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吃’越有味，感到美味可口。我特别喜欢有关土特产、名胜古迹等传说故事，它可以长知识，增智慧，添毅力，培养对祖国的热爱。希望她多发一些这样的好故事。”
退休的曹建华原是一位女干部，她听完两个年轻人的发言后就抢着说：“退休后闲着无事，文化又不高，看小说不感兴趣，看诗又不懂，唱歌又嗓子不好，我就订了一份《故事会》。我身边带有两个五六岁的小孙子，天天要我讲故事，实在是个包袱，哪里去找呢？《故事会》帮了我的忙，特别是新故事，它短小精悍，又好记，写得又非常活，又有教育意义。但《故事会》的封面还不算美。”
农民业余文艺作者廖取勋的发言更是直爽：“我们村里大部分农民认为《故事会》都看得懂，都说这是真正为我们农民服务的书。村里有个周三老倌（曾对我）说：‘小说和诗我看了半天，还不知哪里刮风下雨，《故事会》一看就记下了，实在好。我们这些四十岁以上的人，只来得葡萄酒，来个六十度的塘东花烧酒受不了，只看这样通俗易懂的书，因为文化水平（只）是个五磅热水瓶。’”
另一位农民业余戏曲作者张云，在接到开会的通知之前，专门“戴着有色眼镜”对《故事会》作了一次全面的“体检”，这位“主治医生”在发言中说：“我订了一本《故事会》，早几天，我从头至尾将几年来的都重新翻阅回顾了一下，为防止和消除精神污染，重新学习，但内容上很少看到‘侠客’、‘幽灵’、‘女尸’、‘野人’等方面的不堪卒读的东西。她的确是个有教育意义（的）刊物……是活跃农民文化生活，向群众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好书，好教材，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这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在没有一个编辑部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在数千里之外的那条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浏阳河畔，读者公正、客观地对《故事会》这几年来的得失进行着评价。
这次座谈会专门作了发言记录，然后由县文化馆的张文清写成一份纪要，于一个星期之后邮往上海的《故事会》编辑部。
这是一篇多么沉甸甸的记录啊！
这里的话，代表着全国千千万万不同层次读者的心声，代表着读者们对《故事会》这几年来工作的评价，而在这些评价的后面，却凝聚着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的心血。
当时的《故事会》，像湖南浏阳县这样全年每期订数达三千多册已不算稀奇。
广西的一个县，每当刊物将要邮到的日子，许多读者天天赶到邮局去等待，全县每期定数近万册。
1984年，位于天山山麓的石河子垦区一三三团场有二万多名职工和家属，第一季度就订了八百二十份《故事会》，第二季度又增到九百四十份，平均每个队三十份，其中液压件厂九百余人订阅了六十份。《故事会》在这个僻远的大山深处，发行量一直位居首位。垦区的另一个一二二团场，每期订数也达到了七百二十册，同样位于这个团场所订刊物的首位。
湖北省光化县实验小学，在任课的五十名教师中，就有二十九人订阅了《故事会》。1983年下半年，河北省承德县西大庙中学李仕东老师的这个班，共二十九名学生，就有十一个人订了《故事会》。
河南省漯河水利技校一位名叫刘金涛的老师，对班上的学生进行了一次课外阅读情况的民意测验。他自制了几十张问卷调查表，罗列了一些他自认为有影响的刊物名称，让学生在最喜欢的刊物后面打勾，为了避免遗漏，最后还单独设了一栏“其他刊物”。由于调查是无记名的，学生都表现得很大胆。这位老师过去没有读过《故事会》，因此在所列的刊物中就没有将《故事会》列入。可是，当调查的问卷交上来后，他不由大吃一惊，在“其他刊物”一栏里，大部分学生几乎都填了《故事会》。
在刘金涛老师的印象中《故事会》只是一本小刊物，不属于向中学生推荐的书刊。看了问卷，作为老师不由慎重起来，忙找了几本来读，便一下子被吸引了，立刻用班费给学生们订了一本。这位过去专搞“纯文学”的老师，因为发表自己作品的杂志看的人太少而苦恼，现在通过“民意测验”，发现了这本备受学生欢迎的刊物，他立刻积极地为《故事会》写稿，成了刊物的一名忠实作者。
1979年到1985年，在整整的五年时间里，《故事会》完成了她的第一次飞跃。
一棵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小草，在古木参天的文学圣地上，正健壮地生长起来。
让我们翻开现在已退休或没有退休的编辑们都铭记着的那段历史，看一看这些难忘的数字吧：（因作者本人不会电脑制表，请出版社或印刷厂给以下数字制一个表格！！）
1979年期发行量为二十六万七千九百三十三册，年总码洋二十八万九千四百元。
1980年期发行量为四十一万二千六百四十四册，年总码洋四十四万五千七百元。
1981年期发行量为九十四万九千万册，年总码洋一百零二万四千九百元。
1982年期发行量为一百九十五万七千二百九十七册，年总码洋二百零二万四千九百元。
1983年期发行量为二百八十二万七千三百八十九册，年总码洋三百零五万三千陆百元。
1984年期发行量为五百二十四万册，年总码洋五百六十五万九千二百元。
1985年期发行量为六百五十八万册，年总码洋一千八百九十五万零四百元。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引用《故事会》这些过去的“保密”数字，只是为了说明她自身的一个极不平常的发展过程。
令编辑们更加振奋的是，1985年第一期，刊物发行达到七百二十四万册，到了这年的第六期，发行量再次攀升达到了七百六十万册，创造了世界期刊单语种发行的最高数。
1984年《故事会》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从这年的第一期开始，刊物的宗旨和风格基本稳定，即以发表反映我国当代生活的故事为主，同时刊登各类传统的中外故事，在坚持故事文学品种的特点上，塑造好人物形象，提高艺术美感，易讲、易记、好读、能传。
这种办刊宗旨的得来是不容易的。
从1963年7月创刊，到出现第一次辉煌的1985年，整整的二十二年中，《故事会》跟着她所诞生的时代，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从配合“四清”运动，到“文化革命”中被迫停刊，编辑人员被赶下“五七”干校。再到后来复刊的《革命故事会》，编发配合形势进行政治宣传的稿件，《故事会》在崎岖的道路上、在云雾缠绕的峰峦间艰难地向前摸索着前行，其中的酸甜苦辣，当年的编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故事会》获得了新生，实事求是的作风使编辑部的所有人员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地思考这本刊物未来的道路，才使这本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真正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出路，给这本刊物注入了新的生命。
内容和形式的基本固定，使刊物有了自己的雏形。
读者定位的延伸使刊物走出了过去狭隘的“围城”，如同一匹骏马找到了辽阔的草原，有了自己自由驰骋的天地。
个人创作的凸现，为刊物的发展培养了未来的骨干作者，使刊物在以后的发展中有了自己丰厚的土壤，根才能扎得深，叶才能长得茂。
这个时候《故事会》的许多栏目已经开始形成，这些栏目虽然有的还没有完全固定，有的这期设了，下一期又没有了，处于一种时现时隐的状况，但总的来讲这些栏目的设置，为刊物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为刊物以后许多优秀栏目的设置打下了基础。
这时候设置的主要栏目有：新民间故事，科学幻想故事，笑话，风俗故事，谜语故事，寓言，土特产故事，外国童话等，有的栏目一直保持到今天，成了刊物的品牌。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1）
如果说《故事会》在第一轮与文学期刊分割市场的竞争中，依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话，那么，这次与通俗文学及其各种期刊的市场争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随着这股“洪水”的冲击，中国期刊界新一轮的竞争与淘汰随之开始……
1．突如其来的“洪水”
谁也没有想到，正准备扬帆远航的《故事会》遇见了迎面而来的“洪水”。
《故事会》在吉庆欢乐的气氛中度过了难忘的1985年，如果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刊物照此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可是，当进入1986年后，刊物出现了订户下降的趋势，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击着《故事会》刚刚建立起来的“地基”。
开始，这股“洪水”来自飞速发展的各种文学期刊。
人们都不会忘记那一段历史，中国进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久闭的国门已缓缓地打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外面的各种思想和艺术流派也开始涌进国门。以《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将人们心灵中最深处的苦难引发成对“四人帮”的无情控诉，文学期刊在这个时候以艺术的形式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一下子赢得了读者，只要是出刊的日子，邮局或者是新华书店都会涌满了读者。当时几乎全国每一个地级市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文学刊物，数量之大，可想而知。
这时的《故事会》在艰难的起步后要寻求发展，就面临着文学类期刊的挑战。因为除了全国性一些早已知名的文学期刊之外，各省、市（包括地级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文学期刊，就在一些读者的同一座城市，离他们更近，许多纪实性的作品，反映的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事情，无形中就分割了《故事会》的读者。
正处于顶峰时期的文学期刊很少注意到这个“小兄弟”，因为在文学期刊领域里来讲《故事会》不够“纯”，不够“雅”，想要加入这个高雅的期刊行列也似乎“品味”不够。在许多文学期刊向大十六开“进军”的时代里，这么一本三十二开的小本子已被认为是显得“太落伍”了。更何况与这些“纯”文学的期刊相比，《故事会》不能像它们一样地发表那些热点、焦点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之类的作品，更不能发表“呐喊”或抒发“个人心灵感受”的诗歌，连《故事会》上的评论文章也只是寥寥数语，很少那种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之作，不能引起“轰动效应”。
这不能不算是《故事会》在竞争中的一种“弱势”，一种“先天性的不足”。
文学期刊在八十年代初期的飞速发展，以及当时这些期刊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使《故事会》感到了一种竞争的压力。
但是，《故事会》并未因此乱了自己的阵脚，几年的市场争夺战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故事会》这个“小兄弟”竟将那些“老大哥”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1996年6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面对市场冲击，文学的坐标发生偏移，如今——故事夺走小说的天下》，文章称“中国文坛已经进入故事时代”。
1996年6月13日出版的《文学报》，在四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特稿，题目叫《小说与故事，谁主沉浮？》，编者在开篇时写到：“现今，读故事的人远远超过读小说的人，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见仁见智、各有持重……面对近年来在市场冲击之下出现的纯文学小说的萧条萎缩之势，文化界的思考已趋向冷静和理智，现在也许到了纯文学应该以平等、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看待通俗小说及故事的时候了。”
在这个栏目下，任一鸣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雅”“俗”相与析》的文章，对市场竞争中出现的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以时下风头正健的《故事会》为例……它们在内容上却更贴近生活，语言简明而平实，情感质朴而真诚，凭借较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吸引了广大读者，而这些难道不是纯文学起码应具备的要素吗？”
作为博士生导师的黄霖先生，在他那篇《有故事才有小说 》的文章中，更是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一部中国古代的小说史就是证明了有故事才有小说，小说正是出于故事之中，很难想像那些不能写故事或者不想写故事的作家能写出好小说。”
专家们的阐述已经将一切都说得十分明白了！
另一场更加汹涌的“洪水”，便是如狂涛般涌来的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乃至各种通俗期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真如同一头怪兽，一夜之间便覆盖了几乎整个中国的期刊市场，迅速地占领了“制高点”，取得了“统治地位”。
在这场中国期刊市场的较量中，首先被击败得一塌糊涂的便是那些自命清高的“纯”文学期刊。
这种失败有外部的原因，但更有其内部的因素。因为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这些文学期刊在外来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开始逐渐偏离了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的审美习惯和阅读意识，转向了对各种外来流派的介绍、欣赏与模仿，当然也不乏创新之作。但是，这种自称为“先锋”的自我的东西，逐渐地取代了那些反映人民大众心灵呼唤的作品，这确是一个已被证明了的事实。
我在上面所引用过的任一鸣先生的文章，是这样阐述这种“失败”原因的：“再来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