1937年中日“七七事变”后不久，他在汉城再度被捕。12月中旬才出狱，因在监狱备受酷刑，所以出狱后即病倒，1938年3月，死于汉城医学院，享年60岁。他在韩国人民心中，深深受到爱戴，被认为是一个为国捐躯的忠心爱国分子。
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3·1独立运动”催生的“临时政府”
“3·1独立运动”催生的“临时政府” 在夏威夷，李承晚与朴容万一向有不同的主张，至此，争执白热化了。朴容万坚持认为时机已成熟，应当立即发动国内的武装暴动，作为决心争取民族独立的有力表现。他指出，列强们将会根据威尔逊的四点精神作公断，即使日本的力量庞大，革命暴动仍是可以成功的。李承晚的回答是：流血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世界大战已打了四年，全世界都厌恶流血了，再爆发一次战争，没有人吃得消。如果日本因韩人暴动而作武力还击，更可借口韩国人民不守法律，因而杀害平民，加强管制，同时博取盟国的同情，西方的政治家一定会被迫站在日本方面，因为他们曾经并肩战斗过。所以，李承晚认为武力革命不是明智之举。 后来，李承晚提议一个折中方法，抗议而不作武力革命，他们应当表现出来的，不是以武力争取自由，而是一个和平的示威游行，其规模之大无疑足以表现韩国人民的意志。于是产生了一个新观念，即全国性的消极抵抗示威，三年之后，甘地在印度也发起相似的运动。 国内的知识分子也注意着李、朴之间的辩论。虽然日本的检查制度十分严密，那些在国外经常向国内同胞传递消息的同志，照样常常进行秘密通讯。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通讯工作的秘密使日本人完全像睡在梦里一般。 事实上，这个机会是由韩国那位退位皇帝给予的。1919年1月20日，他去世了。日本人宣称是死于中风，但是他的血压一向很低，所以这种解释不能令人完全相信，韩国流传两种说法：其一，他是被毒死的，其二，他是为抗议日本人给他的小儿子娶日本的梨本公主而自杀的。最初，日本人拒绝定一个日子让人民哀悼他。但是，看到韩国人民一致要求，东京才准许3月3日那天，韩民可以在各地聚会举行哀悼的仪式。 爱国人士立即利用这个机会开始讨论恢复独立的计划，金奎植（他的叔父有个印刷机，李承晚在1897年曾用来印行《每日新闻》）由上海被派赴巴黎，为韩国独立向巴黎和会申诉。朴容万离开檀香山经中国东北抵上海，他领导着一个韩国革命团体，他们要把这件事情变成流血恐怖的攻势，不管有没有用也要与韩国的日本官员算一算血债，同时表现韩国人民要求独立的坚强意志，作为赴巴黎申诉的代表的后盾。 但是，最后的决策是采取了和平示威，显然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示威游行，是组织周密的范例。独立示威的动机是受宗教指导的爱国主义。韩国基督教的领袖中有：吉相朱，他是韩国最大教堂的一名牧师；李商在，20年前李承晚的狱中同伴；孙秉熙，天道教的领袖，天道教是当地一个影响很大的宗教团体，综合基督教之仁爱、儒家之伦理与佛教哲学。这三位之外，还有其他30人，他们组成了一个“三十三人委员会”，他们开始策划的不是武力革命，而是一个争取独立的大示威。他们拟好一篇独立宣言，这篇宣言，集宗教信仰和爱国精神为一体，在汉城某一个黑暗的地下室里，用木刻版偷偷印了出来。 国内爱国学生和一些民族主义代表人士、市民于3月1日在汉城塔洞公园举行反日独立集会，宣读《独立宣言书》，宣布韩国独立。会后数万群众手持火炬游行，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和日本军队滚出去”。示威群众顿时增至三十多万人，整个汉城为示威群众所淹没，殖民统治秩序陷入瘫痪。同一天，平壤、元山、仁川、南浦、大同等地也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和起义。从3月中旬开始，运动向全国各地扩展，并由城市发展到农村，工人和农民都参加了这场斗争。从3月1日至5月31日，在全国218个府、郡之中有203个府、郡举行了1491次示威和暴动，参加人数达二百多万人，表明了大韩民族的民族气概和英勇斗争精神，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主义者。但因种种历史原因，斗争遭到失败，“三·一独立运动”之后，全国就有六万六千多抗日的士兵和平民被日本军队屠杀。 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被日本殖民当局镇压后，很多斗争志士和著名民族主义人士等，被迫流亡国外，中国上海成为流亡韩国志士的聚集地。当时上海有租界，比较安全，又与韩国本土不太远，因而是韩国独立运动志士比较集中的城市。在上海的韩国独立运动各派为了能以统一的名义向“巴黎和会”提出韩国独立的要求，决定联合组建临时政府。1919年4月11日，韩国流亡志士们在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安排下，在法租界金神父路22号召开了由29名议员出席的会议，组成了议政院，选举李东宁为议长，宣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李承晚为临时政府国务总理。这次会议通过了临时宪章十条，决定埋葬君主制，实行民主共和体制，会议宣布国号为大韩民国，4月13日，向全世界宣布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临时政府机关设在霞飞路321号，得到法国驻沪领事署和法租界董事局的默许，挂起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牌子。 临时宪法这样作了修改并公布之后，新组成的临时政府定9月15日为临时政府的始政日。从民族的正统性历史观看来，1919年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核心，是“三·一”独立精神和民族魂的体现，是韩国史的主体。在封建王朝史终结后，它填补了韩国政治史的空白，而且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败亡为止，是代表大韩民族主权的唯一政府。 临时政府的要人们都是从年轻时起就是为恢复国权而斗争的先锋人物，这些爱国志士通过爱国启蒙运动、新民会运动和“三·一”运动，在中国东北和俄国领土上开展激烈的抗日武装斗争达20年之久。这些爱国人士的代表人物是李承晚、李东宁、申圭植、李始荣、安昌浩、朴殷植、梁起铎、金九、金奎植、赵素昂、洪震、李东辉、吕运亨、赵琬九、申采浩、柳林、申翼熙、朴赞翊、张建相和宋秉祚等文人和庐伯麟、朴容万、李青天、柳东悦、曹成焕、李范爽、黄学秀和金元凤等武将。 其中的李承晚，曾被三个临时政府不约而同地选举为领导人，并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确定为首任临时大总统，足见他是反日斗争史之中的核心人物。 在这个动乱的时期里，李承晚极为活跃。他到华盛顿为韩国人的自决而努力，响应威尔逊总统的和平计划。他与徐载弼商讨创办杂志，使他们的主张能有系统地介绍给美国人民。后来他向国务院领取护照，因为他被确定为首任临时大总统，对于他这不仅是个晴天霹雳，而且也确立了他在韩国人民心目中的正义设计者般的英雄地位。
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上海流亡政府的左派、中派与右派
上海流亡政府的左派、中派与右派 李承晚在中国度过了艰苦的17个月，他面对的困难太严重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经费唯一的来源是靠募捐，内阁和国民议会里的人，各有各的派别，凡是出钱的或经手募到款子的人，都以为自己有特权，可以自订政策，可以任用私人。因为政府没有受到国际的承认，令办事的人员感到烦恼的事是那样的多，希望是那样的少，脾气很容易激发，个人的攻击与倾轧成为他们情绪上的发泄。 正如穷家常有口角是非一样，临时政府也是如此。惟一可靠的是韩中互助社和中国的仁人志士对临时政府作些资助，临时政府有一个时期连办公大楼的月租30元和听差的月薪20元也支付不起。临时政府的要人们由于生活拮据，只好各自去赚钱混碗饭吃，寄食于侨胞家里。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流亡政府的左派、中派与右派，政见分歧非常尖锐，不容易解决，这就有如雪上加霜。当然，这种现象并非不可思议，因为临时政府的要员们是由曾在国内、中国、俄领、美洲等地开展过独立运动的斗士结合而成的，既有来自出身、所受教育不同的差别，更有力图掌握临时政府大权的权力之争。 这个由左派、中派、右派联合的政府，在内部自然形成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对立，各自对于独立运动所提出的方略当然也往往相左。李承晚发现自己属于人数最少的右派，他主张以宣传活动和外交活动为主，左派的安昌浩和朴容万主张着重进行军事斗争，中派的金九和金奎植标榜的是渐进主义。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给韩国革命分子中一部分人以振奋和希望，因共产党新近掌握了俄国的大权，与共产党建立密切联系的同志认为惟一有效的途径，是组织志愿军，由北方打回国境，用暴动的方法，在国内到处发动游击战，展开一个积极的叛乱计划，刺杀日本官员，这一派革命分子，以李东辉和吕运享为代表人物。 右派人物李承晚被推举为总统后，只是在上海暂住了几日，实际上履行不了其职责，一有机会，李承晚就设法离开租界，他常常由有名的外国人伴随，避免被日本人拘捕。他曾旅行于南京、苏州、北京和其他城市，一方面观光，一方面与当地的韩人领袖举行会议。李承晚坚持他久已确定的政治方针，认为要成功必得有赖于国际的力量，和平扭转世人的视听，争取各国政府的支持。他不断驳回并反对那些想采取鲁莽行动的人，认为这些办法不但不能造成胜利，反而给日本人以借口而加紧用武力控制韩国，劝他的阁员们在职责范围内研究韩国的需要。但是，用什么代替鲁莽行动呢，当时他还没有更好的建议，虽然有许多人接受他这个政治主张，忠诚不变，可是他的计划始终没有见到什么成效，因此也就令支持者感到焦急不安。 左派人物的努力有无成效呢？由于发生了主要负责人的两件大事，造成名誉损失，后来也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1）李东辉挪用列宁的援助款事件 1919年10月，为了取得列宁政权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临时政府决定让左派人物吕运亨、安恭根和韩馨权三人为代表奔赴莫斯科，力图获得捐款。但是，时任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李东辉，刚刚组建了“高丽共产党”，并单独派两名心腹朴镇淳和韩馨权去莫斯科。当时，朴镇淳正在全力协助李东辉组建“高丽共产党”，韩馨权在西伯利亚时就已是李东辉忠实的助手，李东辉曾在西伯利亚组建过韩人社会党并任党魁，他让朴镇淳带了一封信给列宁，在信中说上海临时政府实质上是过渡政府，韩人社会党发誓为共产主义贡献一切力量。 经过朴镇淳与韩馨权的努力，列宁批了200万卢布作为支援韩国独立的基金，但只先付了60万卢布。韩馨权将20万卢布储蓄于莫斯科，只带了40万卢布而归，他刚一踏上中国的领土，李东辉派出的金立就向他索取了钱款，他按照金立的指示回莫斯科去取那20万卢布的储蓄，而金立则携带着40万卢布经蒙古、北京于1920年12月回到上海。 这笔资金在临时政府内引发了很大的纷乱，李东辉没把钱提交给临时政府，却用作“高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临时政府的要人们对李东辉和金立这样使用这笔经费很不满，后来于1920年9月，李东辉辞去国务总理一职，于1921年7月去俄国。 1922年1月，临时政府曾派出大规模的代表团出席了于莫斯科举行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为韩国人民的解放作了极大的努力。这次大会代表总数共有144名，韩国代表团由来自23个团体的52名代表组成，占代表总数的1／3以上。为了韩民族的解放，不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都一起参加了这个会议，民族主义者的代表有金奎植、罗容均、金始显、金元庆、权爱罗等。共产主义者的代表有李东辉、朴镇淳、吕运亨、张建相、朴宪永、林元根和金泰渊等。 然而矛盾又一次表面化，李东辉因独用列宁政权的援金而被迫辞职后，朴容万等在北京组成军事统一策进会，这些人反对临时政府，几经曲折召集了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单独成立了“朝鲜共和国”，这当然是否认临时政府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有吕运亨等许多人，这些人为了得到苏联的支持，于1923年8月20日离开上海，30日到达海参崴。但不久，列宁逝世，苏联政府忽然改弦更张，于1924年2月将他们驱逐出境，“朝鲜共和国”也就随之瓦解。 后来，李东辉与独立军继续在中国东北地区作战，1928年在与日寇的一次激战中，不幸牺牲。 （2）吕运亨渡日事件 1919年下半年，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