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支柱。也就是说，故事的趣味性不应该是孤立的，它必须同故事的思想性相结合，在“谐”的后面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坚持刊物的生动活泼、亦庄亦谐上所下的功夫。
河南郑州有位作者名叫曲范杰，曾写过一篇名叫《新娘教子》的荒诞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村干部有腐败行为，其母亲看在眼里，忧心忡忡。母亲去世之后，灵魂附在本村一个新娘子身上，借新娘子之口，历数儿子的种种不端行为，告诫儿子悔过自新。儿子的“隐私”在大庭广众面前暴露之后，只好忍痛退出不义之财。事隔不久，东窗事发，其余村干部因贪污受贿落入法网。这个儿子则因为退赃在前，免受处罚。原来其母生病之时，曾与新娘子同住一间病房，说出对儿子的担忧。那新娘子曾经演过戏，有模仿能力，后来以鬼魂附身为名，模仿其母亲的口气代为教子。
这篇故事的思想内容无疑是健康的，故事的情节也生动有趣。但是，编辑们认为就这样发表出去，“谐”有余而“庄”不足。
一篇短短的故事，总共不过一千多字，怎么办呢？
在这则故事的结尾，作者是这样写的：事后新娘子见到那位村干部，用开玩笑的口气解释，我在昏迷中当了你的娘，想起来真不好意思。村干部红着脸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编辑在修改时，为了使这篇诙谐风趣的故事更加厚重，达到刊物一贯坚持的办刊要求，便将这最后一句改成了：那村干部说：“谁让我重新做人，谁就是我的亲娘！”
就此一句，改得是何等的好啊！
这就是《故事会》的编辑们在故事类报刊群雄凸起，竞争日渐激烈的情况下所持的态度，这就是《故事会》所坚持的办刊方针。
正是由于这样，《故事会》的“根”才会在众多的读者中越扎越深，才能在故事群落中独树一帜，迎风猎猎。
正是由于这样，《故事会》以其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在全国数以千计的期刊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众多的故事类报刊中独领风骚，被中国故事界认为是“新故事中的一派”。
由于《故事会》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自己鲜明的口头性的艺术特色，使这本刊物的可读性大大加强。因为适合于口头流传的作品，一般来说其可读性也必然是很强的。否则，读者在阅读时都感到困难的作品，是绝对不会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的。
《故事会》巨大的发行量，与她坚持口头性的特点是有着密切相连的关系的。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3）
2．生命诚可贵
“讲了几十年的故事，上了瘾，不讲还真有点不自在。可是近些年来也有点苦恼，能讲可听的故事实在太少。翻开各式各样的故事杂志来找，真正的故事少，冒牌的故事多；有些故事本来是不错的，但经过作者们的妙笔精心打扮以后，很有点不伦不类。这实在令人遗憾！
“《故事会》编辑部大概也轧出了这个苗头，于是设置了‘东方夜谈’这个讲台，要我登台讲一些真正属于故事的好故事，而且让我到全国各地去寻找和挖掘各种各样的故事，然后奉献给大家。我想，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且我们这个民族有讲故事的传统，也有编故事的能耐，不信找不到大量的故事精品。
“任务是接受下来了，并决心尽力把故事讲好。但我有个要求：你认为不错就拍几下手，给我鼓鼓劲；要是觉得有啥不对劲，也不用客气，给我指点指点，以便改进。更希望大伙支持的是，如你那里有啥好故事，请给我打个招呼，或者用文字记下来寄给我，请放心，我只是拿来讲，绝不‘贪污’你的版权。
“如果得到大伙的支持，这‘东方夜谈’肯定能‘谈’出点名堂来。考虑到我讲的故事，是要让大家在茶余饭后讲的，所以，我打算讲各种各样的故事，让大家选择、鉴定。哪些故事最受欢迎，希望能及时告诉我……”
在1991年第一期的《故事会》上，创办了一个新的栏目，名叫“东方夜谈”，并请全国著名的故事大王吴文昶来主持这个新开设的栏目，上面所引用的一段话，便是吴文昶在主持这个栏目上面的一段“开场白”。
为何此时要开设“东方夜谈”这个栏目？
吴文昶在前面已讲得十分清楚，那就是故事发展到这个时候，“翻开各式各样的故事杂志来找，真正的故事少，冒牌的故事多；有些故事本来是不错的，但经过作者们的妙笔精心打扮以后，很有点不伦不类。”“能讲可听的故事实在太少。”开设这个栏目的经过与构想，我在后面还将专门写到。这里我想提到的是，《故事会》在这场切割“蛋糕”的竞争中，早已将刊物的质量提高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
这就是：质量是刊物的生命。
正是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故事会》不但新增了“东方夜谈”这个栏目，仿效《天方夜谭》《十日谈》的形式，由东方人讲古今中外的新奇故事，同时坚持将每期准备发表的故事，由吴文昶等善于讲故事的作者，在群众中先口头讲一遍，在听取了听众的反应之后，再请作者进行修改，然后再到群众中去讲，达到基本满意了才在刊物上正式发表。
这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故事，一篇篇都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精品，发表后自然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要将这项工作做好是多么的艰难！
通过到群众中去演讲故事，使编辑们发现了许多问题。
有时在书面文字上读来很不错的作品，可是故事演讲者在演讲时却很难记住，表达出来也不生动。而一些在编稿时看似粗糙平淡的语言，在进行口头演讲时，却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往往会引得听众捧腹大笑，更增加了故事本身的感染力。
编辑们大都是“秀才”，可是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有时也会“赤膊上阵”，亲自演讲经过自己修改的故事。在通过稿子时，经常也会出现让责任编辑将所编的作品用讲故事的形式复述一遍的情况。这样，编辑在编时就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像了，就必须得设身处地为演讲者与听众考虑，这样编出来的稿子通过刊物投放到市场，自然是对路的了。
这是《故事会》编辑们所练就的一套“内功”。
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编辑方针，对于那些经常在群众中演讲故事的作者也不例外，就连吴文昶这样著名的“故事大王”的作品，同样也要经过这一道程序的检验。
有一次，吴文昶写了一篇名叫《李二苟做官》的故事，邮到编辑部后，何承伟看了认为故事素材很好，写得也不错，但就是在细节描写上粗了一些，因此让其到上海来改稿子。
吴文昶来了后，编辑部的吴复新、陈中朝、言永祥以及特约编辑吴伦、黄宣林、饶明华六个人与他一同研究修改作品的具体办法，并给他出主意。那时正是隆冬时节，天气又冷，研究完后又将吴文昶送到沪西工人影剧院招待所，让他安心在那里改稿。
经过两天的时间，吴文昶将这篇四千多字的稿子修改结束。
按理讲，作为在全国故事演讲知名度极高的吴文昶，在他的作品正式发表之前，完全可以免去在群众中先进行演讲这道程序。可是，这篇故事改完后，吴文昶又在上海的故事沙龙里当众演讲了这篇故事，征求听众的意见，然后才落笔定稿。
紧紧围绕着提高故事质量进行的这种审稿程序，大大地提高了稿子的质量。吴文昶这篇故事经过这么一“折腾”，竟由一篇一般的小故事，成了一篇故事精品，在1987年第六期《故事会》上发表后，立刻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并获得了该年度《故事会》优秀作品二等奖。
将创作的故事先到群众中去进行一次演讲，其好处显而易见。
能够即兴地进行演讲，这是故事与其他文学形式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重要方面”，被《故事会》编辑部开发到了极限的程度。这种作者与听众进行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还可以从听众面部的直接表情找到答案，察觉到故事效果的好坏。听众是眉飞色舞，还是无动于衷；是吃惊发呆，还是点头称是；是拍案叫绝，还是不辞而别。讲到哪里大家会哄堂大笑，哪里又会屏声静听；有谁在对此窃窃私语，又有谁按捺不住要发几句议论等等，通过察言观色就可以知道故事作品的好坏，以及发表后在读者中影响的程度。因此就可以在发表之前，对一些在演讲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必要的修改，乃至于改变情节，修改细节，增删内容，直到你面对着的听众认为满意为止。
除此之外，演讲中听众的情绪有时也会触发作者的灵感，一些原来个人创作时冥思苦想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和精彩场面，就会突然“跳”了出来，使故事作者获得异外的收获。
《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就是这样千锤百炼中变成了一篇篇的精品，从而使这本刊物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作为主编的何承伟，在工作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提高刊物的质量，在故事类报刊不断涌现的形势下，没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是不行的。要提高刊物的竞争力，就必须抓好编辑队伍的建设，使这支队伍成为一个坚强而有战斗力的集体。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4）
应该说，对于编辑队伍建设，早在《故事会》创刊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早期的编辑李中法、钱舜娟、顾乃晴等，都具有较强的业务水平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为办好这份刊物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但是，随着老同志的一个个退去，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期而至，接班的新编辑能否像前人一样地对待这份工作，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首先是接班的编辑们大都是科班出身，过去从事的大都是与故事联系较少的别的领域的文学研究，对《故事会》这样的一本通俗性读物了解不多，因此在从事编辑稿件的过程中就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
再就是社会上对从事这本通俗读物的编辑工作也存在着某些偏见，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下里巴人”的工作，没有从事别的编辑工作高雅。
何承伟认为，有这些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解决这些思想，光靠说教是不行的，那就是让新来的编辑们多参加一些活动，使他们在工作的实践中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认识到这也是一门新的学科，只要认真地钻进去，同样也是大有前途的。
在各项活动中，编辑部都尽量考虑让老编辑带着新编辑一同参加。通过与作者的接触和共同探讨稿件，通过在深入到读者中听取意见，使编辑们重新地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广大读者对刊物的期望，从而加强工作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编辑队伍的思想和业务水平，对于提高刊物的质量至关重要，没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提高刊物的质量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刊物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质量的竞争；而质量的竞争其实是编辑人员素质、水平与人格的竞争。
在不断加强编辑队伍思想和业务素质的同时，《故事会》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用以保证刊物的质量。严禁采用关系稿，做到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规定，从主编开始实行。何承伟在其所负责的近三十年中，从未向任何编辑推荐过一篇“关系”稿子。
为了加强编辑部的内部管理，还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编辑制度。
在编辑用稿时，除严格实行三级审稿制度外，编辑还要认真填写对于作品的意见，这个意见包括作品的特点分析，修改建议，同时还要给作品“打分”。即编辑在审稿时得给送审的稿子分为A、B、C三级，A、B又有＋、…之分，而C仅作为备用。编辑部还规定，每期稿子均需有一定数量的B＋。何承伟即使后来担任了出版社的社长，在终审时也同样地给作品进行“打分”，这在中国现在的出版界，恐怕也为数不多。另外对于集稿、审稿、改稿、样稿与作图、划样、发稿、校样、清样等，都建立了一系列的保障性制度，这使《故事会》的出版发行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范大宇曾写过一个中篇故事，终审都已经通过了，正准备发排之时，编辑部收到一位名叫李民洪的一篇来稿，同样也是一个中篇，题目叫《温柔的陷阱》，编辑看了之后，认为比范大宇的那篇还要好，于是便决定采用李民洪的这篇稿子。可是，编辑部的用稿通知已经邮出，就此将准备采用的稿子压下来，从人情方面也有些说不过去，更何况范大宇这篇稿子的质量也是不错的。
编辑部在最后的研究中，还是决定采用刚收到的李民洪的稿子。道理很简单，编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要把最好的故事奉献给读者。
中国期刊市场激烈的竞争，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只有有了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才能编辑出高质量的作品，一本刊物才能获得高质量的生命。
鲍放收到一篇与众不同的来稿，稿子是写在一本工作手册上的，在这个小小的本子上，作者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很多地方连字迹都很难辨认。
在电脑打印稿件已经满天飞的今天，这样的来稿看不看呢？
为了不让一篇好稿从自己的手中流失，鲍放将这篇特殊的来稿采用了特殊的办法处理，当天下班后带回家去，在台灯下一页一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