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
在这本书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村庄所有村民的面目，读到关于他们命运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群体的梦想，以这些故事为基石，我们还能建立一套坚固的“中国观”。 新窑子人很穷，他们的一个梦想就是发财。务农不能发财，他们就当兵当出去，考学考出去，买户口买出去，打工打出去。这些路走不通，或者代价太高，支付不起，那就转身卖瓜贩菜，开车拉脚，养羊种树。纯粹种庄稼的人，无论在别人的心目中，还是在他们自己看来，都不能算作成功者。 我认为他们很正确。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我们辛劳一年，收入依然微薄，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我们将编织什么样的梦想？ 2003年，据新窑子村的党支书说，该村的人均收入为500元。以当年的市场价计算，新窑子人每天只能吃一斤半玉米面。同样在这一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远多于这个数字。当然，村支书的数字照例有两套，我请黑明打听了，他们报给上边的数字是1200元，接近陕西省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即使按照这个比较漂亮的数字计算，新窑子人与城里人的收入也相差很远。 黑明写到一户人家，1998年花钱为儿媳妇买了城镇户口，户口的价格是3500元，等于一个村民好几年的收入。好几年的辛劳，这就是新窑子村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距离。不过，新窑子并不是最底层，这里距延安只有16里地，各种机会比更偏远的村庄多，于是绥德县和安塞县的两个外来户买了新窑子的户口，分别花了1500和2600多元。按照当地宣称的收入水平，这段距离意味着几年的艰苦攀登。 新窑子村民要变成城里人，常规通道是读书考学。新窑子出过一个大专生，那是全村人的骄傲。中专比较大众化，但这段路也要走三年，花费两万元，毕业后还未必找得着工作。如此巨大的代价与风险，一般村民应该望而生畏，然而，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宁愿背一身债也要供孩子读书。用他们的话说，这是为了孩子的前程。 还有一条路就是出去打工，每个月可以指望三四百元的工资。这个数字还不到正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一半，只能算小半个临时城里人，而这也需要信息和门路，需要背井离乡和更高强度的辛劳，同时还要冒拖欠工资白干一场的风险。这两年应该好一些了，在孙志刚案发生之前，如果预测进城打工的风险，恐怕还要进行更多的思考。 我很喜欢黑明这本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窑子很像我们村——我当年插队的地方。1996年，新窑子有58户人家；1976年，我当过指导员的那个山区生产队有57户。那时我们队的日值是三毛五分钱，当年新窑子的壮劳力每天也挣三四毛钱。看着黑明拍的照片，随着他在新窑子走家串户，我就想到了我们村，想到了我当年熟悉的人家，听见了他们的笑谑，闻到了烧秫秸和猪食混合的味道。看到新窑子知青的照片，我简直就像见到了自己。 我们村是我判别真伪的参照系。关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理论和叙述，关于中国人的种种说法，一旦让我迷惑了，我就拿来与我们村比较一番。说得靠谱，我就接受；离谱远了，我就不拿它当真。这个办法很笨，难免限制人的想像力，也无法帮助我领悟IT之类的高新产业，但可以保证我不脱离常识。我经常犯错误，但不至于错得太离谱。 读了黑明的这本书，认识了那些有血有肉的农民，我感觉更有底气了。在他们的经历中，我对共和国历史的许多看法得到了有血有肉的印证。他们今日的奋斗和挣扎，又为我补上了一段参照系中的空缺。作为一个有八亿农民同胞的中国人，心里装了一个完整的村庄，了解这个村庄与整个社会的基本关系，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感到心里塌实。 新窑子正在变化。在如此大规模的摆脱自身处境的努力之中，中国农民必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左奔右突，直到普遍不安于位的原因消失，新的均衡局面形成。也许这将成为本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其结局和影响将大大改变世界的面貌。希望黑明通过他的村庄跟踪这种变化，让我们心里有谱，也让后人看到一个完整鲜活的故事。
2004年春于北京
话说中国的新窑子不仅仅是为了他们
孙立平
黑明是一个着力用镜头去记录普通人生存状态的摄影家。在他的多部摄影集里，都给人们展示了普通人的生活和感受。而在这本即将出版的《100年的新窑子》中，他则将态度镜头长时间地对准陕西一个小山村那几百口人落后而又普通的生活。 《100年的新窑子》首先给我的一个强烈视觉冲击就是那几十幅标准的“标准像”。黑明告诉我，这是他用自己一台最大的相机拍摄的。也许我可以这样认为，这大概是迄今为止为农民拍摄的一组“质量”最好的标准像了。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来。在二十多年前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揭发出来王洪文的罪行之一，就是私自拍摄了标准像，以便为他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做准备。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也说明，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标准像，而且不是挂在自己家里的标准像，是一件多么郑重其事的事情，是一件有着多么重大政治和历史含义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件离普通人的生活多么远的一件事情。而黑明这组农民标准像的冲击就在于，他给那些似乎最没有资格照标准像的普通的农民拍摄了一组“高质量”的标准像，而且不仅拍摄了，还以醒目的位置和处理手法印在了书里，并且以书这种媒介，成为公众阅读的对象。也就是说，它们和那些领袖们的肖像一样，具有了公共性。 这种冲击意味着什么？我们当然不能牵强地说，普通民众要替代帝王将相或精英占据历史的舞台。就在黑明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就在照片中那些主人默默地过着他们普通生活的时候，这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大的事情。正如书中所说的，香港回归、申办奥运、加入世贸谈判等，在这些大的事件中，活动的主角无疑是那些精英们。但实实在在的事实是，在这些精英们从事那些活动的同时，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也在真实地生活着。不错，那些重大的事件影响着更多的人，但在那被影响的“更多的人”中的每一部分，他们的生活中都有着重要性与上述重大事件不相上下的小事情，比如，对于“新窑子”村的人来说，猪啃了地里的庄稼，就是比上述事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当然，谁也不会说，农民的标准像、农民的生活情景、农民的命运上了正式出版的公共读物，就意味着农民社会地位的改变。黑明的书什么也没有改变，新窑子还会是那个新窑子，那些村民该怎样生活还会是怎样生活。几百张照片改变不了世界，甚至改变不了世界中哪怕很微小的一部分。 这本记录普通人生活状态的摄影集给人的另一种冲击，是人物的鲜明形象。当然我也知道，这是最俗套的话了。 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另外的一种意思。记得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个帖子——《人民日记》，用寓言的方式描绘了“人民”中的一个人是如何被作为“个别人”，十个人如何被作为“极少数人”，上百人如何被作为“少数人”的。是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民”都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复数概念而存在的，或者被称之为群众。于是，在最强调“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时候，群众的面目也被塑造得最千人一面；在最讲“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人民却最频 繁地受到服务者“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服务的”、“你能代表人民吗”之类的揶揄。而透过黑明的镜头，我 们可以看到生活在新窑子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一个的人。卑微 也好，普通也好，这一个就是这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民只有从复数变成单数的时候，人民才能成其为人。 黑明说，几年来他一直在拍摄一部有关“右派”的影集。应当说，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独特的 人群：知青、右派、刑满释放的人、特殊背景下的离婚者、失业下岗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一些人就将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愿他们的身影和形象能够留在摄影家的镜头中，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
2004。夏于清华园
话说中国的新窑子五代香火 百年孤独
八年前的一天晌午，我来到黄土高原中部的陕北新窑子村。 听村里老年人讲，本村的开山人叫白新富。早在上世纪初，他便独自从死亡之海的毛乌素沙漠，徒步逃荒来到这个小山沟，并用绳子将自己吊在半山腰，挖了一孔土窑洞落下了脚。据说，在半山腰挖窑洞主要是为了提防小偷。从此，他开荒、种地、娶媳妇、睡觉，过着山里人自给自足的生活。 20年过去了，白新富由一名少年成长为年富力强的汉子。1923年，33岁的白新富和比他小11岁的妻子张氏喜得贵子，取名海生。为了便于交流，白新富将自己居住的小山沟对外称之为新窑子。每当他走出小山沟见到人的时候，总会主动喊一声：“我是新窑子的！” 经过数年的繁衍和逃荒者的加盟，这个安静了千万年的小山沟逐渐兴旺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新窑子在方圆几十里的百姓中陆续传开，不知什么年代，哪个部门还把新窑子三个字正式确定为村名并沿用至今。 整整100年过去了，白家先后在那孔老土窑里居住了五代传人，生养了三十多个子孙。白新富早已离开了人世，而新窑子却活了下来。
话说中国的新窑子不问苍天 偏爱谁多
这个小之又小的村庄不但在中国版图上找不到，就连本省的地图上也未标明。村民们在这个方圆仅有几百米的村 庄里活着，相互都很友好，因为他们谁都了解谁，谁都知道谁家祖宗三代的事儿。就连谁家母猪跑到谁家公猪窝里去 了，谁家公驴明儿要给谁家母驴配个种，谁家婆姨做爱声音大，谁家男人睡觉呼噜声音高，全村人都清清楚楚。 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新窑子不少人家虽然家徒四壁，但他们并不奢求城市人的生活，祖辈只求安逸，不 闻村外的大小事情。无论迎回归、盼入世、迎奥运，还是美国被炸、萨达姆被抓、核武器被查，在他们心目中全没有 老母猪跑到地里啃了青苗更重要。 现在，新窑子已成为二百多人赖以生存的地方，党支部、团支部、民兵连等机构完整而健全。虽说白新富的子孙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全村老少仍然挣扎在国家标准的“贫困线”底下。为了更好地活着，他们整天把东山的太阳背到西山，没明没黑地在那坡墚沟峁上抱挖着……
话说中国的新窑子提高警惕 监视特务
1996年我初进新窑子时，正逢香港回归的前夕，当时全村人都提高了警惕，严防我对农业建设有什么破坏活动，并且怀疑我这个陌生的长发行者是香港派来的特务分子。于是，第一次拍摄却遭到了多数村民的敌视。 半年后，我再去新窑子时，香港已经顺利回归。此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对我进行了一次专题报道，碰巧被村民们看见。从那时起，全村人一改往日的怀疑态度。加之我将初次为他们拍摄的照片一一兑现，更让他们排除了我是坏人的嫌疑。后来村里人告诉我，我的行迹曾被党支部监视过。 往后的数次拍摄，一步步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每逢聊天，笑话必讲；每次喝酒，酸曲必唱。酒后的半夜三 更，他们还经常拉我脱掉鞋，光着脚丫子轻轻走进人家的院落，趴在年轻人住的窑洞窗户下偷听炕上的动静。记得有 一次二毛在关键时刻把我的手电突然伸进窗户，直射人家的动作，照得光屁股男人只好乖乖卧倒并钻进被窝。回想那 种场景，逢老实人不声不响，反而像做贼似的；碰个不老实的后生，经常是脑袋伸出被窝，对着窗户笑骂“龟孙”。 在村里住久了，不少人把我这个传说中的北京下乡干部当成了朋友，许多年轻人和我无话不说。他们想看电影让 我包场，想喝酒让我拿钱。对于他们的每一次要求我都尽力去实现，村民们自然对我露出了纯朴的笑容。记得有一次 他们要看电影，我特意去延安城里请来了电影队，一晚上就为他们放映了三场，使得此后的好几天中，村里的婆姨女 子们还陶醉在喜剧的情节之中，孩子们还在模仿着电影里的武打动作。 现在我去新窑子村，他们不但不会把我当成特务，反而把我当成了村里人，以至于几年前，村党支部书记白整风 和村民们建议说：“还不如给黑明批一块地，给他打孔窑洞，回来照相方便些！”
话说中国的新窑子书记主任 口头报告
1996年，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白整风向我介绍说：“新窑子位于延安市西南8公里处，海拔高度1200米，归属宝塔 区万花乡管辖，居住着58户人家的236口男女老少（不包括黑户）。全村共有大家畜23头、简易公路2。5公里、耕地500亩，地全是山地，村民吃的全是粗粮。村里没装电话，没订报纸，不通广播，不通邮路。自从1982年放过一场电影之 外，多年来再没有过任何文化娱乐活动。1990年至今，也没有发展过党、团员。几十年来，新窑子最热闹的就是五黄 六月老天不下雨时，信迷信的村民自发组织爬上村里最高的山头，在前几年新建的一孔不足三平米的土窑小庙进行祈 雨祭祀活动。1996年新窑子人均年毛收入不足300元，最低的不足100元。村委会累计欠账12。6万元。” 当年，29岁的村民委员会主任贺建飞认为：“新窑子离延安近，交通便利，信息也灵，多年来还吸引了不少外地 移民户。目前，村民们的观念在不断更新，不久的将来，村民们肯定会告别一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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