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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令狐恩强的祖上曾经显赫，但是1963年9月20日出生的他，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家孩子。他在家中排行老四，母亲是位劳碌命的农妇，父亲受过私塾教育，解放前当过教书先生，后来入党参加革命，在当地县委供职。
临猗县位于黄河以东、晋陕豫三省交界的运城盆地，那里又称“河东”，无山无岭，一马平川，历史上出过不少风流人物。恩强家住的是个坐南向北、南北长的长方形的小院，全家人靠着母亲辛勤劳作所争的工分和父亲六十块钱的薪水维持生计。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大多时间吃的是玉米红薯，很少吃大米白面。他的孩提时代苦涩贫寒，一个铁疙瘩似的小闹钟，便是家里最值钱的家什了。
幼年的恩强常跟着爷爷蹲在院里晒太阳。院墙有扇可以开进拖拉机的大铁门，门下有个不深的排水土沟。许多次，恩强午觉醒来，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淘气地从院门下的土沟爬出去，到村里追鸡吓猫，害得大人惊慌寻找……说起童年旧事，令狐教授的记忆片断、模糊，如同一幅幅叠闪的投影：
“早晨，天没亮母亲就叫我起床，瓷白的月光照亮了窗外的半个院子。小时候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地上永远铺着蓝灰色的积雪。天黑路滑，指头冻得又红又肿。早上到学校上自习，孩子们要自己生炉子。农村没炭，只有煤渣，点火要用干草引。教室里总有一股呛人的烟味。
“小学其实没学什么，当时提倡‘学制要缩短’、‘批白专路线’、‘批师道尊严’，还鼓励学生‘交白卷’。所谓‘立体几何’，其实让学生做砖坯子。上课老师教不了什么，而是贫下中农政治代表哇啦哇啦地讲。
“我从小就帮家里干农活，养鸡，喂猪，割麦子，拾麦穗儿。我最喜欢干的是打地鼠，打一只地鼠能挣一毛五，这对乡下孩子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至于玩儿？现在真想不起我小时候玩过什么。
“小时候我很内向，怕见生人。老师之所以选我当班长，是因为我学习好、不闹事。我父亲在二十五华里外的县城当干部，很少回家。寒假父亲接我到县城住，但整天把我一个人丢在家，经常闷得一天不说上一句话。回到乡下，心里的委屈又说不出来……”
就这样，少年恩强一边劳动一边念书，在家乡一直读到初中。内向的孩子多有超常的敏慧，恩强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数学方面显出少有的天赋。1978年夏天，他在全地区十三个县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得第二名，他与第一名仅为1分之差。因此，他被保送到山西省重点高中——康杰中学的重点班，并且得到了老师的重点栽培。
全国恢复高考时，恩强还在读中学，并且始终是数学尖子。数学老师不仅让他当课代表，甚至把为全班布置习题的任务也交给了他。那时他学数学简直走火入魔，成天抱着几何书冥思苦想，凭自己的逻辑推理运算，用公式与数字搭筑自己未来的梦想国。那时的中国百姓还很单纯，既不“向钱看”，也不“向权看”，社会上的流行语是：“只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少年恩强的理想是当像华罗庚、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
直到高中毕业报考大学，他都打定主意要学数学。没料想，临到填写高考报名表时，恩强的父亲发动了周围的所有亲友，对儿子进行“轮番轰炸”：劝他改变志向，当一名医生。他回忆说：“父亲当时非要我学医，也许是被爷爷是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折腾怕了，我哥哥也是个病秧子……”
不过，令狐恩强是个倔强孩子，即使有父亲的“高压”，他还是将南开大学数学系填到第一志愿，为了敷衍父亲，他将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排在了第二，而他对自己考上第一志愿胸有成竹。果真，1980年高考他仅差3分就得了满分！但那年军校提前录取，最终成全了父亲的愿望。
讲到这里，令狐教授一再强调：他当初考医实是“屈从”于父亲的意志。但我能够体会出：已经当上主任医师、医学教授的令狐恩强，虽然嘴上抱怨，实际内里充满了感激。他稍稍停顿片刻，又说：“当然，我父亲反对我学数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担心我学数学后，性格会变得更孤僻。”
“让我说，你当上军医是命中注定。”我诡谲地笑道，“想当初，你们令狐姓的祖先魏颗，就是春秋战国赫赫有名的大将军；而在唐高祖年间主编《周书》的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又是北周的大将军。所以从血统上看，你能够考上军校、当上军医，也是你家祖上的缘分吧……”
2
第四军医大学设在西安。令狐恩强到西安报到时，年龄只有十七岁。
十七岁花季，本该是无拘无束的多梦年龄，与肃杀严明的军规军纪似乎相距甚远。尽管令狐恩强进校前还有些不大情愿，但他一旦穿上学校发的那身从里到外的新军装时，忽然感到一股勃发的英飒和博大的使命感。
令狐教授说：“学员的军装是只有两个口袋的战士装，尺码肥大，并不合身，而且要经过两周军训才发给我们红领章。那两周我们天天踢正步，练刺杀，盼着早日戴上红领章。两周后，学校举行了发领章仪式，我们神气得就像军官接受军衔。”虽然令狐恩强生性内向孤僻，不好打斗，但是他一穿上绿军装，就感到自己变了个人。战士装，红领章，不仅使他显得英气豪迈，而且让他听到了神圣的呼唤。
学员宿舍是幢四层楼，令狐恩强住在二层。十平方米的军舍简陋整洁，六个男生合住一室。学员们要将统一的军被叠成见棱见角的“豆腐块”，教导员经常进门抽查，稍有不整，就是一痛严厉训斥。好偷懒的学员干脆将叠好的“豆腐块”用针线缝好，睡觉时宁可不搭不盖。校园里只有一个澡堂，男女学员隔日轮用。不过只要不是冬天，小伙子们便可以大呼小叫地在宿舍楼内的盥洗室冲凉。
宿舍楼下是大操场，是学员们平时“放风的地方”——集会，操练，散步，嬉闹，天气好时，周末能放两场露天电影。放映机就设在宿舍楼二层的窗口，令狐恩强和舍友们不用下楼，就可以享受“主席台”的位置。军校里放电影大多回避爱情，不是《渡江侦察记》，就是《奇袭白虎团》，再有就是《南征北战》、《苦菜花》，以免拨动男女学员的“利比多神经”。不过回想起来，令狐恩强并不抱怨：凡事一分为二，有失有得，禁欲的军校生活不仅培养了他们很强的自控能力，更为后来的医学生涯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说起医学，其实对令狐恩强并不陌生。他爷爷是个“药罐子”，由于患有慢性病，一天到晚离不了药。老人以前做小买卖，见过世面，经常从各地带回稀奇古怪的中草药，然后照着医书上配方琢磨着吃。令狐恩强记得，爷爷曾将蜂蜜跟核桃仁混在一起炼成胶冻治咳病，他经常趁爷爷不注意时偷嘴吃。那时家里穷，买不起糖果，爷爷的药就跟冰激凌一样甜。
恩强还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本纸页泛黄的《本草纲目》，是解放前出版的线装书。他有时偷出来胡乱翻翻，并且一知半解地学两招，有时还搞点儿“小发明”。比如说，恩强小时得过癣病，一到二三月份就开始起皮，先是奇痒，后是刺痛，去过几家医院都没有治好。于是，他一遍一遍地在癣上涂酒精，结果烧得皮肤通红。他小时还患过脂溢性皮炎，头上有的地方结了痂。当时还没有各种药效的洗发水，就连香皂都是奢侈品。于是，恩强像一个偶发奇想的炼丹士，将拣来的牛角在瓦片上烤干，然后在石臼中捣碎，研成粉面儿撒在头上，再用缝衣针点刺头皮，直到出血。结果虽不灵验，但也算他生平所做的第一次临床实践。
十七岁本该还是天真少年，可是十七岁的士兵应该告别少年时代。“部队是个大熔炉”，令狐恩强对此最有体验。在他大学读书的五年里，身边发生过两件震动全国的英雄事迹：一个是大学生张华为救掉入粪池的老农不幸牺牲；另一个是轰动一时的华山抢险。这两件事的主角，都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光荣。
张华是黑龙江人，1979年考入四医大。1982年7月11日，二十四岁的张华正在西安康复路南口散步，忽然听到“救人”的呼喊，一个掏粪老农掉进了粪池。张华立即扔下挎包和相机跑过去，一把拦住一个正要下去救人的老伯说：“你年纪大，让我下！”说着纵身跳进了粪池，结果被浓呛的沼气熏昏溺死。中央军委授予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称号，叶剑英元帅亲笔题词：“新一代的理想之歌”。张华的死，不仅掀起了一场关于“生命价值”的激烈辩论，也使象牙塔内的令狐恩强突然意识到了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换句话说，社会对个体的期望。
时隔一年，1983年5月1日清晨，正在华山春游的一百多名四医大学员突遇险情：十几个游客像石头一样从“太华咽喉”的千尺幢翻滚下来，任建军、王强等学员冒死用自己的身体拦挡，从死神手里夺回了十几条性命。与此同时，另一批学员在百尺峡的悬崖边筑起一道“身体护栏”，疏散游客。还有些学员以超人的毅力连成一条肉体传送带，将遇险游客抢救下山。尽管令狐恩强未能亲历抢险，但是校友的精神感动了他。
“时代需要英雄，时代呼唤英雄”，在平凡人的平凡事中，仍可蕴涵伟大的意义。这种和平时代的“新英雄主义精神”，更激发了令狐恩强的军人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对他后来的工作态度与生活理念都影响至深。
时隔二十年，当功成名就的令狐教授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活动时，他特意敬谒了竖立在校园内的“华山抢险英雄集体纪念碑”。时光流逝，景物更迭，似乎早已淡忘了的往事又重新想起。也许生活并不存在遗忘，所谓的“遗忘”，其实是一种铭刻式的沉积。
在昔日校园里，令狐教授与久未谋面的老同学并肩漫步，谈笑风生，不时与三五成群的年轻学员擦肩而过，看着一张张单纯明朗、未经挫折的笑脸，许多往事历历在目。曾几何时，自己也有过这般青春的岁月和激情。那个年龄的人，总是盼望能快点儿成长，早日成材；等到真过了不惑之年，当了主任、教授，人们这才意识到：永远失去了的幼稚，也是一种人生的财富。
阳光下，教学楼的玻璃熠熠反光，空气里，他隐约嗅出一丝与植物或土壤气味相掺和的福尔马林味儿。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悠久历史，它的前身是1941年成立的八路军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1954年它与第五军医大学合并，而五医大的历史要比四医大更早，其前身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创立的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
四医大不仅拥有雄厚的师资和科研条件，就连学校解剖室的尸体储存量，也都让兄弟院校刮目相看。令狐教授说：他入校时，解剖室里居然还有已经保存了半个世纪的尸体！那些成年累月泡在福尔马林防腐液中的尸体，由于蛋白变性变得又黄又硬，不仅没有光泽，也早已失去了弹性。解剖课上，锐利的手术刀划下去，如同在割轮胎的胶皮。
说到解剖，我顿时找到了可以引起共鸣的兴奋话题。原因是，我和令狐教授不仅年龄相近，而且我也体验过六年的医学生经历。对于学医的学生来说，解剖课都是我们要过的第一关。面对死尸，要克服巨大的心理恐惧。
我读大一时，一个小组解剖一具尸体，每个小组都是三男三女。记得我们组分到的是一具体格健壮的青年男尸，顿时引起临近小组的嫉妒。他们分到的是个干瘪老妇，不仅解剖起来不美观，而且器官成比例的小，皮下脂肪不成比例的厚，操作起来难度增大。最恐怖的是，所有尸体的眼皮、鼻翼和嘴唇都被割掉，想必是怕万一遇到相识的亲友。所以每次上课掀开遮尸的油布，都会看到那张鬼笑的嘴脸。
令狐教授听了频频点头，并说他解剖的尸体比我说的还要可怕：整张脸没有皮，面肌暴露，牙龈外呲，眼睛像弹球似的鼓鼓地瞪着。“带我们实习的是一位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副教授，他教学严谨又乏幽默，还经常给学员讲恐怖故事。他说他带过一个梦游的女生，在宿舍枕头下藏了一把剪刀，夜里梦游到解剖室铰死人肉吃……听得我们心惊肉跳，天黑不敢进解剖楼。”他顿了顿又说：“不过，我看到死尸时并没觉得害怕。但当我看到尸体上挂的编号牌时，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我解剖的是个80年代死亡的年轻人，死亡年龄和我当时的岁数相同！十七岁，我还是头一次面对生死，对死亡我还从来没有过概念。”
我接着讲：我们刚上解剖课的几周还谨小慎微，课本要包上好几层书皮，操作时总要戴胶皮手套，稍有不慎划个小口儿，都会跟老师要一副换上。那段时间，香肠、火腿之类的熟肉绝对不吃。但是没过三个月，大家的胆子就大起来。手套不戴了，因为隔着层胶皮缺少质感。香肠、火腿不仅照吃，解剖课本上也不再包书皮了，直接摆在开膛破肚的尸首上，纸页被浸得油黄透亮。原先满脸苦难的女生也变得兴奋，用镊子捏着刚割下的睾丸和附睾给老师看。
令狐教授听了哈哈大笑，畅笑之余又颇为遗憾，因为他读书五年都是在“光棍儿班”，没有女生，自然没能体验到与异性同窗的妙处。一般来讲，医学院校的男女生比例各占一半，因此学生们的心态和悦，阴阳调和。比如北医，只要一办周末舞会，北航、北邮、钢院甚至清华的小子们都往北医里钻。北医的男生不仅开花较早，而且还习惯对异性挑剔。四医大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