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怡策控股数近26％，比华资财团的控股数加起来还高得多，已优势在手；何况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企业，但仍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其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策系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的资产不在李嘉诚之下。
因此，即使华资财团能控得置地，也要经过一番血战，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而并非一个民族斗士，虽然他的收购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所以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不顾一切地决一死战。更何况，对方虽是垂暮的老狮子，但余威犹存，反击起来也非同小可，没有必要跟它硬拼。
但是，华资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应该说，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以成为换取“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其原因何在，至今仍不得而知。
不过，即使没有这一附加条款，华资财团也不大可能再动置地的脑筋。首先，经过这次交锋，怡和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留下的可乘之机已很少。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了其在香港的上市地位，其股票不在香港股市挂牌买卖，这样一来，就为外强收购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也许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才决定彻底放弃收购，顺便卖一个人情给置地。
李嘉诚确实是个商战高手，他凡事并不一定非要争胜不可，而是以商业利益为准绳，能赚就赚，不能赚就退出，毫不拖泥带水。
事实上，华资财团在这场战役中，虽然收购不成功，但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也在1亿港元左右，仍然有小赚。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恶意收购可能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更何况胜负难定。倘若经过一番拼杀后，华资财团不幸落败，则会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显然不符合李嘉诚的作风和性格。
进退登峰造极
身处竞争时代，首先应要造就自己进取的资本。如何造就，那就是靠一种坚韧和执著，用知识和学问来武装自己的心灵，苦练坚韧之功。
曾国藩平生爱好学习，从少年至老年，没有一天不读书。他受书籍的影响非常大。他所说的：“心灵不牵执于物，随遇而安，不为以后的事操心，专心过好现在，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不常依恋。”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很高明的处世之道，而曾国藩竟然能在读《易经》时体会出来。曾国藩受书籍的影响，实在是非常深。
对于人生的进退，最易造成两种错误的行为，一是盲人骑瞎马式莽撞，一是自暴自弃的沉沦。曾国藩虽善于忍让，但也有不愿退却的时候，如拒交关防一事，则看出他也有争的一面。
曾国藩任钦差大臣镇压捻军，当时刘秉璋作为辅佐军事的襄办之官，献防守运河之策，于是清军在河岸修起长墙，阻止捻军渡过，试图把他们围在一个角落里聚而歼之。李鸿章在江督行署，力争不可，亲自给刘秉璋写信说：“古代有万里长城，现在有万里长墙，秦始皇没有意料到在一千多年后遇到公等为知音。”显然带有嘲讽的味道。刘秉璋率万人渡运河，接到李鸿章的公文，说粮饷缺乏不能够增兵。李鸿章事事进行干涉，并且时常上报情况，条陈军务，曾国藩很不满意李的这种做法。等到时间一久，军无战功，清政府便让李鸿章接替为统帅，曾国藩不忍心离去，自己请求留在军营中继续效力。李鸿章接任后，急忙派人到曾国藩驻所领取钦差大臣的“关防”。曾国藩说：“关防，是重要的东西；将帅交接，是大事，他不自重，急着要拿去，弄没了怎么办？况且我还留在这里。”李鸿章派客人百般劝说，让他回到两江总督之任上，曾国藩也没有答应。有人给李出主意，并调停说乾隆时西征的军队用大学士为管粮草的官，地位也与钦差大臣相等。曾国藩故意装作不懂，说：“说的是什么？”刘秉璋说：“现在您回到两江总督之任，就是大学士管粮草的官职呀。”李鸿章又私下告诉他说：“以公的声望，虽违旨不行，也是可以的。但九帅之军队屡屡失利，难道不惧怕朝廷的谴责吗？”曾国藩于是东归，从此绝口不谈剿捻的事。李鸿章接替为统帅，也没有改变曾国藩扼制运河而防守的策略。后来，大功告成，李鸿章上疏请求给从前的领兵大臣加恩，曾国藩仅仅得到了一个“世袭轻车都尉”，因此大为恼怒，对江宁知府涂朗轩说：“他日李鸿章到来，我当在他之下，真是今非昔比了！”
因此，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在曾国藩不得已启程赴两江总督任之时，途中观者如潮，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申刻行船时，遂将郭嵩焘所纂《湘阴县志》阅读一遍，以抑制自己复杂的心情。睡后，则不能成寐。“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后二天，他每日只看《湘阴县志》，并将此志寄还。从第四天开始上半日处理文件，见客：下半日与晚上便开始抓紧时间读《国语》、《古文观止》。告别了他经营多年的江宁，离开自己血脉相承的胞弟，怅怅如有所失，内心十分不安，只企望旅程之中能在自己喜爱的书籍中得到安慰与休憩。同治八年（1869年）1月9日，曾国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谕，所奏报销折奉旨“著照所请”，只在户部备案，毋须核议。这等于说，一些人原抓住曾国藩军费开销巨大，要审计查账，现在一纸圣旨就将此事一笔勾销，不再查他的账了。曾国藩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他的特别信任、空前恩典。谕旨使他“感激涕零，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因而便又有点心回意转，虽虑“久宦不休，将来恐难善始善终”，但不再要求辞职了。这样一来，曾国藩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看书的劲头更足了，轿中、宿店的旅途之中，他将《战国策》、《左传》反复阅读，目的是在进见皇太后、皇上之时，陈述自己的中兴大业之策。
曾国藩一生中几进几退，但每次面对困境时他都能冷静面对，从容找到出路，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能在官场中纵横数十年的资本吧！
擒纵征服人心
千万不要笨拙地认为在一个人身上有效的策略，必定可以运用到所有人的身上，要找出与对方沟通的钥匙，首先必须打开他们的心胸。三国时期，魏国从北方对蜀国发动全面攻击，与此同时，孟获领导的蛮邦不断骚扰南方。作为丞相的诸葛亮要防卫北方的魏国，就必须先解决南方的威胁。于是，他挥军南下，去解决南方的危机。
诸葛亮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攻占人心，而非城池；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赢得人心是最关键的。”
在交战中，诸葛亮设下陷阱，掳获了孟获大部分的军队，孟获本人也被俘虏。然而诸葛亮没有惩罚或处死他们，而是以食物和美酒款待，蛮兵眼含热泪，感谢诸葛亮对他们的恩惠。
诸葛亮对孟获说：“如果我放了你，你会怎么做？”
蛮王回答：“我会再度召集军队，与你决一死战，如果你再度俘获我，我就会臣服。”于是诸葛亮就将孟获放了。
孟获果如其言，再度攻击。但是其部下受到诸葛亮的善待，反戈一击，把他绑住交给诸葛亮。诸葛亮再度询问孟获相同的问题，孟获回答：“我不是在公平决战下被打败的，而是因为手下背叛，所以我会与你再决胜负，如果第三次被抓，我就会臣服。”于是，诸葛亮又把他放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诸葛亮一而再、再而三地智取孟获，但是每一次孟获都有借口：误中诡计或是运气不好等等。
第六次被擒后，孟获主动说：“如果你第七次掳获我，我会倾心归服，永不反叛。”诸葛亮表示：“如果我再擒住你，我就不会释放你了。”
孟获第七次又被擒住了，在这场杀戮之后，诸葛亮不忍再面对他的俘虏，他派遣使者告诉孟获：“丞相特令我来释放你，如果你办得到，再去动员一支军队来决战，看你能否击败丞相。”
孟获垂泪不止，跪倒在地，终于臣服了。
诸葛亮设宴礼遇孟获，重新让他登上王位，将征服的土地全部归还，然后带领军队返营，没有留下任何驻军，南方的威胁终于解除了。
真正聪明的人会作长远的打算，长时间的征服会激起被征服者的厌恶乃至仇恨，最终的结果是他们将奋起反抗。这种征服只能带来潜在的危险。真正懂得进退规则的人会“攻占人心”，让人信服。信服的对手就是潜在的同盟。
用心去筹划并且迎合对方的情绪波动和心理弱点，慎用征服，那样只会激发对方的不满和不悦。对于每个人来说，心才是主宰，会时刻影响情绪，温情胜于严酷，深入人心的信服胜于强力制胜的征服。一旦在心理上控制了对方，他就会成为你忠诚不贰的盟友。
现在，很多人感觉到麻木与平淡，同时开始怀疑权威，他们处于冷漠和僵硬状态，成为从众行事、循规蹈矩的机器，这一切都使得权力操纵或强力征服更加无效。
信服能转化为长期的支持；征服带来的则是暂时的顺从。与其操纵了无生气的傀儡，不如让针锋相对的人信服你，心甘情愿为你的计划效力。要找出与对方沟通的钥匙，打开他们的心胸，让他们对你的一切都心悦诚服。
虚实玩弄权术
玩弄权术的人往往利用虚实规则达到自己的目的，有可能他给别人设置了“两难”境地和“控制先项”，可是人们却还为他拍手叫好。
1847年，32岁的俾斯麦成为普鲁士国会议员时，在国会中竟然没有一个可信赖的朋友。细心地观察之后，他决定与当时已经没有任何权势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结盟，这与人们的猜测大相径庭。腓特烈威廉四世虽然身为国王，但个性软弱，明哲保身，经常对国会里的自由派让步。这种缺乏骨气的人，正是俾斯麦在个性及政治上所不屑的。
俾斯麦的选择的确让人费解，然而他却依然不断讨国王欢心，当其他议员攻击国王诸多愚昧的举措时，只有俾斯麦支持他。
1851年，俾斯麦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他为内阁大臣。他并没有满足，仍然不断努力，请求国王增强军队实力，以强硬的态度面对自由派。他鼓励国王保持自尊来统治国家，同时慢慢恢复王权，使君主专制再度成为普鲁士最强大的力量。国王也完全依照俾斯麦的意愿行事。
1861年腓特烈逝世，他的弟弟威廉继承王位。然而，新的国王很讨厌俾斯麦，并不想让他留在身边。
威廉与腓特烈同样遭受到自由派的攻击，他们想吞噬他的权利。无奈的国王感觉无力承担如此危险不安的权位，开始考虑退位。这时候，俾斯麦再次出现了，他坚决支持新国王，鼓动他采取坚定而果断的行动对待反对者，采用高压手段将自由派赶尽杀绝。
尽管威廉讨厌俾斯麦，但是他明白自己更需要俾斯麦，因为没有他的帮助，自己的权位就会面临危机。于是，他任命俾斯麦为宰相。虽然两个人在政策上有分歧，但并不影响国王对他的重用。每当俾斯麦威胁要辞去宰相之职时，国王从自身利益考虑，便会让步，这种方法很奏效，可以说，俾斯麦在真正意义上掌握了国家的权力。
当时，很多野心勃勃的青年政客，都希望自己能够在国家政权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他们把精力倾注在最有权势的人物身上，希望能够以此掌握权力。而俾斯麦则认为，依附强势是愚蠢的行为，因为强势已经很强大了，他们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你；而与弱势结盟则更为明智，可以让别人需要你而依附于你，让自己成为他们的主宰力量。他们不敢离开你，否则将会给自己带来危机，他们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甚至崩溃。
俾斯麦聪明地攀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他身为国王的左右手，不仅牢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掌控着国家的权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