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史- 第50部分

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更是信心全无，自称：“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因此，他又提出：“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从令海战。”注30并指示丁汝昌：“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注31明确地表示要避战保船了。

自日军窜犯辽东以后，战局每况愈下，旅顺岌岌可危。十一月十三日，丁汝昌奉命率舰抵旅顺探查，但形势已不允许他在旅顺多停留，便于当天返航威海。十四日晨，各舰鱼贯驶进威海北口，定远在前，镇远继之。适连日西北风盛，又以定远先行分水力大，航标被推向东南，镇远驶靠舷左侧之航标而进，遂被礁石擦伤多处，伤情严重。注32即由上海请来外国技师赶修，连修一个多月。始勉强补塞，但已不能出海任战。时战局方棘，而海军首重铁舰，镇远管带林泰曾以巨舰受伤，有负重任，忧愤自杀。杨用霖被任为护理左翼总兵兼署镇远管带。镇远与定远本是姊妹铁甲，作战时必须相互依持，如今镇远既伤情如此，定远势难独自攻战。这样，舰队更只能困守在威海卫港内了。

在此期间，针对北洋舰队的状况，李鸿章拟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不是不见成效，就是计划落空：

第一个措施，是任命洋员帮办北洋海军提督。十一月十五日，李鸿章电丁汝昌：“顷札马格禄帮办北洋海军提督，帮同认真办事。若遇海战，务奋勇御敌。……即传谕各管驾以下员弁谨受指挥。”注33马格禄是英国人注34，本为拖船船长，在天津大沽间驾驶拖船，对海军战守一窍不通。此人嗜酒如命，终日沉溺于醉乡，以酒徒而闻名。李鸿章轻信了德璀琳的举荐，委任他帮办北洋海军提督。对此，马格禄的同事英人泰莱评论说，“以斯人而当斯任，实乃可悲之蠢事。”注35后来，到日军进攻威海卫时，马格禄先是毫无作为，每日求慰藉于杯中之物，后则积极鼓动投降，促成了北洋舰队的覆没。

第二个措施，是聘用“挟奇技来投效”注36的洋人。这就是李鸿章的顾问毕德格所举荐的两个美国人宴汝德和郝威（或译作浩威）。他们在来华途中曾被日人扣留，后被释放，与毕德格同船到达上海。毕德格极称：“稔知其人”，而李鸿章此时正一筹莫展，徒然坐困愁城，闻之大喜，令丁汝昌察看。他对此颇寄希望，认为：“如在威（海）试果能有效，沉其快船，亦转危之机。”于是，批准宴汝德、郝威二人经烟台去威海。他们到烟台后即“密录十事”：“一、在口岸造炮台，精强水师不能攻入；二、运兵登岸，敌不能看见；三、打沉敌船，停泊开行皆能打沉；四、活捉敌船，使不受伤；五、经过敌炮台，使敌不能看见；六、经过敌设水雷处，无险；七、使雷艇靠近战船，敌不能看见；八、改制商船如同精强战船一般；九、四十八点钟时候，能将炮台口岸布置严密，并不用炮台、水雷；十、能毁近水炮台。”注37并提出，中国如愿聘用，须先预付一万元美金。丁汝昌以事关重大，不敢擅自做主，请示李鸿章：

“责成太重，把握尚无，应请宪酌。”这分明是一桩丑恶的骗局，李鸿章却认为：“无论其办法有无把握，不妨试验，留之必有用处。”注38宴汝德、郝烕二人被聘用后，一面以到国外购买药品为由，拖延试验毁“敌船”的时间，一面根据简单的机械原理，搞一点喷水的试验，以蒙蔽中国官员。其“办法是在艇尾上建造一部喷水机，舰在海面上行驶时就会喷出水来，可是经过试验，并没有什么实效”。注39及至威海卫吃紧，宴汝德便携巨额订金而去。郝威自愿留下，得到批准。后来，就是这个郝威提议假托丁汝昌的名义作投降书，并亲自起草。李鸿章指望靠洋人的“奇技”来创造奇迹，终未能如愿以偿。

第三个措施，是奏调南洋水师主力舰只到北洋助战。战争初期，曾有人建议调南洋数舰到北洋听差，以壮声势，李鸿章皆未采纳。经过黄海海战，北洋舰队“失船五号，余多被损赶修”，“暂无船可战”，李鸿章始通过盛宣怀向翁同龢呼吁，请旨电饬南洋“暂调南琛、南瑞、开济、寰泰四船至威，旅帮助守护，暂听北洋差遣，以济眉急”。注40在翁同龢的支持下，朝廷于九月二十九日批准了北洋的请求，谕“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注41第二天，两江总督刘坤一便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前敌饷源均关大局，不敢不兼筹并顾”注42为由，要求免派。清廷左右为难，只好将此事暂时搁置起来。十一月七日，即大连湾弃守的当天，李鸿章致电督办军务处称：“海船现仅修好六只，小雷艇仅二只可出海，力量夙单，未便轻进，致有损失。”注43清廷见局势日危，再次电谕南洋，商调四艘战舰北上助剿。署南洋大臣张之洞不便硬拒，便提出要北洋派人“将此四轮管带全行更换”，因其“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并激昂慷慨地表示：“统之率以北行，无论胜负如何，必能拼命一战，为北洋助一臂之力。舍此四轮亦所不计矣！”注44实则此皆非由衷之言。李鸿章以此电告丁汝昌，丁复电称：

“查南洋船所缺何项人才，未能悬揣，且往返亦需时日。该船历年操练已久，亦非不能驾驶出洋。应请电致香帅，速饬行速炮、快四船迅将领配一切赶紧备齐，并子药军火多储速配，迳驶来威。昌即酌添得力员弁，再筹会剿。”注45往返电商多日，而旅顺已危在旦夕，张之洞却顿食前言，拒绝派舰北上。当清政府筹办三洋海军之初，左宗棠曾经为之担心：“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注46不幸而被他言中了。李鸿章借调南洋舰只以加强北洋舰队的计划终告失败。

旅顺口陷落后，北洋舰队局促于威海一港，所游弋之处亦不过西至登州（今山东蓬莱），东至山东半岛东端之成山头而已。此时，丁汝昌虽屡被参奏，然仍积极备战。他向各舰发布了如下的训令：

“一、现在新补炮员，技艺尚未娴熟，各舰长务令急于练习，以至精巧，而期临事必中。

二、各舰长公余之时，宜悉心讲求战术，通力画策，勿托空议。

三、各舰所需之弹药火器，务在威海领收存贮，以备缓急。

四、各舰所需之小修理及零星要具，务于威海机厂办之，并着该厂急制应用。

五、煤炭、淡水，各舰皆须满载其量，以为随时出航之准备。

六、凡有动作，皆须敏捷，勿得稍涉缓慢。”注47同时，还整饬军纪，密缉奸细，严禁海军官兵酗酒赌博，明令所有舰员非公务而上陆者处重刑。

从当时威海设防的情况看，尽管北洋舰队力量大为削弱，但日军要想从海上攻入还是极其困难的。威海防御的弱点仍在陆路，而陆上炮台则归陆军指挥。恰恰在陆上炮台的防御问题上，丁汝昌与威海陆军主将戴宗骞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他们争论的问题有二：

一是如何防御日军从陆路进攻威海的问题。戴宗骞提出了“御敌于境外”之策。他说：“却敌于境外，尚可以战为守，若纵敌深入腹地，彼则尽锐环攻，我则势成坐困，与其束手待毙，曷若先发制人？”注48　并准备将威海陆上防务交丁汝昌兼管。戴宗骞“御故于境外”之策并非不好，但抽调主力去打游击，必使后路炮台陷于危殆。

因此，丁汝昌提出“游击之师不得不仰仗抚军”，并规劝他打消主意：“尊意倭逆万一登岸，吾仲已选锐卒，以备亲率迎剿前路抵御，固为得机得势，惟兵力过单，恐后路不足为固，诚以为虑。委以鄙人照料，临事在海分调船艇，犹惧不能悉当，岂有余力指挥在岸事宜？伏念威海陆路全局系于吾仲，卓宜持重，总期合防同心，一力固守，匪惟一隅之幸也。”注49李鸿章也不同意戴宗骞率队远出，严令曰：“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注50但是，戴宗骞仍不愿改变主张。丁汝昌已经看出这一点，因电李鸿章称：“戴道意，敌无论何处登岸，以抽绥巩军队驰往剿捕为重。惟地阔兵单，万一不支，后路炮垒设一有失，为贼所用，则各军舰势难支。”注51戴宗骞则进一步申述已见：“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宗骞来往察度情形，仍求中堂俯采愚者之一得，准备因地审势，自酌战守。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总之，一拚比较略有所济，以报中堂。”注52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李鸿章的态度有所改变，同意他派三个营前路抵御，说：“东军、戴道三营均打游击，只要真打，可牵贼势。”注53无论是戴宗骞还是李鸿章，部对敌人确乏正确的估计，以区区三营之众怎么能“牵贼势”呢？不过，丁、戴关于威海防御之策的争论，倒暴露了二人之间久已存在的不和。尽管李鸿章极力调和其间，劝之曰：“师克在和，宜虚心和商。”注54然欲消释前嫌，又淡何容易！

二是关于拆除龙庙嘴大炮的问题。先是，丁妆昌发现威海南帮炮台的布防存在严重问题：在三座海岸炮台中，皂埠嘴、鹿角嘴二台皆有长墙地沟保护，“惟龙庙嘴炮台隔在墙外，上有高冈，敌若抄后，实难守住”。因此，他与南帮炮台守将刘超佩相约，“水陆共护此台，倘万不得已，拆卸炮栓、钢圈底，归鹿角嘴炮台，免致为敌所用”。注55当日军将迫近威海时，丁汝昌见情况危急，又“挑奋勇安插其中，暗备急时毁炮”。注56并拟先将各台备用钢底、钢圈取存刘公岛上。因此事未商于戴宗骞，引起他的极度不满，表示强烈反对：“威并未见敌，而怯若此！半年来，淮军所至披靡，亦何足怪！宪谕特言台炮能回打，龙庙嘴台亦能回打，因甚轻弃？”注57“禹（廷）如此胆识，焉得不弹？“大敌当前，而海陆主将交恶，使李鸿章大为恼火，加以严斥：“吾令戴与丁面商妥办，乃来电负气争胜，毫无和衷筹商万全之意，殊失厚望！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拚老命而已！”然而，是非难辨，他便游移两可，不明确表态，复电说：“陆路防务责成应在该道。然如丁言，若临警，龙庙嘴不守，则岛、舰受毁，亦不可不虑。”注58未过多久，果如丁汝昌所料，龙庙嘴炮台先被敌占，并为敌所用。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立即电告北洋：“南帮炮台皆失，惟龙庙嘴炮台钢底、钢圈未下，现水师及岛内均受大敌。”李鸿章始悟丁汝昌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谓：“电称龙庙嘴台已失，余尚无恙，可知雨＇禹＇廷实有先见。”注59无奈为时已晚矣！

由于威海海陆主将不和，不能和衷协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成为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有的海军将领总结战争教训说：“沿海各带炮台，水雷营等处，须归海军提督节制，作为一气，不啻唇齿相依。威海之败，诚为此也。”注60这个教训是多么惨痛！

前敌将领交恶固然是一种内耗，但言官的滥施攻击未尝不是一种内耗，甚至是更为严重的内耗。自开战以来，丁汝昌屡遭攻讦，多次被议，在内心增加了沉重的负荷。他在一封信里充分地流露了自己不安而又异常愤懑的心情：“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尤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注61

不久，丁汝昌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朝廷降旨将他拿京刑部治罪，其罪名是：“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海军多年。自倭人肇衅以来，迭经谕令统带师船出海援剿，该革员畏葸迁延，节节贻误。旅顺船坞是其专责，复不能率师援救，实属恇怯无能，罪无可逭。”注62这对丁汝昌的打击是很大的。据一洋员记述，当时他“惟望死于战阵”，因此在战斗中“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注63此时，前敌将领纷纷致电北洋，吁恳设法挽回。刘步蟾等电称：“丁提督表率水军，联络旱营，布置威海水陆一切，众心推服。今奉逮治严旨，不独水师失所秉承，即陆营亦乏人联络，且军中各洋将亦均解体。当此威防吃紧之际，大局攸关，会恳宪恩，设法挽转，收回成命，暂留本任，竭力自赎，以固海军根本之地，而免洋将涣散之心，实为深幸！”注64李鸿章也为之婉转求情：“今丁既逮问，自无久留之理，惟威海正当前敌，防剿万紧，经手要务过多，一时难易生手。可否吁恩暂缓交卸，俟遴选得人，再行具奏。”注65朝廷虽不允所请，但已松了口气，寄李鸿章电旨称：“丁汝昌著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李鸿章揣摩旨意，立即示意丁汝昌，“查经手事件所包甚广，防务亦在其内，应令丁提督照常尽心办理，勿急交卸。”注66这样，丁汝昌逮京问罪的事便暂时缓下来了。

丁汝昌虽处境十分困难，但仍力图振作，筹商水陆战守。当时有日军欲扑山海关的传闻，丁汝昌勉励诸将说：“倭赴榆关，料不易逞志，铤而走险是其惯习，宜更防其回扑我境也。”提出要提高警惕，预防敌人玩弄“声东击西”的诡计。又曾针对清政府派德璀琳东渡一举，要求诸将不要因朝廷求和而动摇保卫国土的信念，而更应“纾力增备”注67及时筹办防务。

德璀琳赴日被逐后，清政府于一八九五年一月五日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会商。张、邵尚未起程，即传来日本欲犯山东的消息。一月九日，李鸿章接伦敦来电：“风闻日本不肯停战。日本派兵已赴山东各口侦探，如有可以上岸之处，即将陆军渡上。”注68这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