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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闹的怒斥让我很受伤，怎么也想不通好心为什么没有好报？我错在哪里呢？错在嘴巴上，我一边往回走一边扇自己的耳光，噼噼叭叭的，好像打蚊子。深夜，我还坐在归江边，耳朵里全是于百家的声音：“她宿舍的窗口共有八根木条，其中一根是松的，估计她经常忘记带钥匙，要抽开那根木条把头伸进去开门。她的窗口离门锁不到半个身子，只要把头伸进去就能打开。她的窗门虽然每晚都会关上，但上面没有锁闩，只有生锈的锁绊，只有拉手，这说明她的两扇窗门可以从外面拉开。只要把窗门轻轻拉开，就可以抽出那根木条把头伸进去……”
来来回回也就关于窗口这一段的声音，好像录音机的倒带，让我听得都烦了。但是烦了也没用，别的声音就是进不来，哪怕流水的声音、动物的嚎叫都进不来，我像带着个取不掉的耳机，时刻聆听着。
一天深夜，我再也睡不安稳，好像床上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铁钉，没有半寸地方容得下我。我爬起来，溜下阁楼，朝红星巷走去。马路上没有人，只有路灯照耀下长长的树影。我掐了掐胳膊，感觉到痛，才确信这不是在做梦。走着走着，我忽然听到一声呵斥：“你去找死呀！”这不是于百家的声音，也不是我爸的声音，那会是谁的声音呢？我的脚步在巷子口停了下来。路灯是明亮的，夜风是凉爽的，树叶是亲切的，就连暗影里的建筑物，也仿佛是我的财产，再不多看几眼就没机会似的。我从来没这么仔细地注意过深夜，也从来没觉察夜风、树叶、路灯和建筑物会让我这么舍不得。我的脚步想往巷子里走，我的脑袋却命令它停住，命令它：“回去！”胳膊拧不过大腿，脚步拗不过脑袋。我在巷子口站了一会，便灰溜溜走回仓库。
但是，就像女人的周期，过了二十天，我的身体又烦躁不安，脑海里全是张闹。这么说也许有点夸张，其实挤在我脑袋里的也不是完整的张闹，只是张闹的局部，比如脸蛋、脖子、胸口、小腿、手臂，凡是露出来的、凡是白的，一起往脑袋里挤，你推我拥，挤得我的脑袋都快爆裂了。没办法，我只好爬起来，又往红星巷走去。
这个深夜，我没有停在巷口，而是继续往前走。我举起左手：“这是犯法，你知不知道？弄不好要挨挂牌游斗，还要吃枪子。”我的右手扬起来反驳：“睡一次这么漂亮的，哪怕立即消灭也不冤枉。”你听出来了，这是于百家的观点，有时难免要用他的观点。左手又举起来：“如果被当场抓获，他们会问你事情的详细经过，会打伤你的器官，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右手举起来：“做什么都得付出代价，我爸不是挺过来了吗？于百家不是挺过来了吗？”左手：“可是，他们已经没前途了。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还有光明的前途，没准将来还可以当动物园的领导，还可能评上先进。”右手：“凭什么说一做这事就没前途，万一张闹同意呢？难道她就不是人吗？于百家说了，凡是女人都爱面子，只要把事情干成，她就认命，就会做你的老婆。不信你看看那些烂仔头，哪一个的老婆不如花似玉，哪一个的老婆不是这么弄到手的？”左手：“你千万别上当！于百家是说着玩的，你千万别当真！要是他真那么想，干吗还怕那三个公章？”右手：“我实在熬不住了，就像敬东那样熬不住，谁叫她长得比仙女还漂亮呢？不是我坏，是她太好看了。”左手：“别、别、别，广贤，你爸不是教过你万一熬不住就自己解决吗？你为什么不自己解决？哪怕是一边想着她一边自己解决，也总比你去送死强！不信，你扭开旁边的水笼头，用冷水冲冲脑袋。”
这时我才发现旁边真的有个水笼头，平时我根本就没把它放在眼里。我扭开它，让水哗哗地冲刷头皮，全身连续打了几个冷颤。好险呀，还差十米我就走到了省文化大院门口。我比上次多走了三百多米，要是没有这一顿冷水，也许我就控制不住了，我就不是我了。我从水笼头下站起来，用力抹了抹头上的卷发，回头走去。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于百家的来信。他在信上说如果真要去开张闹的窗户，最好闭上眼睛，因为闭上眼睛之后，耳朵就会竖起来，会特别敏感，就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但是到了信的结尾，他却板起脸劝我千万别去干那种蠢事，这只不过是一个玩笑，前次说的也算不得数，只是一时的狂言乱语。他说如果我听劝就是他的好兄弟，如果不听劝等到某一天我被押赴刑场，他绝对不会去看我半眼。我惊出一身细汗，暗自庆幸没把他的狂言乱语当作最高指示，要是我真按他说的去做，也许我早已像兰兰那样被关进笼子了。
又过了二十天，月亮从窗口照进来，白生生的一片，像女人压扁了的身体摊在我床上。我这个傻B、癫仔、蠢货又管不住自己的腿脚，从床上爬起来，去了红星巷，进了文化大院，直接来到张闹的宿舍前。那晚，我的脑子好像已经睡着了，没对我的腿脚提出半点批评，或许已经提出了，只是声音太微弱，盖不过身体的冲动。我掏出一块黑布蒙住眼睛，开始用手指去感受窗户。我把手指抠进窗缝，轻轻地拉，窗门很配合，没发出一点声音就打开了。我伸手去摸靠门边的窗条，摸到了，轻轻地抽，窗条也像是自己人，没反抗就滑了出来。这时我拿掉黑布，把头伸进去，扭开门锁，门锁非常理解，一点也没吵闹。我轻轻地推门，那门就像内奸，无声地闪开一条缝欢迎我。进入张闹的宿舍，我没有遇到半点阻力，那些窗呀锁呀门呀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合伙起来收拾我，竟然没给熟睡中的张闹一点暗示。如果当时我不照于百家信上说的蒙上眼睛，说不定就会弄出响声，张闹就会惊醒，我就会逃跑，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
我屏住呼吸，盯着窗前的床。床上铺满月光，可以看清张闹长长的眼睫毛、直挺的鼻梁、小巧的嘴巴、雪白的脖子。天哪！她竟然穿着那件我买的蓝色连衣裙。这说明她并不恨我，说明我还有跟她发展下去的大好机会，难道她的生气是假的？我顿时傻了，像老鼠掉进了锑桶，抓哪里哪里都没把把，急得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爬出去。我后退两步，嘭地撞翻一张椅子。张闹忽地打坐起来，惊叫：“谁？”，紧接着就喊：“救命！”她的喊声逼得我没有退路，只好扑上去捂住她的嘴。她撕我、推我，嘴里不时漏出“救命”的嚎叫。我说：“张姐，张姐，我是广贤，我只想看看你，没别的意思，求你别叫了。”她反而叫得更大声，我不得不把她的嘴巴捂得更紧。讨厌的是她不光嘴巴呜呜地叫唤，身体还滚来滚去，双腿把床板打得叭叭响。为了让她安静，我动用了全身的重量，让我的腿压住她的腿，让我的胸膛压住她的胸膛，用我的双手压住她的嘴巴。这样，她的动作幅度稍微小了一些，但是走廊上已经传来密集的脚步声，我明知道末日就要到了却毫无办法。有那么一刹那，我想放开她，从窗口跳下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想法的产生和遗忘是同时进行的，竟然没有多停留哪怕万分之一秒钟，好像我的手捂住的是一个炸弹，只要一松开就会没命。当时我最关心的是不让她发出声音，别的任何想法都被推后，因此我又一次失去了对命运的选择。
屋门乓地一声被人踹开，电灯嗒地一声闪亮，几个男演员扭起我的双臂，毫不吝啬地把拳头、脚尖、膝盖、胳膊肘送到我的屁股、胸口、脑袋、鼻子、眼睛、脊背等地方。我的双臂被他们扭得嘎嘎响，好像要扭断了。开始，我这个傻B还尽量理解他们，觉得他们就应该这样保护张闹。张闹就像是他们头顶的一株葡萄，平时他们连酸的都吃不上，现在怎么能容忍一个小毛孩把葡萄连根拔起。但是慢慢地，我发觉他们并不理解我，他们的手越来越重，我身体迎接的再也不是肉体，而是一些硬物，好像是凳子、皮带和砖头。他们把我的嘴角砸破了还没有停止，把我的腿打瘸了，还在往上面扔凳子……我的胸口一阵麻，我的头皮一阵麻，我的大腿一阵麻，最后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倒下去的瞬间，我仿佛听到张闹的哭声。我又没伤她半根毫毛，她怎么哭得比挨了强奸还要伤心？
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看守所里，就是北郊的路塘看守所。我的身上到处都是紧的，头皮、舌头、嘴角、胸口、屁股和小腿肚无一处不紧，也就是说我全身都肿了，仿佛把自己的每个器官都放大了一倍。同室的几个强奸犯告诉我，医生已经给我擦了好几次药，还用听诊器听了我的胸口。下午，那个中年男医生走了进来，他一边给我擦药，一边和蔼可亲地：“广贤，你只是外伤，过几天就好了。”他说话的口气慈祥，擦药的手轻柔，每擦一个地方就问我痛不痛？我从来没有被人这么侍候过，迷糊中已经把他当成亲人。我甚至轻轻地喊了几声“妈妈”，只是因为嘴巴还肿着，声音没有传出来。要不是已经有了一点人生经验，我当时就想坦白，甚至愿意夸大自己的罪行，以报答他对我的治疗。
看着天花板上的黑斑，我问自己当时为什么不从张闹的后窗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后窗，脚底一抹油，张闹也就有了下来的台阶，没准她会说：“对不起，我只做了一个噩梦。”还有，我在送张闹裙子之后，为什么不去探探她的口风？哪怕偷偷地去观察她几眼。假若事先看到她穿上那件蓝色的连衣裙，我不高兴得翻跟头才怪呢，怎么会蠢到溜进她的房间。更不用说于百家这个魔鬼了，他好像已经深入到我的内部，随便说什么在我身上都能起化学反应。你想想，假如他不说小池像豆腐，我会把张闹联想成豆腐吗？假如他不写信来叫我闭上眼睛，我敢大起胆子去开张闹的窗口吗？
这么说，于百家似乎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公正地讲，千错万错还是我自己错。百家明明写信警告我不要干这种蠢事，我却没有听。百家当时想留下来，不愿意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却死劝他回去，还拿三个公章来吓他，还要他对小池负责任。如果我不吓他，不提小池，没准他就留了下来，没准会比我提前溜进张闹的房间，哪怕是提前几秒钟，有他在，根本轮不到我。再说，当初我就不应该跟于百家说张闹，我就是想得下身软不下来，也不应该告诉他。只要不告诉他，我就听不到他的鬼主意，就不会把自己弄到笼子里。千错万错还是嘴巴错，我扬手打了一下罪魁祸首，嘴巴传来一阵钻心的痛，刚刚结痂的伤口又破了，下巴流满了血。
负责本案的公安两次提审我，因为我的嘴巴还肿着，舌头还大着，便没法回答他们的提问，想说什么也只是一股散开的气，根本扭不到一块，形成字和句。我想，假如我是一个哑巴，那就不用他们审来审去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大不了头点地。我宁可一声不吭地被押赴刑场，也不愿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不瞒你说，那时候我还怕羞，还不敢去跟陌生人谈论身体的器官。跟于百家谈是一回事，跟赵敬东谈是一回事，就是不敢和陌生谈，特别是不敢跟板起脸的人谈。我忽然想起了于百家，如果说他只给了我反面的指引，那是不公正的，至少他折磨自己身体的行动，在我身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每天晚上，我偷偷地把结了痂的嘴巴抠破，让它长久地血肉模糊。我还故意咬伤自己的舌头，让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肿着、大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想回答问题。果然公安又提审了我一次，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摇摇头，张开嘴巴。那是一张百孔千疮的嘴，嘴唇和嘴角全是脓泡，一边嘴角高一边嘴角低，上唇下唇只有少量没肿没破的地方，那也是亮晶晶的，撑得像透熟的葡萄，轻轻一碰就会流出点内容来。舌头大得顶住了上颚和牙齿，想分担鼻孔的出气都不可能。这么色彩丰富、形状怪异的器官，若是有人骂它“歪嘴、烂货”一点也不冤枉。在过去，这可是一张吐字清晰反应灵敏惹事生非的嘴，现在它总算得到了报应。公安一看就知道，要提问这样的嘴巴，恐怕连个标点符号都问不出来。他们一挥手，把我押回监室。
李家庭又提着药箱来给我治嘴巴，我终于想起了那位医生的名字。他给我上药，贴纱布，轻言细语地：“广贤，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有撞墙的，有吞药瓶的，有想上吊的，有咬舌头的，结果没一个有好下场。要想有好一点的结果，就老老实实地交待错误，尽管有人歪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我可以证明它还是基本准确的。你按我说的去做，相信会有公正的判决。”他的话像毛毛雨，每次给我换药总要下一阵，我抵触的情绪被他慢慢地泡软。刚好同室的一个强奸犯因为摆事实讲道理，被放了出去，这让我见证了嘴巴的好处。我开始配合治疗，不到一个月，嘴巴就痊愈了。
但是、可是，万万没想到再也没人提审我。我这个笨伯每天对着窗外喊“冤枉呀冤枉”，却没有任何人理睬我。他们都忙着贴大字报、揭批反动派去了，像我这样的偏房再也没有人宠幸。我喊了一个月、一年、两年，从60年代末年喊到70年代初年，都没有人提审我。我想当初也许不应该搞烂嘴巴，要是配合他们提审，没准早就无罪释放了。这是何苦呢？自己把自己弄得白白关了两年多时间。
关了两年零三个月，法院开庭审理我的案子。我交待完全部事实之后，法官认为我不老实，因为我的交待和张闹提供的材料相距十万八千里。法官当场声情并茂地朗读张闹提供的材料，材料上说我撕烂了她的裙子，并强行进入她的体内。读完材料，法官把那件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