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物藏在哪一节，铁喙一钻，便钻成一洞，直取目标物，满载而归了。这和那只从最下竹节
慢慢向上钻的蛀虫相比，究竟哪个简单？哪个节劳省时？哪个有真正的效果呢？可是想横通
也并非易事，必须具有灵敏的头脑，锐利的眼光，并须赋有先天性，也可说带有几分神秘性
的预感能力，才可胜任愉快，这等于禅宗的顿悟，心理学上的直觉，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得到
的。
我的屈赋研究不敢说都是由这种“横通”得来，但与“横通”也有些关系。为了入世稍
早，女孩子缺乏受教育的权利，对中国的圣经贤传，没有下苦工诵读，对于古人那些高积如
山的疏注，更丝毫也未曾注意，直到长大以后，再来涉猎，所以我的脑筋未曾被古人那些穿
凿附会的谬说所支配，迂腐不堪的主观理论所毒化。我以纯粹客观态度来读古书，是以得以
不陷于前人的窠臼。我的头脑既保持冷静，我的眼光也就永远保持明澈，常能透过千层雾
障，看见前人所不能看见的情节，发现前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我更能以快刀轧乱麻的手
腕，从那像一团丝的古籍里寻到端绪——问题中心——将它抽出来，织成一个秩然有序的
网。不，这个网原来形式便是如此的，不过为了年深月久，几条主线断了，又混杂在许多断
线里，便变成零乱的一堆了，现在我只须将那几条主线连接起来，提起来一抖，那网子便又
变成完整的了。
我说这话并非劝人不必读书，不过在叙述自己研究经验而已。一个人想做学问究竟非博
览不成，取精多，用物宏，才可成其名山绝业，像我这种浮光掠影的读书法是万不可为典范
的。“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我倒悔不该说这段话了。
我写学术文的兴趣，比写文艺性的文章，兴趣不知浓厚多少倍，也不知迅速多少倍。譬
如我撰《昆仑之谜》时，连搜寻参考材料，撰写、誊清，七八万字论文，费时不过一个月。
撰《〈天回〉正简及疏证》的后半部十余万字，也只费了一两个月的工夫。前面不是曾经说
过，现代中国作家写小说不是往往日可万言吗？我这种速度又算什么呢？不过学术文究竟非
文艺性的作品可比，参考所费的光阴比撰写超过几倍，这是每个从事学术写作的人都是知道
的，不必多说。
胡适之先生曾说人生最大乐趣是在获得学术上的新发现。我对这句话极为承认。发明相
对论的爱因斯坦也说：“我们最美妙的感觉便是好奇心。这是真正艺术与科学研究的开
始。”好奇心便是发现的动机。没有好奇心是不能有艺术和科学上的发现的，也就不能享受
发现的乐趣。我以前曾写一篇文章，曾说道：
“当你研究一项学术，忽然发现了一条以前任何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你循此路向前走
去，忽然有个庄严的灿烂世界展开在你面前，奇花异卉，触目缤纷，珍宝如山，随手可拾，
这都不算什么，顶叫你咄咄称异的，是一般原则到了此地，会发生改度，价值也因之不同
了。原来是金科玉律不能动摇的，忽如冰山遇日而崩溃，原来是价值连城的，忽然贱如粪
土，原来是针芥之微的，忽然要泰岱比重，还有一切一切骇目惊心的壮丽景致，说不尽，赏
不完，你几乎要怀疑是踏入天方夜潭的世界！”
我又说道：
“我觉得学术发现，给我趣味之浓厚……使我忘记了疲劳、疾病；使我无视于困厄的环
境，鼓舞着我一直追求下去，其乐真所谓南面王不易。”
本来是谈研究经验的，现在忽又谈到研究的乐趣，好像笔锋又跑了野马，也可说是画蛇
添足。不过研究乐趣是研究经验的重点，是最重要的一章，这趟野马不可不跑，蛇足也是不
可不添的。
选自《苏雪林自选集》
我两年半的写作
抗战以来，文坛真寂寞得可以；多产的变成了少产，少产的变成了绝笔。我想作家们生
活不安定，当然是第一原因；而身处后方，想描写抗战情形，则苦于无话可说，想再照从前
草木虫鱼，吟风弄月，又觉得太“有闲”，为这个时代所不许；想写点后方生活罢，则不适
意者多，适意者少，写出来也觉乏味，于是大家只好沉默。我到四川乐山以来，整整过了两
年半，只写了一二篇文字。除了上述三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属于我私人的：那就是我的文章
原来要催才有。抗战后出版事业不如以前昌盛，案头没有编辑先生素稿的信，出了货，没有
商店代你推销——有些店又拒绝牌号不同的货品，——于是我这个小小文艺工场，也只有关
门大吉。
自从去年秋天，乐山遭了敌机的轰炸，有一个时期，市民是无日无夜生活于空袭警报
里。一听汽笛呜呜吼起，我们这些吓破胆的市民，就各自拎了个小小衣包向城外狂窜。正吃
饭时丢下碗，正睡在梦里也须一骨碌滚下床。黑夜里在荒郊旷野间摸索走着，踏进烂泥潭，
跌在荆棘窝是常事。一家大小受了风寒雨露，回家发冷发热，还床债，增加医药费的支出，
又是常事。尽管这样眠食无序，奔波劳碌，还不得不强打精神到学校上课，每星期替学生批
改百卷以上的作文，你想我们过的这个日子。
时代既这么艰苦，生活的麻烦偏偏更比从前多，一会儿屋子漏了，一会儿烟囱又不通
烟，一会儿女工来报楼梯霉烂了半截，恰才害她栽了个跟头。请匠人来收拾难于登天，而且
发誓不替你好好地干，一件小小活计，定要故意挨上两三个工，教书之余，自己还得兼做木
匠、泥水匠。中国家庭原少不得一个女仆，何况在一切都不方便的内地。但我到乐山两年，
就换了两打以上的女仆——不是我换她，而是她换我。身体不好的借你的家养病，歇了工的
借你的家歇脚，等她拣着了高枝，就毫不踟蹰地飞了过去。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学教授也
只好自己提了篮子上街买菜，太太只好穿了围裙，淘米煮饭、洗菜、煎豆腐。幸而抗战期
内，那些所谓“身分”、“威仪”，大家都放马虎了，不然，这些粗人的勒'醺懿煌辍Ｈ
欢矶嗤碌募彝ィ娜肺苏飧鑫侍猓值媒雇防枚睢Ｎ*价扶摇直上，几乎一天变个样
儿。从前同事们相见，还谈谈闲天，现在除了“米价”没有别的。家口众多的更叫苦连天，
三月不知肉味的很多，全家吃粥吃杂粮的也有。况且生活上涨的事，是没有限制的。我们这
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富于战争痛苦的经验，想起幼小时听见父老所谈的洪杨故事，和自己
所读的历史上许多乱杂的记载，觉得这悲惨的劫运就要到来。在时代的罡风扫荡之下，能站
得住的是另外一些人，我们这一类无用糠秕，是迟早要被扬弃被消灭的。但这些痛苦还是易
于忍受，只须有希望在，便真到了我们所想象的痛苦最高峰，也心甘情愿。然而传来的战
况，都很叫人灰心，敌人的刀锋，一天一天由四肢逼近心脏。虽说“最后胜利”的光明，仍
旧隐约在我们眼前闪耀，而四周黑暗之日益浓厚，也无所用其讳言。我们所受战时生活的痛
苦有两层：一层属于实际，一层属于精神。所以我们的神经个个都有点失常，非性情变成暴
躁，则生活流于颓废。我既不能别寻娱乐之道，而让一颗心日夜搁在滚油里煎熬，也就不知
不觉失去了从前的好脾气，变成一个毫无涵养的人了。
于是我想，若不想出个法子骗骗自己，混过这些讨厌的岁月，不死也得发疯。我从前就
曾用“幻想”麻醉自己，屡次把自己从失望的环境里救回，现在何妨再来试试？今年春季，
恰有某刊物来征稿，写了一篇《青春》，自觉文思尚不蹇涩，第二篇写的是《炼狱》，把两
年以来我们这些教书匠所爱的琐琐碎碎的生活痛苦，发泄了一个干净，心里果然就服帖了许
多。暑假三个月，除了休息个把月以外，差不多天天钉住那张小书桌写文章，长短共写了十
余篇——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不过四五篇左右。写作的技巧虽还是没有进步，但十几年以来，
写作的兴趣，却以这一季为最浓，朋友们都说我的作风改变了，一派幽默风味洋溢笔端，可
以继承林大师的衣钵。这称赞颇使我有受宠若惊之慨。夫幽默虽为今之前进作家所痛骂，然
在文艺境界中地位最高，岂予所敢望，况林大师亦非常人所能企及，我之所能写者亦不过插
科打诨而已矣。不过说也奇怪，我觉得生活愈痛苦，写起文章来愈要开玩笑。这才知道老杜
遭天宝之乱，饥寒颠沛，作诗更令人解颐；苏东坡谪贬惠州，常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
长作岭南人”那一类调侃自己的话，是具有拯救自己性灵和生命的作用的。不然，这两位诗
人就很不容易从那不幸命运的掌握中挣扎出来。然则，幽默并非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倒是实
际生活的必需品，于此可证，要骂还得先考虑一下才对呢。
半年以来，常常写文章，说笑话，不惟矜平躁释，百虑皆空，失去的信心也完全恢复转
来，我坚决地相信，中华民族绝对不会灭亡，侵略者的失败，也是命运注定的。我的“预
感”最灵敏，２５年所写的那篇圣诞前夜三部梦曲，就预先替那猖狂的毒龙画出了它悲惨的
结局。
搁开国家大事，再来谈谈文人们最爱称说的人生问题。前日偶读宾头庐为优陀延王说法
经，有人为恶象所逐，逃入井中，下有毒龙，傍有长蛇，上又有黑白二鼠啮其所攀缘的细树
根。在这样生死存亡迫于呼吸的当口，这人发见树上有一蜂巢，巢中有蜜，他竟忘其一切以
口啜取。这段故事也见于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不过文字略有不同，毒龙不以喻“三恶
道”，而以喻“生命”，又说是若翰圣人所述而已。故事所象征的意义很动人，但说这故事
的东方圣人和西方圣人同样讪讥故事主人啜蜜的举动，我就认为有些不该。照他们之所叙
述，则那个可怜人身陷于这险恶环境，确已逃生无路，他啜蜜固不免于死，不啜蜜也不免于
死，以瞬息即将归于幻灭的生命，而啜取树头数滴之蜜，聊以自娱，我们似乎不忍再责备他
吧。现在，我要把毒龙比作“生命的烦闷”，写文章等于“啜蜜”，我们要以蜜的甘露味，
暂时忘记毒龙的压迫，佛家所谓“降龙伏虎”，也无非是象征着这个意思，这在我个人又算
是一个小小“屠龙”的快举。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原载《大风》８２期，后由作者收作《屠龙集》序
作家论
讨论文学本身问题的文章，过去及现在已有很多的人写过，这便是所谓文艺批评一类的
书。关于文艺作家的一切，则尚少人论及，本文之作，即为弥补这个缺陷。虽然我所说的
话，无非老生常谈，并且非常浅近，不过对于想成为作家的人，也许不失为一种可供借镜的
资料。
我现在请从以下各点来谈谈作家的问题。
一作家的地位
作家既不凭家世阀阅，也没有利用某种机会，牺牲多数人的身家性命来造成自己社会上
特殊的地位和喧赫的声名，他只靠一支笔，像个勤恳的园丁，在自己小小一片田地里，开辟
着，栽植着，以他的心血汗水，培出一些色香俱美的花朵，供自己和世人的欣赏，试问像这
类人有什么地位可言呢？无怪柏拉图理想国要放逐诗人，认为诗人是浮华无用之流，不配在
他的理想国里存在。大名垂宇宙的荷马，生时只是一个斜阳古柳，弹琴卖唱的飘泊盲翁。罗
马大剧作家忒伦士（Ｔｅｒｅｎｃｅ）出身奴籍。足以颉颃荷马的大史诗家魏琪尔（Ｖｉｒ
ｇｉｌ），也不过是个农家子弟。贺拉士（Ｈｏｒａｃｅ）的父亲原是奴隶，后来做了自由
人，也只能在拍卖场中做个掮客。中世纪时代，有所谓“行吟诗人”（Ｔｒｏｕｂａｄｏｕ
ｒｓ）者，也和荷马一样，弹着他们的琵琶，和拉着提琴从这一城堡，游行到那一城堡，唱
歌给人们听。写《堂·吉诃德》的西万提士（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曾做军人，战败被俘
于海盗，赎出后做政府机关的小职员，屡以太穷受贿而下狱。莎士比亚的身世至今还是一个
谜，照原来传说，他不过是个演戏的伶人，家世并不高贵。与莎氏齐名的莫理哀是小剧场的
老板，带着他的小团体游行各省演戏，最后竟死在舞台上。十七八世纪时文艺作家没有一个
可以藉稿费收入谋生，大都寄食于贵族沙龙里，那些贵族便是他们的靠山，称之为“主保”
（ＬｅＰｔｒｏｎ）。譬如寓言诗人拉芳岱（ＬａＦｏｎｔａｉｎｅ），一辈子倚靠着一位
侯爵夫人，夫人每到一处，必带着她的爱猫和他，诗人与猫，成为同时出现的侯爵夫人的一
双侍从，一个诗人成了贵夫人裙边玩物，实在不算什么体面！
回头看看我们中国，屈原倒是贵族，官阶也高，宋玉则不过是宫庭里的小臣，景差连身
世都不清楚。淳于髠、东方朔一味插科打诨，博取君主的一笑。连司马迁那么伟大的史家，
汉武帝却拿他和医卜星相同等看待，一句话说得不合，便下他腐刑。六朝唐宋，文人地位略
被提高，蒙古人入主中原，又把文人降到倡优乞丐的阶段。名剧作家郑光祖，只能做个小小
税员，马致远也只做个小吏。施惠更不成了，只能在吴山城隍庙前摆个小摊，藉资餬口。文
学作家的地位大都类此，说来令人气短！
不过作家的地位究竟另有可羡之处，有时连贵为帝王者也会对它眼热，魏文帝《典论》
不是有这样一段话吗？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
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自己也能写文章，却这么歆羡作家，这是着眼于文学的永久性。他和他的弟弟曹子
建总过不去，也许是为了嫉妒。子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