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些比较有思想的美国人，包括一些国际上的一些人士，一些研究机构开始讨论，如何调整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如何在解决旧有的一些国际冲突、一些热点问题上面有些新的思路和安排，我觉得这一点是“9·11”以后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整个国际格局产生一个最为深远的影响。比方说最简单，像中东问题，大家可能注意到本·拉丹他是非常狡猾的，可以说他是狡猾的战略家，他提了一个条件，他说我什么时候不攻击美国？只有一个条件满足我，可以不攻击美国。当我听的时候我特想听他说什么，一般人可能想，你不轰炸阿富汗，或者不打死我本·拉丹，或者保护我的基地，不是，他这话都不说，而且都没有提，他提的什么？他说，什么时候美国人撤出了沙特阿拉伯，撤出了整个阿拉伯领土，特别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占领军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穆斯林兄弟，我们的阿拉伯国家，不再被外国的邪恶的势力占领的时候，我可以不袭击美国，你不要看他，他是很狡猾，他用这个话来招徕、来鼓动一些国家、一些民众，特别是对美国、对西方在以色列、在中东和平问题上面持有这种反感，这种厌恶的人的这样一种叫同情也好，叫认可也好。
反过来看，美国人当然也看到这点了，所以原先以色列是很高兴的，就是在“9·11”事件发生以后，他觉得，好了，借此机会我们可以不仅铲除本·拉丹，铲除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而且可以使中东地区的一些极端的攻击以色列的恐怖主义，他们叫恐怖主义集团的势力可以一锅端掉。可是现在它发现，它很着急，或者它觉得有些新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现在态度有一些重要的变化，美国人说以色列你最好保持一个克制态度，最好从你原先占领的阿拉伯的一部分领土上，特别是巴勒斯坦一部分领土上撤军，尤其是这次美国人第一次提出，过去是巴勒斯坦人梦寐以求提出的要求，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或者很少愿意承认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同意在这块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它不是说，我们美国人突然对你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人同情了，不是的，美国人他心里想得很清楚，我，美国人为了使美国不再遭受恐怖主义袭击，需要铲除本·拉丹，需要扫除基地组织，而为了扫除基地组织，扫除本·拉丹，我需要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中亚、西亚、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同情、协助，包括信息方面，包括资源方面，包括人力方面，那么为了得到他们支持的话，我就不能再有过去那样偏袒性的政策，就是对以色列包庇，对巴勒斯坦人拉得很远的距离，这种变化其实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我觉得这个方面不光有策略上的考虑，只要恐怖主义对美国的阴影，这个达莫克里斯舰一日不消除，美国这样一个调整，它就不敢懈怠，我们刚才讲中东问题。
再比如看，像对联合国，大家知道联合国，美国人眼中从来是看不到联合国的，去年的时候，美国一个特别保守的一个参议员，他曾经到安理会去，应邀做了一番演讲，本来人家请他去的目的是说，要解决为什么美国没有把会费，拖欠的会费及时交纳的问题，他去了就像老爷训孙子一样的，把联合国的会员们骂了一顿，说我美国，四分之一的会费联合国都是我出的，而你们经常给我捣乱，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办，这哪儿行啊？总而言之是教训人的态度去的，所以在美国人眼中，联合国要么就是经常看不到，要么提到的时候也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是这次，美国人发现，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反恐联盟，尤其是为了使各国他们能够支持反恐联盟，而不是支持在美国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反恐联盟，而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反恐联盟之下，美国必须借助联合国，美国必须得到联合国的这样一种认可、支持和加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就在“9·11”以后迅速的交纳了它拖欠的一部分会费，不仅如此，而且美国的总统同联合国秘书长很快做了会晤，而且希望得到联合国的各方面的支持、认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联合国只是全球多边机制、多边安排中的一部分，美国以往的态度啊，有人很形象的把它成为是叫单边主义，我行我素，按照我自己的思维、我自己的方式去干事情，联合国怎么想、其他国家怎么想、国际制度怎么想那再说，包括比方说像遏制全球气侯变化的《京都议定书》，比方说在人权问题上面，比方说在联合国问题上面，别的国家是不那么重要的，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声音，我自身的考虑最重要，但是这次他发现，恐怖主义是如此之可怕，恐怖主义对美国未来的威胁要消除是如此的之难、之急迫，因此它不能不借助于联合国的力量，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大家还会继续看到，就是在美国以往的单边主义所造成的很多领域，未来一段时期会出现一些很微妙的、复杂的、持久的变化，包括在联合国问题上面，包括在美国对待《京都议定书》的问题上面，包括美国在…比方说类似于在全球反导谈判，或者叫战略武器平衡的问题上面，同俄罗斯、同中国，同一系列国家的对谈，讨价还价中间都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不是说美国人改变它的立场，不是说它在中东问题上面，它根本就同情了巴勒斯坦人，在反导问题上面根本站到俄罗斯、中国一边，在联合国问题上来看重联合国，不是的，而是说回到刚才我说的话题，就是轻重缓急变了，当务之急是什么？当务之急是消除美国人的阴影，就是大家看看美国的CNN电视，或者是有朋友、有同学在美国就感到，美国人有句话叫after sept。11，everything has changed。，从9月11号以后一切变化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美国人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遭到袭击，为什么那些人不要命的来攻击我们，而且为什么我们随时随地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这种惊恐不安中间？所以美国的总统也好，美国的国防部也好，美国的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好，当务之急是说让这些人，让美国的国民、让美国的经济，美国老百姓处在一个有信心、安定，开始工作、开始消除阴影的状态，无论什么事情没有这个事情大，无论什么过去的这种芥蒂、过结、争吵可以暂时的，哪怕是策略性的要服从它，所以从这个意义看呢，我觉得它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考虑到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地位，考虑到美国对今天国际体制，对各国外交的重大影响，所以我说在世纪之交出现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个历史性的，它一定会产生一连串的互动，就像打台球一样，一个好的击球，它不仅把一个球击进了球洞，而且同时造成一连串的击打，这个球到那个位置，第三个球进了第三个洞诸如此类的。
那么就我个人而言，我们中国我觉得这个问题上面，确实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保持了高度的关注，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就是我们同样跟美国人一样，就是对这个恐怖主义是深恶痛绝，不仅我们看到在世贸大楼那么一些无辜者，那么无助的从楼上跳下来栽到灰烬中间去，让人感到很惨烈。同时我们也想，我们自身何尝不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呢？我们在我们的西部，东突分裂主义集团他们也用这样那样的手段炸公共汽车，在街上制造爆炸，包括在北京。其实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有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潜在的，来自于恐怖主义集团、分裂主义势力的挑战。俄罗斯最近这几年饱受恐怖主义之苦，车臣分裂主义集团在莫斯科搞了很多一系列的爆炸，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他就对美国人一方面表示同情，另一方面说，不要忘记，就是在纽约制造爆炸的那些是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所为，在莫斯科搞爆炸的也是恐怖主义，这个话是有含义的。因为有些人曾几何时在“9·11”以前的时候，还把车臣的外交部长奉为上宾去加以接见，说他们是争取自由的斗士。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实际上问题是各国如何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不是双重、多重的标准去反恐，那么用这样一种标准再来衡量今天的国际关系，就会发现它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存在一些矛盾，存在一些两难、困境，这个东西不是短时间能消除的，它需要我们来看现有的各国的，尤其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哪些是属于那种惟我独尊的，单边主义的，或者是在其他问题上采取另外一些标准的，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甚至我们今天还来不及评估它的后果，来不及评估它的潜在的各种各样的所造成的互动。但是我的感觉是，就像珍珠港事件造成了美国的参战，造成了世界战争的格局在40年代中期发生重大变化一样，就像越南战争给美国人一剂清醒剂，让美国人在其后的一二十年中间反复的思索，美国如何在世界上立足、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如何处事，比较谦虚的处置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我觉得今天“9·11”事件虽然短时间看，军事打击，尤其是对本·拉丹，对塔利班的攻击是当务之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更深刻的讨论，特别是那些对整个国际安全、国际体制安排会产生一系列重大后果的，那些更深刻的一些思考和相关的战略，我觉得会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很多年以后才逐渐凸现出来。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我在这里就是粗略的勾画出的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思考，反应出我们，我个人作为研究人员一些不成熟的，可能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反应，但是我希望，就包括每个人，不管是什么专业的、什么角度的对问题应当去思考，因为他的思考，不仅仅是从学业上、从专业上，我觉得确实还能锻炼我们、锤炼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复杂、互动、多变的世界一个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9·11”事件也是个好事情，它确实是个综合症，它暴露出了现有集体的一些痼疾，它也提供了我们去改进、去根除这个痼疾的一些思路、一些方向，更锻炼了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能力。所以，我想我先就这么讲几句，因为主持人说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过程，大家我想一定有很多问题，我愿意有针对性的，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再做一个探讨。谢谢。
主持人：在现场观众跟王教授互动之前，我先让凤凰网站跟王教授互动一下。首先看看来自凤凰网站网友的提问。
这位网友叫“快过期的红辣椒”，他说“我觉得美国遭恐怖主义袭击，第一是因为它有很多敌人，第二，它有许多可袭击的明显目标，第三，是它的安全系统有盲点。我想问王逸舟先生的是，这三点容易遭至灾难的隐患，我们中国有没有？也就是说有没有有理由袭击我们的恐怖主义敌人，还有一个，还有一句话，他说“至于中国安全上的问题，我本来应该问公安部长，但您正好在这儿，我也问您吧，请您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但千万不要泄漏国家机密。”
王逸舟：在刚才这位网友提的三个问题中间呢，我认为后两个问题是对所有国家的，尤其是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有很多大项目的国家，是有同样的警醒作用。但是第一个，就是树敌过多，我认为确实，这点意义上讲，仅仅从第一个方面来看，我认为美国人比我们要反思的东西要多，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间，美国人是主导的，国际舞台上他们比我们的能量强大、活跃得多，而且在很多地区热点，很多造成矛盾的问题上呢，中国我们是主张一种独立的、和平的这样一种外交，我们不过多干预别国内政，我们不愿意到处去树敌。我们在非洲、在拉美、在其他的各个地方，我们都是主张，比方有冲突、有了矛盾，首先第一要找联合国，第二呢，最好用和平方式解决，实在不得已的时候，如果联合国要干预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当时国的主权，得到当事国的同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不那么容易去树敌，不那么容易遭至这样一种就是反感，甚至恶感。而美国，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这次我们大家如果注意到，就是在10月1号到7号，联大关于恐怖主义的辩论所说明的那样，就是很多国家不无道理地说，就是说美国发生恐怖袭击我们同情，但是美国为什么特别容易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呢？不仅是因为目标大，而是因为它的某些外交政策树敌过多，就像刚才网友说的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这方面可以宽慰得多。我在有一次答网友问题上，在人民网上回答网友问题的时候，那个网友说的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中国以德示天下”，真正的以这种和平外交去推进的话，中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阳光总会伴随中国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认为刚才所说的这种我们的危险度会跟美国一样大，当然，作为安全防范家、作为政治家，尤其我们的设计师们，他们是要考虑。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不一定对，就是如果恐怖主义要打击你的话，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有他的方式，所以，这个我觉得，简单说吧，就是安全防范不完全是一个物的东西，不完全是通过好像物理的防范，通过高炮，通过各种手段，我觉得防范还有某种体制性、政策性的层面。而体制性、政策性的层面，我觉得美国人确确实实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主持人：我基本可以告诉这位网友，在树敌问题上中国可以高枕无忧。
王逸舟：没有说高枕无忧，我觉得我们比美国的状况处境好得多。
主持人：下面这位网友叫“坐看白发三千丈”，他说，我看了《人民日报》网络版1999年5月14号的记录，发现您那天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在那里主持抗议北约炸馆暴行的BBS论坛，王博士说过这样的话，下面是您说的话，这次轰炸中国使馆的真正主使者可能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