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死三个了，沈秀兰是在延安发洪水淹死的，蒋德全是在汉中游泳淹死的，一个个都很惨。 “去新窑子一个多月后，我们感觉到在那个小山沟里实在是前途渺茫，因此，我和林爱军、刘士荣、说好要逃跑，走时闫彩杏也要跟我们一起走。逃跑的那天晚上，几个男生给我们烙了不少饼子，等到半夜，我们出了新窑子，几个男生把我们一直送到延安汽车站。一路上我们特别害怕把我们截回村里，两天后我们顺利地逃回了北京。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4
“回到北京我们没有回家，直接去92中找学校领导。结果，军代表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让我们先回家去，回头再说。晚上10点钟我们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当我敲开家门，妈妈看见我的时侯，我们抱头痛哭了一场。那天晚上，面对我逃回家的事情，家里人谁都没有睡着，也许家中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复杂，因为上山下乡毕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尽管如此，父母谁也没有埋怨我。 “我们四个女同学关系最好，住得也不远，当时我家住在琉璃井南里。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街道办事处的小脚老太太就发现了我们，她们不停地找我们谈话，说中央要求我们‘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她们还说，‘毛主席既然让你们去了，肯定会让你们回来的！’不管她们怎么说，我们照样不走，所以，她们三天两头半夜三更来我家敲门、查户口，督促我们离开北京回村里去。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5
“在这期间，我还通过邻居的一个战友介绍，去河北新城县的一个农村干过一段时间，整天跟着村里的妇女们去插秧种田，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因为当时人家说能帮我办理转插手续，还答应帮我调转户口。后来，不少同学总去找我，说万一到时集体返城，我不算北京知青那就永远也回不来了。在矛盾之中，我听同学的话又从河北农村回到了北京。 “1970年2月，我和林爱军不得不回到新窑子。回去后，我们的箱子都被撬了，多亏我回北京时带走了值钱的被里和被面，箱子里只留下了棉花套子，也没有什么可偷的。 “在新窑子最盼望的就是爸爸妈妈的来信，每次收到家中的来信，我都含着眼泪要看好几遍。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刘士荣接到妹妹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她妈妈因为她插队，把眼睛都哭瞎了。刘士荣当时把饭碗往墙上一摔使劲哭，那天我们谁都没有吃饭。从那次起，我们定了一个规矩，吃饭时谁都不许看信。在新窑子印象最深的除了艰苦，就是晚上爬在煤油灯下给爸爸妈妈写信。一边写一边落泪，写一写停一停，在那种贫穷落后的环境中想家的滋味，简直是太痛苦了。”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6
王亚男在农村经过两年披星戴月的奋战，1972年初，她终于告别了陕北，去铜川一家电子厂当了工人。此间，她和电子厂的人事科干部侯俊华相爱结婚，侯俊华是长辛店一中去洛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她们在一起共筑爱巢，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1982年，王亚男被派往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学习财会专业。1984年，她所在的工厂集体迁往咸阳。1990年，她调回了北京市建材化工厂继续她的财务工作。1994年，侯俊华也调回北京，并在北京市小型轴承厂当了一名辅助工。去年，侯俊华的单位裁人，他一气之下用6万元买断了自己30多年的工龄，南下广州去一个同学的公司帮忙至今。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7
王亚男去年也办了提前退休的手续，并在一家美国独资企业当上了会计，月收入是她退休金的好几倍。 王亚男最后对我说：“几十年过去了，走到今天真不容易。现在女儿也长大了，她在同仁堂工作。总之，我们的 后半生还是幸福的。”
2003。6。22 于北京房山区西潞园小区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林爱军 1
林爱军，1952年8月6日生于北京 ，北京92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 插队开始的前夕，92中的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每天都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有一次上课前，林爱军的班 主任赵芳春组织全班同学站在毛主席画像前进行早请示的时候，他把“我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说成了“毛主席祝我 们万寿无疆”，于是，他被揪出来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林爱军说：“赵老师被打倒后，我们也没人管了，全班都乱了。插队开始后，不少同学都去报名想离开北京，当 时我也很想去，而且心想走得越远越好。可是，我准备报名的时候，我妈妈不让我去，她把户口本给藏起来了。有一 天她上班去了，我在家中的一个柜子里找到了户口本，偷偷地去永定门外派出所把户口迁移到了延安。办完之后，我 心想这下没人管了，内心感到很高兴。当天晚上我妈妈回来后，我就告诉她我要和我最好的四个女同学（王亚男、蒋 凤玲、刘士荣）一起去插队，结果她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通。她说，‘你根正苗红，你和她们掺和什么！咱们是工人家 庭，你去干什么？留在北京又不是没有饭吃！’其实，她说也白说，因为我的户口已经注销了，说什么都晚了。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林爱军 2
“1969年2月3日那天，我们要走了，我妈妈只给了我十块钱，也没有去送我。也许她不愿经历那种场面，也许是她真的生气了，我也不知道。最后还是我爸爸去送的我，当时北京站的站台上很多人都在哭，火车开动之际，下面哭的人好像要拽住火车不让走似的，场景很凄惨。尽管那样，我还是没有哭，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时我爸爸也没有落泪，他当兵出身，比较支持我的行动。 “火车第二天到铜川后，我并没有什么感觉。第三天我们冒着大雪，坐在戴有防滑链的卡车上往北去的途中，我傻眼了。因为越走越穷，越走越荒凉，眼前是无穷无尽的山峰，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长，就连路边也一颗树都没有。 “到延安后，村里人来接我们，说我们的箱子很重，问我们里面是不是有手枪和金子，我们都笑了。到村里后，所有的同学都傻了，谁都没有想到那么穷，和宣传的完全不同。当时全村人吃糠咽菜，我们也只有小米、黄豆和很少的土豆，那时我们的土豆都是数着吃。男同学晚上饿得睡不着就偷炒黄豆吃，我们女同学发现后直和他们急，都怕断了口粮被饿死。 “村里没有电，用水也很不方便，要到沟底下去担，我们经常是好几个同学去担一担水。那里洗不了澡，洗头也不方便，我们刚去不久，所有的女生都把长辫子剪掉了，每个人都留着两个小刷子，外村的知青都把我们新窑子的女知青称为刷子队。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林爱军 3
“我们村的井有两个井口，一个是人吃的，一个是喂牲口的。有一次我们去井上洗衣服，还把床单、衣服和裤头什么的扔到喂牲口的井里去洗，结果村里人埋怨我们把人吃的水也搞脏了，还说下面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这才知道两个井口下面是通的。 “我们那时干什么都是轮流，就连早晨起来倒尿盆都是轮流值班。有一天早晨该刘士荣倒尿盆了，结果她说尿盆尿得太满，都溢出来了，不去倒。我们拿她没办法，最后说好每人端着走三步，刘士荣先端，她刚走了两步，就被门沿儿绊倒了，尿撒得满地都是，尿盆也摔碎了，村里人看见后都说，你们是不是不想过了。“其实那时真的不想过了，在那么穷的山沟里待着非常想家，有时实在想得受不了了，我们就去山顶上唱《远飞的大雁》，有时一边唱一边哭。那首歌的歌词是：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远方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 “在新窑子住了一个半月之后，有一天会计突然说，‘房庄大队的知青都跑了，你们可别像他们一样。’会计虽然是教育我们，但正好提醒了我们，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有个跑的说法，他这么一提醒，我们几个女同学也开始想像逃跑的事情了。我们首先去延安城里把家里带来的四卷《毛泽东选集》寄回了北京。那时寄毛选邮局不收钱，寄完之后我们又回到新窑子，当晚我们把被里被面都拆下来和衣服装好准备逃跑。半夜三更男同学给我们烙了一大堆烧饼，送我们出村，我记得狗叫得很厉害，武建华他们还给狗扔烧饼吃，不让它叫。他们把我们送到延安汽车站之后，我们坐了一辆大卡车十几个小时后才到了铜川。去火车站正好赶上一辆闷罐车准备开车，我们问铁道上的工人是不是去西安，他们说是，我们票也没有买，赶紧爬了上去。上去后，地下坐了好多捡破烂的人，而且还碰到另外五个逃跑出来的女知青。到西安火车站后，我们又赶上了开往北京的80次列车，当时我们没钱买票，直接混上了火车。到北京站下车后，又碰到了那几个女知青，当时出站口把得太严出不去，我们十个人只好顺着铁路往出走，那时也没有人拦我们。我们一直走到广渠门才从一条快要干涸的河里穿了过去，当时我的两只脚全都踩进到泥里去了，到珠市口之后，我们才分清了东南西北。 “回到家后，街道的积极分子总来劝我们，说我们是‘倒流城市’，让我们赶紧回去。我们谁也不理睬，天天在家做饭、干家务。住了将近一年后，不知我妈从哪里听说要给我们安排工作了，我这才和王亚男俩人一起回了新窑子。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林爱军 4
“1970年5月，我们几个被转插到了高坡大队。在那里我也没怎么种地，一直在出民工打坝。男的打坝背石头，女的挖土，我却在工地上当了广播员。在工地上播音，主要是念一些通知，再就是念毛主席语录。干到9月份，我第一个招工去了“汉中69号信箱”。当时69号信箱是保密工厂，是造飞机发动机的。去时间不长，我被派到成都学了三年工业x光技术。 “1973年底，我们厂下马，我又被分到了西安红旗制造厂。1974年初，国家石油工业部廊坊管道局又来人把我们一批人调到了廊坊。刚到廊坊让我去局医院x光室工作，我说我是给飞机零件透视的，不会透视人。他们这才明白了我的专业，并把我分到机关总机当了话务员，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1983年，林爱军被提升为通信处的话务班长，管理着二十多名青年女工。由于成绩突出，1984年她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她还先后多次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1998年管道局对45岁以上的女工“一刀切”的时候，她也只好办了提前退休的手续。现在，她每月的退休金为1300元。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林爱军 5
林爱军的丈夫叫张永祥，本来和她是一个单位的职工，2000年单位给张永祥14万元买断了工龄，使他成了一名无业人员。 林爱军的儿子在北京政法干部管理学院读书。林爱军的同学们都羡慕她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林爱军认为自己没有受过罪，并且认为自己一帆风顺。当然，相对那个荒谬的年代来说，她的前半生的确还是不算艰难。
2003。6。26 于河北廊坊石油管道局九区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后记 1
《100年的新窑子》终于要出版了。这本书是我耗时最长最多的一本书。为了这本书，我在1996年至2003年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先后数十次专程前往这个远在黄土高原的普通村庄。 其实，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告诉大家我去了多少次新窑子，因为自己的确没有做出几十次应该做出的事情，于是，每当朋友问我去了多少次新窑子的时候，我只好含含糊糊地说去了好多次。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后记 2
具体去了多少次，这不重要，事情做得好不好，现在也不去想它了，倒是新窑子那一张张极其熟悉的面孔却不时地闪现在我的脑际，至今我还经常给他们写写信，打打电话问问好。 这本书出版之前，我最想说的就是要感谢纯朴的新窑子全体村民，在他们的热情配合下，才使我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拍摄计划和调查任务。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和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吴思先生，本书在出版之前，他们通读了此书的全部文稿，并为此书撰写文章，使此书增加了分量。
黑明 2004。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