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相反。 总之，这是一个反对长久存在于韩国人身上的颓唐消沉、懒散愚昧和逆来顺受的宿命观的运动，在缺乏国内资源的情况下，国家的经济困境是不言而喻的。朴正熙在后来写道：“我们今天才清楚地看到，韩国人民身上那种难以激发生产力的消极特点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饱受侵略压榨和连遭厄运所造成的。” 政府在一开始就为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刺激来积极改善出口状况，结果，出口额从1960年的每年3464万美元增加到1961年的4291万美元，到1962年又增加到6200万美元。 “五年经济计划”的实施过程，并非到处莺歌燕舞，整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充满尝试的失误，也出现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错误。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货币改革，即利用回收流通中的货币来资助庞大的经济计划。1962年6月10日，新使用的韩元与旧韩元的兑换率为10 ∶ 1，全国立刻陷于一种全面的经济混乱和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之中。 朴正熙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起初，我们曾希望把大量闲置的资金用于工业建设，这样货币结构也应重新调整。但结果却与希望相反，这一措施导致了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并给经济带来了一个巨大打击。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错误，政府曾竭尽全力来弥补这一错误，但仍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农业政策的草率实行也是政府工作中的一个污点，为了加速农业发展，政府向农民提供了大量的低息贷款，但农民却把这些贷款用于他们自认为急需的方面，而没有用于增加农业生产。当政府采取措施进行强制性的粮食征收时，他们却连债都还不起，只好把粮食以亏本的价格卖出，所造成的影响，波及了粮食、牲畜、稻谷以及农田的价格暴跌。 虽然这期间既有失误又有教训，但归根到底，政府极力使自己从立法机关和官僚主义的滞缓和低效中解脱出来，他们就像制定战争计划一样，制定严密的经济计划，全力实施他们的政策，少量的失误并无法使他们为韩国带来的奇迹减色！
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五花八门的政绩工程
大亨经济标榜政绩，五花八门的政绩工程 （1）电子工业 韩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是电子工业，产值在1969年到1974年期间增加了十倍，成为仅次于纺织品出口的第二大出口行业。 1962年，韩国的电子产品出口额还不到50万美元，1976年，电子产品的出口额已达到十亿美元，在1977年达到11。1亿美元，到了1981年高达21亿美元。大多数产品销往美国和日本，后来又增加了对东南亚、中东和欧洲的出口。政府在电子工业突飞猛进的形势鼓舞下，决定以追加发展资金为电子工业注入新的燃料。该项资金将被集中用于扩音机、电子钟表、微型计算机、彩色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和所需电子元件的国产化生产，韩国力争使自己的电子工业以其管理和技术上的先进面貌出现于世界同行业之林，使所有电子产品的国产率达到70％。 （2）重工业 韩国对钢铁产品的需求量从1962年的26。6万吨，剧增到1967年的75。5万吨，进而又到1972年的210万吨、1974年的470万吨，进口钢材的外汇支出在此期间已达二亿美元，大约等于建造一个年产100万吨的钢厂费用。 1976年5月，朴正熙亲自为国家惟一的钢铁联合企业———浦项钢铁厂二号高炉点火，这一行动，使韩国重工业又迈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步履。当年，浦项钢铁厂的原钢产量便达到260万吨，占韩国当时所需钢铁量的50％以上。浦项钢铁厂的建成也使韩国提高了自己的炼钢技术水平。该厂雇用了12357名职工，其中包括823名在美国和日本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人员。 在大量外资（包括用于浦项钢铁厂第二期扩建工程的3。43亿美元）的帮助下，韩国仅用了二年半的时间，便一举成为世界20个主要钢铁生产国之一。浦项钢铁厂第二期扩建工程的主要方面包括二号高炉及另外24项配套设施———续建一座铸造厂和一座冷轧厂。冷轧厂的建成使韩国能自己生产七种轧钢产品，其中包括镀锌钢板和锡包钢丝———这是制造电冰箱、空调器和洗衣机的重要材料。 朴正熙最亲密的助手朴泰俊担任浦项钢铁厂的厂长，他年富力强，对朴正熙佩服得五体投地，对未来充满信心。朴泰俊介绍说，韩国从1968年到1981年对钢铁产品的需求量平均每年增加24。6％，1978年和1981年对钢材的需求量分别达到1020万吨和1550万吨，为满足这一需求，浦项钢铁厂把自己的生产能力从1978年的550万吨增加到1981年的850万吨。 浦项钢铁厂扩建了生产设施以后，韩国的原钢生产能力达到每年1600万吨，浦项钢铁厂计划通过钢材的出口每年创汇2。53亿美元，在国内市场上每年收入9。87亿美元，以减少进口钢材所造成外汇流失。 浦项钢铁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1977年）开始的第三期扩建工程，对政府推进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出口贸易使浦项钢铁厂如火如荼的多样化销售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并为国内公司提供了大约一千五百万吨焊钢制品。 （3）造船业 从1972年开始，政府力图在韩国钢产量不断提高的同时，使韩国成为重要的造船和海运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把造船业视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方面。 由于造船业是一项“包罗万象的工业”，政府期望通过这一工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其他相关工业的跃进步伐，从而全面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准和综合国力。毫无疑问，韩国“现代造船和重工业公司”的出现，使它有了世界上最大的船坞之一。这里不仅有能力建造26万吨级的巨型超级油轮，而且还能制造极为精密的化学特种轮和集装箱自卸船。 不久，“现代造船和重工业公司”便源源不断地从希腊、香港地区和日本的船主那里得到总数为12艘超级油轮的订货合同，这一吉兆表明，韩国的造船能力以其精良的科技水准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 1973年的中东战争以及接踵而来的石油禁运，世界性经济萧条使超级油轮的海外市场几乎在一夜之间便荡然无存，面对几乎是零的市场需求，韩国的造船业显示出极为出色的应变能力。 “现代造船和重工业公司”对自己的战略进行了迅速的调整，把原有设施向仍然四方有求的更为小型、具有特殊用途的船只方面转变，在这期间，它巨大的造船码头接受了远小于其造船能力的不少小型轮船的订货。 利用在蔚山投资昂贵的巨大船坞，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世界经济萧条来加速把韩国建成一个主要造船和海运国，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正是有鉴于“现代公司”的策略，1981年韩国仅海运业一项即可收入15亿美元。后来，其他国家的船厂也纷纷效仿“现代公司”的做法。 （4）建筑业 在1973年，韩国承包商突然间一切都迸发了出来，建筑出口达到1．74亿美元，1974年达2．6亿美元。1976年与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项总值为9．44亿美元的朱贝勒商业港的建设合同，被称为“世纪性的合同”，使韩国历年来的建设出口达到新的顶峰，这项由“现代建筑公司”主签的合同，使韩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海外建设的预定目标被大大超过，当时定为12亿美元，而实际上达到了25亿美元。 韩国人有出色的推销本领，他们把成千上万名熟练工人输往国外的建设工地，这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公司来说是一种强劲的竞争手段，因为，这些公司仅能派出工程师和工头。在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这样的国家，训练有素的建筑工人是极为抢手的，刚刚崛起的韩国已具备了以成本相对低的劳动力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的优势，这从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技术上的不足。在中东国家的港口建设、船坞和高速公路的竞标争夺战中，韩国往往以低廉价格击败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 到1978年底，韩国已有105个公司参与了29个国家和地区的建设工程。鉴于建筑业成为韩国当时最大的外汇赚取者，引人注目地在中东市场扩展成果，政府在财政和外交方面都采取了积极步骤来协助推动“建筑出口”，以期实现1980年39亿美元的目标，一些国际经济观察家都认为不会大于十亿美元。
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虚伪透顶的“ 新村运动”
填充虚假的统计数字，欺世盗名、虚伪透顶的“ 新村运动” 无论何时，每每谈及朴正熙其人时，拥护与反对他的人都认为，如果说朴正熙给韩国人留下了什么令人怀念或令人咒骂的话柄，那就是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又称“新村运动”。 这场“新社会运动”被誉为国家全面振兴的“自助、勤勉、协同”的全国性运动，这是朴正熙在1970年4月召开的全国省长会议上倡议发起的。这场运动最初只是作为地方性自助计划，后来却逐步扩展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不仅是为了缩小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而且要大大激发韩国人民在参与改变国家命运中的自主感，这种“参与自主感”在现实中的样板，就是虚伪透顶的“新貌村”。 由于国家在多年来优先发展工业部门，韩国的农村一直十分落后，根据西方的标准，韩国农民的生活仍然非常贫苦，韩国的经济现实表明，农村的低收入一直是政府发展出口战略的一部分，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韩国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实在无暇顾及农民。 “新社会运动”加强了对农村的重视，农民们已不仅仅满足在贫瘠的土地上苦挣苦熬，虽然他们已不再为食物发愁，过去褴缕的衣衫已被坚实的工作服取代，他们还希望享受充分的医疗保障，不再为因住院费用昂贵而使多年辛苦的积蓄耗之殆尽。 朴正熙说：“今天，我们已从绝望中恢复了希望，从屈从中获得了抱负，从自卑中建立了自信。这种希望、抱负和自信就是活的国家资源，就是照亮国家前途的明灯。” 据说通过“新社会运动”，农村家庭收入在1970~1975年之间已增长了一倍多。尽管城乡差别依然存在，但国家的1700万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八）提高了生活水平。 外国人被有计划地、一次又一次对“新貌村”进行访问，在这里他们被告知韩国政府受到了人民极高的衷心拥戴，在任何一个公社的大厅里，一位“新貌村”领导都会以典型的方式向来访者展示精细整理的成果记录。这里应该指出，为了让西方人和日本人一心一意地信服，韩国人对统计数字有着天然的尊崇，政府的策划者们会用数字把来访者淹没。 “新貌村”领导人会一一细述村子里用了多少吨化肥，当年收获了多少吨稻子，还有拖拉机代替了耕牛，电视天线也不断从房顶涌现等等。 此外，在公共福利、卫生的居住环境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使政府所得意的“革命”增色不少。 到1975年底，20％的韩国村庄被评为“发达”，62％的村庄被评为“发展中”，18％的被评为“不发达”。在内务部“新村处”宣布的统计数字中，64％的农家用上了电，75％的农舍由草顶变为砖瓦房。 朴正熙指出，落后的状况在一夜间得到根本改变是纯粹的幻想，“我们不能指望在赤贫的苦坑中生活了数百年的农民，一两年就奇迹般地富裕起来。尽管这至少需要5~10年的时间，但具体而有效的计划完全有可能加速它的实现。谁说这不是项艰苦的工作？假如不是的话，我们早在以前就完成了。” 在纵观农村“新社会运动”中取得的成就时，“急功近利”是十分有害的，朴正熙似乎也了解到不时发生的官僚主义对“新社会运动”的危害，并在公开场合多次进行过严辞斥责。 在一次“新社会运动”的会议上，有地方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参加，朴正熙说，“政府一味地鼓励农民更多地生产，而综合计划中却缺乏切合实际的指导，‘新社会运动’在农村的某些失误原因就在于此。你们也许还记得军政府开始的几年中我们所出的大洋相：政府要求农民把猪养得越多越好，我们善良的农民也真的这样去尽心执行了，家家都买了不少猪仔，但到来年当他们把自己的成猪运到市场上时才发现，由于猪多得像洪水泛滥，一般地说，每只售价比一年来的饲料费还低。当时农民们真是被气疯了。从现在起，我们政府凡事要多动脑子，三思而后行，再不要信口开河了。” 在农村，所有“新村”领导被定期地送往“新村训练学院”进修提高，在一次“新社会运动”领导人的聚会上，朴正熙说，“在这场运动中，如果你不能积极助力，至少你不要挡路，当农民在田野里流汗的时候，城市里的贵妇人们却一掷千金，这公平吗？要严惩那些贩卖伪劣商品、制造假药和假饮料的人，当‘新社会运动’的强劲之风席卷农村社会的时候，城市里的人也不能不有所感觉”。 1974年，政府开始把“新社会运动”的范围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在这个阶段，“新社会运动”更集中于反奢侈、反浪费、改善居住环境和企业内部的劳工福利方面。运动除了着眼于社会、经济效益，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也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因为运动提出的目标是“三重性”的，即：精神提高、社会进步、经济发展。 提高社会道德和文化修养运动的发起人是朴正熙，他说，“‘新社会运动’对我们人民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唤起民族振兴精神是我们努力的宗旨所在。几个世纪来，朝鲜饱受外国侵略之苦，内部争斗以及缺乏具有胆识和决断力的领袖，也是我们落后的原因。从道义和实质上讲，今天韩国的处境已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当然前面还有许多艰难险阻，但我们有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它。只要我们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我们的问题，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它，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就必将使我们国家得到真正的振兴。”
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东京来的杀手，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