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治指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班长肥田木指挥劫走该馆所存图书：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书、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香港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1946年2月，在东京国会图书馆（原帝国图书馆）发现从香港劫来的图书25000册，在伊势原乡下一村长家中发现10000余册。
中山大学图书馆“总馆香港存书凡25708册，其中善本及志书各占半数，另有碑帖3万张为希世珍品。自离粤后，曾经数次电请运回内地，但以时间及经费关系，当局一再延误，至香港沦陷后，遂遭损失”。《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888。1949年3月1日，从日本运回在港被劫书籍两批，计刘文典教授之书籍646册分装3箱，岭南大学书籍278册、手册400册装6箱。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5（2），卷915。1949年6月28日，兴安轮从日本运回中山大学之归还书籍594箱。《关于兴安轮运回中山大学之归还书籍缺少情形函请查照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7。
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1938年4月10日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该馆所藏包括岳麓书院之宋元版本在内的图书四万八千余册一并被毁，其中有珍善本21000余册。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略（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台湾枫城出版社1983年版。
1938年10月19日，湖南省立图书馆定王台馆舍被炸起火，馆藏5万余册书刊和三十多种版本全部被毁。
在华中的武汉，国立武汉大学42080册图书杂志于1940年3月4日遭日军掠夺；武汉大学图书西运宜昌时，木船被炸，141箱图书沉入江底，在巴县三峡触礁，又损失20000余册；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战前图书十余万册，西迁时仅携出万余册，留武昌者悉为敌伪攫取；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学校西迁时留在汉口的22000多册图书全部散失；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战前图书四万五千余册，战时只运走十之一二，余者后毁于盟军的空袭炸弹。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时图书遭敌军洗劫，无一幸存，另有文物3600余件被劫，损失达三十多万美元。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938年5月22日，厦门集美学校图书馆因敌机轰炸，书刊被焚30000余册。
5西南地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于重庆。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内迁，散居于川、滇者数以百计。由于日军旷日持久的战略轰炸，许多高校遭日本法西斯的破坏。
1940年6月24日，清华大学寄存在重庆北一山洞内的224箱珍贵善本图书被日机投下的炸弹击中烧毁，只抢得残卷一千余册。黄建国主编：《中国古代民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8页。
1940年7月4日，重庆大学图书馆馆舍被炸，图书大半毁损。1941年8月的两次轰炸，中央大学损失图书10万余册。1941年8月14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被炸，损失不少书刊。此外，云南大学、浙江大学、武昌文华图书馆专修学校等已内迁的高校都遭到日机轰炸。
由于日军狂掠中国图书，一时间中国教育用书都感困难，中国政府不得不吁请国际援助，对这类图书日军也予以拦截。1940年，日军就在印度支那拦获作为美国“援蒋物资”的图书6000册。
此外，1939年10月，甘肃省立图书馆被炸，损失图书8000余册，期刊22万册，日报67万份，珍贵的宋版《五经》、《四书》及明刻《甘肃通志》版片被焚85块。
1938年7月，开封河南省立图书馆遭敌机轰炸，损失书刊15000册、挂图5000张、档案300卷。《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年20卷1—3合期，第6页。
6图书西迁中的损失
战时中国图书西迁转移中，因种种困难，途中损失不少。1937年，山东大学图书在青岛沦陷前西迁四川万县，因途中火车被炸，损失古籍善本10000册以上；复旦大学图书馆西迁重庆时运出图书365箱，遗失34箱；1938年春，厦门大学图书迁移中，在汀江被洪水冲走53箱；浙江英士大学6次搬迁，250箱图书损失近100箱。1939年2月4日，武汉大学图书馆用木船第二批运抵万县的图书被炸，损失50多箱；广东省立图书馆1944年疏散粤桂边境时，运书船被击沉，损失书刊15639册；1939年河南大学图书馆迁信阳、嵩山等地途中，损失图书60多箱；1944年春，南宁图书馆西迁百色山区，途中几十个书箱掉下悬崖，损失书刊20000余册；1944年5月，广西大学图书西迁榕江，遭山洪冲击，损失20000余册；唐山工学院图书馆迁徙途中，大批图书散失。东北大学图书馆九一八事变前藏书十余万册，南迁北平途中丢失二百多箱，到北平时只剩六万多册，再迁陕西时运出近3万册，到陕西时只有两万册，1939年迁四川三台时，全部书刊不足15万册。战时估计，高等院校图书西迁共运出图书1107478册，未迁出的仍有1923380册。农伟雄、关健文：《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
7图书馆损失概况
中国的图书馆是日本侵略者破坏和劫掠的重要目标。日本侵略者从“一二八淞沪事变”起，就开始破坏图书馆。在这次事变中，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藏书四五十万册，“收藏之富，名闻海内外”，但在日机轰炸引起的火灾中化为灰烬，仅有1／7的藏书，因事先转移方得幸存。林尔蔚：《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载《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
1936年度到1946年度中国图书馆数年度图书馆数年度图书馆数1936—193718481942—194311351937—193811231943—19449401938—193911781944—19457061939—194010021945—19467041940—19418721946—19478311941—19421066
从上表可以看出全国图书馆事业受日本侵略者摧残之严重。全国图书馆数量也从战前的1848所减至战争结束时的704所，减少了62％。据台湾皮哲燕教授统计，战前大学图书馆藏书约590万册，抗战到1937年，损失图书约280余万册，可见损失之惨重。陈剑光、周文芳：《抗战期间中国高校图书馆之损失》，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另有统计，抗战时期，沦陷区和战区共损失图书馆2118所，民众教育馆839所。损失藏书总数在1000万册以上，其中南京被破坏的图书馆43所，北平61所。谢灼华：《中国的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页。
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的一份材料说：战前全国图书馆计有1848所，“抗战发生，图书馆事业受影响最大，或被摧残，或被掠夺……至各省市之公私立图书馆，因战事影响，损毁停顿者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其能幸存者亦均损失甚多。后虽逐渐恢复，据1943年之统计，全国亦仅有图书馆940所，约占战前5086％”。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1937年以来的中国教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1695。
图书馆的破坏和图书损失，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长沙合办临时大学时，中外文图书仅有6000册，无法满足教学需要，不得不与南迁长沙的北平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书籍管理部门商定供书办法。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中外文图书总数只有48000册。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6节 中国民间藏书之损失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图书典籍丰富，民间收藏颇丰，尤以江南为甚。个人收藏，也为日伪夺取的目标。私家藏书如浙江海盐、南浔、镇江、苏州等地，或被捆载而去，或失散无踪。上海王绶珊的杭州九峰旧庐入藏地方志3000多种，吴兴嘉业堂刘氏、常熟铁琴铜剑楼、苏州滂喜斋、天津木犀轩等著名私人藏书也都遭到劫掠。现以北平、浙江、江苏等地为例，作简要的介绍。
在北京，李鸿文被抢38000册；李维界被夺走7000册。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损失为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只身前往重庆，而留北平家中的书籍、古物悉被日军所掠夺，损失计有：普通书及杂志30000册，明及清初善本书6000册，抄本书500册，小说唱本3000册，史料500册，稿本书300册，信扎30000件，稿本及印本讲义2箱。
1938年3月，济南日本宪兵营接日本国内函，查抄陈名豫住宅，搜走宋版《淮南子》、元版《蔡中郎集》等中国宋元古版书13种。
至于南京民间藏书损失之惨，已无法考证。试举几例，大石坝街50号老中医石莜轩家，“藏书丰富，闻名当代”，仅珍贵的宋版医书就有十几部，早年军阀孙传芳曾出价7万银元求购石家藏书，被石家所拒。此次被日军劫去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玩两千余件。最后，整齐的三进宅院也被烧成废墟。又如中华门外卢冀野先生（原名卢前，国立编译馆大学用书编委会秘书，曾任《中央日报》某副刊主编），“其住宅内所藏书籍不下数十万卷多有旧籍，自其祖云谷太史遗留者，悉为倭寇焚窃”。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教育工作者个人收藏图书损失也为数不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市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记载，有金陵大学的王绳祖、李小缘、林尉人、范谦衷、倪青原、倪尚达、徐益棠、陈恭禄、陈纳逊、高文、张济华、崔毓俊、程淦藩、焦启源、潘廷光；中央大学的戈宗瀚、李学清、朱浩然、艾伟、金毓黻、吴蕴瑞、吴世昌、胡小石、耿以礼、孙本文、许士骐、陈正祥、张贵永、赵廷炳、蒋志超、缪风林、肖孝嵘、龚启昌；中央研究院及所属所的汪敬熙、岑仲勉、周仁、徐丰彦、张香林、傅斯年、郭宝钧、鲁子惠；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的姚渔湘、徐文珊、秦凤翔、盛学明、郑瀚吾；国民政府文官处的陈名豫；中国农民银行的梁庆椿、赵锡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曾昭燏；立法院的陈长衡；国民革命遗族学校的钱用和；合作事业管理局的寿勉成；中央图书馆的缪镇落；国立音乐院的储师竹；尚没有标明单位、但有地址或没有地址的吴慰祖、吴睿明、林本、俞厚田、俞熙祖、曾昭符、程式、杨世泽、赵廷为、杨琢如等68人的图书古物损失。如金陵大学教师孙本文损失中文书4267册，西文书800册，倪青原损失中西文图书8000余册（在金陵大学女生宿舍被劫），中央大学教师肖孝嵘损失图书5000种，龚启昌损失书1300余册。
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3000册元、明版书在香港遭劫。
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经注疏》、《韩昌黎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书11种。
承明清两代江南私家藏书炽盛之风，民国时期浙江的私人藏书事业群星争辉，收藏丰富，珍籍汇聚。日军所到之处，则书楼毁塌、典籍湮没。平湖葛氏守先阁藏书楼，抗日战争爆发时藏书已达十余万种、四十余万卷，其中包括宋、元刊本及海内孤本四千余种，各地方志两千余种，宋元明清历代名家书画376轴。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平湖时，先后三次纵火焚烧，藏书及金石书画“劫前概未运出，尽为煨烬”。
龙游余氏寒柯堂，收藏其二十余年搜罗的典籍十余万卷，其中仅浙江省各府县乡村新旧方志即达四百三十余种。杭州沦陷时，藏书连同大量手稿被劫掠一空。其后，藏书主人余氏将藏书处改名为“劫余书寮”以志哀仇，并将劫余的八千余卷残籍缺典捐赠给家乡龙游县立图书馆。
诸暨陈氏授经堂，其藏书始于晚清，至民初鼎盛期已达30万卷，诸暨沦陷后，授经堂所存10余万卷藏书遭日伪抢劫焚毁，十不存一。
南浔刘氏嘉业藏书楼，系近代中国著名藏书楼之一。30年代初该楼藏书开始散出，但抗战前仍有十余万册。南浔沦陷期间，该楼一度成为日军驻所，后又遭日伪军多次骚扰，盗匪几番偷窃，损失不少。书楼主人刘承干1951年11月19日致函浙江图书馆时提及：“嘉业藏书楼庋书十余万册，以供专门学者参考研究。会遭倭寇肆虐，遂致停顿，藏书也散失一部分。”
杭州王氏东南藏书楼，藏书家王绶山不惜重金四处搜购，于1935、1936年托人在北平收集方志，“其选择之精为全国藏书之最”。所藏1100种方志中，有一二十种抄本或孤本，弥足珍贵。杭州沦陷后，所藏皆遭日军劫掠。
吴兴周氏言言斋，建于上海闸北寓所的藏书处，以线装古籍与西文书并重为特色。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书斋毁于战火，其中有中文古籍160余箱约3000种，西文图书16橱约5000册。
浙江不少著名文学家、学者的个人藏书亦惨遭劫难。
郁达夫藏书损失。郁达夫的藏书生涯始于中学时代。杭州沦陷后，其藏书全部被劫掠一空。郁达夫痛惜不已，每每将藏书损失与老母及胞兄的惨死、爱妻的离异相提并论。在《图书的惨劫》一文中，郁达夫写道：“我个人之损失而论，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及至清末之类书。……风雨茅庐所藏书籍，除中国线装古籍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
丰子恺在桐乡石门镇缘缘堂藏书、茅盾在故乡乌镇藏书甚丰，也都毁于兵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