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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进军汉城占领国会大厦
六千余名“ 敢死队”进军汉城占领了国会大厦 这时的张勉政府对政局已完全失去控制。张勉原是基督教信徒，投入政界一直表现“软弱无能”，美国之所以扶他上台，是因为他是民主党头子，又听话。可是，事情的发展表明，张勉执政后“更加无能”，根本无法驾驭局势。美国在韩国的利益受到威胁，它自然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1961年1月，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下决心要改变摇摇欲坠的韩国局势，他采纳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1959年提出的“坤仑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在韩国的两党政治遭到失败后，就要以军人政治来接替”。肯尼迪把这个计划交给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去执行，艾伦·杜勒斯就叫他的副手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同该局韩国分部的头目，一起物色“新的铁腕人物”，策划用军事政变的办法来取代张勉政府。 朴正熙与他的支持者们此时也处于一种困境，根据韩国宪法，军队不应卷入政治中去，军队的任务是保家卫国，在政坛纷争的角逐中，军队必须严守中立，只有这样，政治家才能在平等条件下争取选民的支持。 多年之后，朴正熙在回顾军事政变时说：“必须打破某种限制，军队什么也不做是不可能的。难道军队仅仅限于保卫国家，而对民族经济解体、罪恶的政治家使社会陷于混乱不堪、国家危亡在即的形势无动于衷吗？” 很明显，朴正熙一伙是绝对不会让他们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的，他们的答案很快就炮制出来：军队不能否定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既然民主党政府无法为国家提供必要的坚强领导，社会腐败得不到整治，动乱笼罩在国家上空，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执政党却因窝里争斗而明显不打算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朴正熙就有权利开始组织他的支持者，详细地策划拯救国家的行动。 从1961年2月开始，他们轮流在主要支持者的家里聚会，以免在同一地点聚众过频而引起怀疑。到4月中旬，少将李周一争取到了所有预备役官兵和第二军所辖军区指挥官的支持，朴正熙则争取到各个军和师的主官的忠实支持，其中包括22名韩国军事学院八期毕业军官。朴正熙还得到了海军陆战队的金东河、金用键的鼎力相助，这两个人在那场革命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他们的部队在攻占汉城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资金的不足是进行政变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有钱的人不愿为这场吉凶难卜的行动“风险投资”，冒险的年轻的领导人不得不省吃俭用，拿出个人多年积蓄并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筹募资金。朴正熙的侄女婿金钟泌（即其兄朴东熙的女婿）是这次“五·一六”军事政变的主帅，早在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之前就已经在窥测方向，阴谋政变，他出身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极端反共而又野心勃勃。金钟泌等校级少壮派代表九人，早在1960年9月10日晚，就在汉城退溪路“忠武壮”饭店秘密策划军事政变，11月9日，在朴正熙的支持下，由金钟泌牵线，聚集在汉城新堂洞朴家进一步密谋。从1961年初开始，这批人同美国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并在它的直接操纵下，在陆军本部、第三十预备师、第三十三预备师、第六军炮兵团、第一伞兵团等后备部队、海军陆战队扩充势力，发展组织。在此期间，朴正熙还亲自出面拉拢汉城光明印刷所经理李学洙和光州航空学校校长李文烨上校等，准备印刷“政变成功”后的布告和檄文，并安排起事之日用飞机在汉城、大邱、大田、釜山等大城市散发。 到了1962年5月14日，军事政变的准备工作已经万事俱备，各政变部队负责人在汉城莱水洞金钟泌哥哥金钟洛家“赴宴”，决定各部队在5月16日零点以“烽火作战”为代号，佯装演习，调动部队，预定凌晨3点攻克汉城，宴会的最后，由主人金钟泌举杯宣誓：“不成功便成仁。” 就在政变发动的前一天，一个预想不到的麻烦使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考验的时刻开始了：负责指挥突击部队的第三十预备师的朴常勋和李嘉勇向新任陆军参谋长张都暎泄露了政变计划。 张勉总理闻之大惊，下令严密监视朴正熙的行动，同时立即拘捕了集结在汉城第六军区的政变领导人，在这情况万分紧急的关头，政府固有的软弱寡断、内部分歧马上显露了出来。 由于政治上不合，这个无能政府还未来得及阻止政变，政变力量已争取到了时间抢先行动了，虽然张都暎将军命令五十多名宪兵分乘七辆卡车在汉江桥上排成三行，向滚滚而来的起义部队开枪射击，但在潮涌而来的起义武装面前，一战即溃。 预定的日子到了，1961年5月16日凌晨4时，朴正熙率领6000人的革命队伍开始向汉城进军。 这正是第一道阳光出现在天边的时刻，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朴正熙在他所著的《国家、革命与我》一书中描述了这次行动： “天已黎明！这一时刻是这场革命的象征，是我们国家黎明的象征！一个不同以往的崭新的早晨！踏在金浦的革命道路上，我凝望着晨辉，冉冉升起的太阳充盈在我们的心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出现在我的面前的那些年轻的革命者脸上的神情———那些走在我的前面和随我而行的人们，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追寻着国家的命运，他们的身后是深情的妻子、幼小的子女，还有年迈的父母。他们还很年轻，尚未品尝到生活之果的全部滋味。我眼前的是一群多么崇高的人类形象！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俯视着汉江，霎时感到，它的波浪是新的，水是新的，一切一切都与昨日不同。旧的事物都将一去不返，历史潮流就是这样，接受的永远是新的事物。这是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自然界的伟大启示！” 一阵接一阵的枪声划破了汉城上空，给正在梦乡里的市民带来巨大的恐怖和不安。这时，朴正熙、金钟泌等人组织的6000名“敢死队”顺利地渡过汉江桥，开进了市中心，占领了政府、国会大厦和广播电台。陆军总部也被第六军的炮兵部队攻占，到清晨5时所有主要目标都已控制在革命者的手中。 6点，通过广播电台宣告军事政变成功。朴正熙以革命团体的名义，说服了张都暎军担任革命委员会的主席。随后革命委员会宣布了军事管制法，从晚上7点到凌晨5点钟实行宵禁。 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革命委员会在最初几天实行了一些极端措施：除了宗教性集会，其他一切形式的集会均被禁止，禁止所有韩国公民出国旅游，所有大众媒介，包括报刊、杂志以及评论、政治性漫画、照片和对国外的新闻报道均须经过审查。
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美国对朴正熙独裁的憎恶与幻想
美国对朴正熙独裁的憎恶与幻想 美国人无法理解朴正熙的哲学，起初美国政府也拒绝承认朴正熙的军政权。联合国驻韩国部队总司令、美国第八军军长卡特·B·麦克格兰德尔呼吁：韩国军队领导人必须恢复秩序，美国支持被推翻的张勉总理领导下的政府，因为它是根据宪法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美国驻汉城大使馆代办马歇尔·格林也表示了对麦克格兰德尔的支持，而且还发表了一项官方声明以壮其声势，声明说：“在此，我明确申明，美国政府赞同联合国驻韩国武装力量总司令所表明的、对经过自由选举产生、根据宪法建立的大韩民国政府的支持。” 朴正熙的军人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美国人之所以反对军人政权，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美国人的自由观念，这是美国人引以为荣的、独一无二的美国特产。美国人天真地认为，他们能够把民主向任何国家简单地传播，因为韩国人民也倾向这一美好的政治制度。 朴正熙曾反唇相讥：“韩国以1948年时的条件，套上了美国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别指望它能深深扎根，这种想法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的发育成熟就生出来了，或者像一个100磅重的人借了一件250磅大汉穿的西服，竭力使自己穿得文雅。” 的确，从韩国1948年以来的民主实验中，橡皮图章式的美国民主只是造成了不协作、分裂和骚乱，朴正熙接管了政府之后，使骚乱渐变为稳定有序，同时他大张旗鼓地实施其社会、经济、政治计划，也使美国渐渐地开始对军人政府另眼相看了，后来两国间的正常化关系有了微妙的进展。 这是因为，反共的纽带使美国政府容忍了朴正熙，他一贯自诩为“反共强人”，使肯尼迪决定接受他参加全球的反共大合唱。 肯尼迪邀请朴正熙访问了华盛顿，从而使两国关系出现了一次高潮，访美结束时，两国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重申了两国间“传统的友谊”，表明了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对韩国的支持。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年轻的极有个性的总统肯尼迪，在公报中明确地督促韩国必须“尽快”完成政权向民间政府的过渡。其实，这里蕴藏着朴正熙的军人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方面。 美国认为，朴正熙野心太大，不好驾驭，他的一系列稳固自己地位的做法，严重地打击了原有的亲美势力，直接或间接地触动并损害美国在韩国的既得利益，从而引起美国的极大忧虑和不安。而且，军人和政治搅在一起，长期下去有可能被拖入政治上的真空状态，因此，美国几次逼朴“还政于民”，由“军政”变为“民政”。亲美的老政客也乘这个机会上街闹事，抵制朴正熙的军事独裁统治。连朴正熙军事集团内部的李周一、金东河等实力派人物也从这个集团中分裂出来，准备组织反朴政变。 迫于这种形势，朴正熙为了缓和美国和亲美政客的压力，缓和人民对军事政权的不满和反抗，于1962年12月，采用国民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这部宪法载明：在国家的非常时期，总统有权任命所有内阁成员，依照法令进行行政管理；当政党的宗旨与“基本的民主秩序”不相符时，总统有权解散政党。根据新的制度，所有候选人必须先由一个政党提名，一名国会议员如果退党或是他所属的党被解散时，他将自动失去议员资格。这一新条款是为消除小型党派而制定的，这样可以避免各党成员频繁地改变初衷和派别活动，使党派政治稳定化，更是为了遏制反朴势力的丛生和蔓延。 军政府信誓旦旦地宣称，它将在1963年夏天之前，在3月举行总统选举，把政府过渡于民间，“还政于民”。朴正熙曾多次言辞恳切地表示，“当革命任务完成时，将把政权归还给有良心的政治家”，“自己无意参加总统竞选，还是要回到本职岗位上去”。 其实，朴正熙在公布新宪法后，就立即着手进行竞选的准备了。此时，朴正熙已下令金钟泌辞去中央情报部部长职务，让他筹备新的执政党“民主共和党”，金钟泌立即把中央情报部的部分人马带入“民主共和党”，开始为朴正熙的“还政于民”铺路。 朴正熙政府对新闻媒介实行严格审查制度，采取了各种措施使新闻“正常化”，要求新闻组织建立起一个自觉的审查制度，并把新闻报道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准，避免过去的新闻界制造过多的、缺乏实据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使人民对政府徒增许多误解。 在政府动员下成立的“新闻道德委员会”鼓励记者既要报道好消息，又要报道坏消息，当然坏消息要有根据，否则后果由记者自负，至于好消息就不苛求真实性了，假的也行。 朴正熙很快就发现制造“虚假繁荣”的力度太小，他在镇海的一座化肥厂破土动工仪式上，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情绪高涨的看法： “我曾指出过，大多数韩国知识分子羞于公开表达他们对政府政策的赞同看法，担心这样做会被人家斥为奉承者、伪君子或是政府的工具，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在我看来，除非我们的知识分子彻底改变这种想法，否则现代化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当然，批评政府的错误的权利是根本性的。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会感到赞扬他们自己政府的成就是不光彩的呢？他们太胆小，心胸太狭窄，以至于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正感受，真令人遗憾啊。” 既然如此，阿谀奉承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