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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也是对我认知能力的一种考验。
于是在整整的一年时间里，我对许多与这本刊物有关的人物进行了采访，从落满尘埃的档案中查看了几百万字的资料，阅读了从创刊以来的大部分杂志……在这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我的心曾一次又一次地被吸引，被陶醉，被震撼，使我一步一步地走近了这本刊物，并看到了隐藏在后面的一个个鲜活的灵魂。
那些将自己的生命融入这本杂志的编辑们，与这本杂志一样地对我充满着神秘和诱惑，在对他们的采访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一种激情的热浪扑面而来，感受到那种热烘烘的生命的呼吸。
在采访中，我努力地发掘那些早已被人们快要遗忘了的记忆，寻找那些或深或浅的足迹，记录那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并透过这些去发现那些蕴含着的闪闪发光的灵魂。
我不得不提出一个又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她的创刊是偶然还是必然？在全国不少期刊连生存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她是如何地创造了如此巨大的发行量？这个巨大的发行量后面，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内部政策”？杂志的后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高人”在操作……
就这样，我在对这一个又一个谜团的解读中，一下子就写了将近三十万字。
我自认为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传记作家，更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从不愿用那些看似高深，实则毫无收益的花花绿绿的文字来骗取读者掏钱购买我的书，我相信通过我认真的研究和努力的写作，许多读者、特别是期刊界的朋友们，除了能够真正地解开《故事会》的神秘之外，一定还会从中悟出很多办刊的真谛。
《故事会》的成功，不仅丰富了中国期刊发展的历史，同时也为中国期刊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办刊物实际上是一种智者的行动。
《故事会》创刊之初，就是再伟大的预言家，当时恐怕也不可能想到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经过漫长的四十年后，竟然会发展成为在中国、乃至于在世界期刊界都极具影响的一本刊物，并以此带出了一门全新的学科。这中间办刊人超群的智慧与胆识，顺应时代，掌握国情，与时俱进的辩证思维，在前进的每一步中，无不闪烁着这些智慧的光芒。
一个充满凝聚力与向心力的编辑部，便是永远取之不尽的智慧的宝库。
在《故事会》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我不但找到了这种智慧的源泉，同时也寻找到了他们所赋予这本刊物的人格的力量。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只有几个人的编辑部里，人们相互之间缺乏信任，缺乏理解，整天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说长道短，阳奉阴违，斤斤计较，这样下去刊物最终会办成一个什么样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办刊人人格的力量，就是一本刊物自身的力量。
我在对于《故事会》的解剖中，还再一次地认识到，办刊物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对于本土文化的认识和审视的过程。因此她才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相对固定的读者群，使其在近二十多年来，发行量一直稳定在四百万册左右，而不至于使自己“风雨飘摇”……
由我来为这本著名的中国期刊写传，既感到兴奋同时又感到力不从心。我曾在两家杂志任过一定的职务，深知目前办刊的艰难，深深地理解《故事会》在四十年的发展中，留给我们的这笔财富的重要。
我希望这本传记能够填补中国百年期刊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白——即通过记录一本著名期刊四十年来在不同时代的历程，给中国的期刊史留下这本期刊值得借鉴的正史，真正地了解这本刊物所创造的神话故事。
我写过几部人物传记，都曾获得过好评，也获过全国性的大奖。但是没有哪一部有这部《故事会》传记这样让我费尽了心思，吃够了“苦”头。在整整的一年时间里，我马不停蹄地采访，来往穿梭于编辑、作者、读者之间，连春节都“搭”了进去，做了四大本的采访记录。那些落满尘埃的资料，我分四次才提进家，堆满了我的书房。它们是那样的杂乱无章，那样的让我绞尽脑汁。我必须跨越时空，从这些乱麻中理出一条“路”来，这使我常常在激动的同时，又感到无赖。多少个夜晚，这些零乱的人和事弄得我无法入睡。
最后，我终于走出了迷茫的云雾，认识到这本刊物对于中国百年的期刊发展史，以及对一个时代文化的价值，并从这种价值出发，理清了这本刊物四十年发展的一条轨迹。
这种思想的突破，使我有幸成为通过文字比较系统地解开《故事会》这个世纪之谜的第一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故事会》同样将面临着管理、体制、编辑思想和精神的传承以及更加有效地激发人才的创造力等等许多新的问题，有些问题现在就已经开始凸现，如果不及时解决，或者解决不好，就会对生产力形成一种制约，就会引起人们对于其结局的担忧。
未来的《故事会》会不会书写出一部更加引人入胜的神话呢？
《故事会》编辑部多年以来从不张扬，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可是当知道我准备要写这部传记时，却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作者，在此表示深深谢意！
由于时间关系，还有许多的人和事都没有来得及采访，因此在采访与写作中难免有许多不足，希望再过四十年，另一个传记作家将会为《故事会》写出一部更加精彩的传记。但我却真诚地希望那个时代的读者，能够在图书馆里找出我写的这本传记，在细细的品读中体味这一代编辑们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受着一种灵魂的浸染与升华。
只此，足矣！
沈国凡
2003年9月于运河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