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加上连日作战，李军士气已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拼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联合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农民军失利后，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以清吴联军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
清军入关后，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使得许多地方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掀起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反对清朝统治的抗清斗争，其中以历史上的“扬州十史可法像日”和“嘉定三屠”最为典型。事实上，这两个历史事件一向也被并列为是满清入关后的两大暴行，甚至作为汉民族的灾难和耻辱被长久地记忆在人们内心深处。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崇祯皇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史称南明弘光政权。弘光政权内部，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与东林党人斗争不已。而就在南明弘光政权内部互相攻战不已之时，清军却不断加快了南进步伐。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清军从归德分两路向南进攻，一路指亳州，一路指徐州。四月十五日，清军围困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豫王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清军攻城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时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壮烈牺牲。城破时史史可法墨迹可法被俘，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十日不封刀”。于是，清军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明人王秀楚依据亲身经历写的《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军在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五日对扬州人民大加杀戮，死亡八十余万，昔日繁华都市顿成一片废墟，江南名镇一夜之间成了人间地狱，后人称之为“扬州十日”。
清军占领扬州后，很快破镇江，取瓜州，直至南京，守卫南京的二三十万官军纷纷降清。五月，清军顺利进入南京，弘光帝逃到芜湖，很快就成为俘虏并被押解至北京后处死。马士英、阮大铖逃到杭州，来不及逃跑的许多南明官僚，都卖身投靠清王朝。
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大江南北的各地人民纷纷起来抗清，其中以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最为惊心动魄、可歌可泣，史称“嘉定三屠”。
闰六月十三日，清政府“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使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当地民众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投降清军的明朝领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奋战，坚守不屈。清军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而死，黄淳耀自缢，但是城中无一人投降。
《嘉定屠城纪略》封面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又一次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与此同时，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此为嘉定第一屠。
但是，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清兵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领并控制了嘉定，但最终又被清军再次镇压下去。由于嘉定城内居民闻风逃亡，所以这一次清军屠杀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民间炊烟断绝”。“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嘉定城再遭浩劫。除平息吴之番的造反外，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清兵所杀，此为嘉定第三屠。
经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残酷杀戮后，清军很快进入浙江，占领了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为以后占领南方各地奠定了基础。尽管“嘉定三屠”中众多民众惨遭屠杀，但却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据历史记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万余人，实属难能可贵。
孙可望与李定国（1）
孙可望，又名孙朝宗，本名可旺，小名旺儿，陕西延长人（一说陕西米脂人），身材高大，生就一张红铜脸，年轻时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骁勇善战，虽不识文，却颇具聪明才智，并善于用兵，号称“一堵墙”，加入农民起义军后，深受了大西政权领袖张献忠的喜爱，被认作义子，封为平东将军。
李定国，字宁宇，陕西榆林人（一说陕西绥德人），出身贫寒，十岁时投奔张献忠农民起义军，转战于四川、湖北等地。李定国少年英武，人称“万人敌”、“小尉迟”，临阵必披坚执锐，屡立战功，二十四岁时，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三人一起被张献忠收为义子，并被封为安西将军，地位仅次于孙可望。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派兵进入四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不幸战死，大西军数十万众溃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人，由顺庆（今南充市）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保存了部分有生力量。十二月，到达重庆江北，南明总兵曾英率兵阻击。在“绝粒既十余日”的情况下，孙可望、李定国等鼓动部下发扬艰苦卓绝的勇气抢渡长江，终于杀死曾英，十几万残明军顷刻瓦解。大西军开始从逆境中发展起来，并向贵州进军。
清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大西军连克贵阳、定番州、永宁州。在贵阳，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了商讨。孙可望主张向岭南发展，在沿海与清军周旋，李定国则主“复明”。孙、李两人争执不下，李定国拔出战刀自刺抗争，众将领也一致表示同意联明抗清，孙可望只得收回己见，四将军设坛盟誓：“复本姓，尊可望，受约束”，联明抗清之势开始形成。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沙定洲闻讯，惊恐万状，弃昆明南逃。四月，大西军开进昆明，各族人民争相欢迎。八月，四将军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
随着个人地位的提高，孙可望的野心逐渐膨胀。明朝原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建议孙可望称帝，李定国等不同意。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清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李定国目中无他，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为防止分裂，听从白文选劝告勉强同意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从此，两人矛盾公开化。
清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孙可望派杨畏知为正使，与南明永历政权谈判“联合恢剿”，并要求封为秦王。但是孙可望的要求却被永历帝朱由榔及其臣属拒绝，孙可望在任僎的撺掇下，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自称“秦王”，改云南为云兴省，铸铜币“兴朝通宝”。李定国对此很不满。九月，孙可望率军入贵州，并分兵取川南，扩充根据地。李定国被派进攻安顺。很快贵州被平定，孙可望自往贵州，留李定国固守云南。李定国加紧练兵，准备东进，刘文秀平定了川南，大西军又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
然而南明永历小朝廷的处境却江河日下。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占湖南后，翌年又攻占桂林，朱由榔逃到梧州又逃南宁，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清顺治八年（1651年）初，朱由榔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但孙可望不接受。李定国等劝孙可望仍派杨畏知谈判，孙虽然表面答应，暗地却派出精兵赴南宁，杀死南明永历政权五大臣，逼迫朱由榔改封他为秦王。年底，南宁又陷落，朱由榔仓皇逃走。
清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朱由榔接到贵州安龙，改名安龙府，并答应每年向南明永历政权“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朱由榔则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样，大西军与永历政权的联合抗清阵线才正式建立。留在云南的李定国，为了“联明抗清”，继续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出现“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的大好局面。他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同时，还举行了生童考试，对考中秀才者，发给赏钱三百串，鼓励大家用心读书，并准备实行科举考试。随着联明抗清阵线的形成，李定国已做好了进攻的充分准备。
清顺治九年（1652年）春，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进攻贵州，命吴三桂由嘉定（四川乐山）出叙州（四川宜昌），进攻川南。清廷的目的是要用两路夹击之策，实现对大西军抗清基地的包围。面对紧迫局势，李定国给孙可望写信，要求出兵湖广，粉碎清兵围剿。孙可望表示同意，决定大西军兵分两路出击，北路军以刘文秀为主将，白文选、王复臣为副将，进攻四川；东路军以李定国为主将，马进忠、冯双礼为副将，进攻湖南。孙可望则统率“驾前军”留守滇黔，大西军从此开始与清军主力正面交锋。
孙可望与李定国（2）
三月，李定国率步骑八万和五十头战象出征，临行前订“兵行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有力地保证了军纪和部队战斗力。五月，北路军连克沅（湖南芷江）、靖（湖南靖县）、武岗诸州。镇守宝庆（湖南邵阳）的清将沈永忠急忙向孔有德告急，孔有德从桂林分兵救援。李定国抢在援敌之前，从枫木岭渡江直取宝庆，消灭清军五千。六月，李定国出兵祁阳，准备夺取广西的门户全州，消灭孔有德军队。他兵分三路，由冯双礼率左路取全州，张胜率右路攻严关（广西兴安县严关乡），自己亲率一路攻桂林外围据点，然后三路合攻桂林，取得了桂林大捷。
这之后，广西全境很快被收复，明将胡一青、赵印选、马宝等相继归顺李定国。八月，李定国以明朝原巡抚徐天佑镇守桂林，自己又率军北上直捣湖南，连取全州、永州（湖南零陵）。九月，李定国进攻衡州（湖南衡阳），守军闻风而逃。李定国在衡州安设官员，休整部队，准备继续北进。同时，李定国又命令马宝率广西明军东取阳山、连州，占领广东西北部，派马进忠、冯双礼北取长沙，攻占常德、岳州，命高文贵东进江西，连下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围攻赣西重镇吉安，又取得了湘桂大捷的胜利。
清军在湖广接连失利，使清政府大为震惊，急忙命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趋长沙。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任定远大将军，率领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面对强敌，李定国进行了周密的布署：大西军暂退出长沙，引诱清兵渡湘江，将冯双礼、马进忠部埋伏白杲市，待清兵过衡山，李定国从蒸水（衡山西南）正面攻击，冯、马二将背后出击，两军相夹，合歼尼堪。十一月十九日，尼堪进抵衡州，李定国在蒸水率军出击，接着转战到城北香草庵、草街，战果不分胜负，为此李定国准备采用伏击战术。二十四日，双方再战，李定国佯装败退，尼堪紧追不舍，追至演武亭，一声炮响，大西军伏兵四起，团团围住尼堪，李定国手举大刀，将尼堪一劈两半。清军失去主帅，大败而逃。
李定国出征不足一年，纵横数省，收复湘、桂，击败清军数十万，掀起了继清顺治四年（1647年）第一次抗清高潮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明末名士黄宗羲曾称赞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然而，北路军由于主将刘文秀轻敌，清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在保宁（四川阆中）被吴三桂击败，副将王复臣壮烈牺牲。孙可望不仅削去刘文秀的爵号，又拆散其部队，引起大西军将领的不满。
《吴三桂擒桂王朱由榔论》书影孙可望本是个权欲熏心的人，李定国立下赫赫战功之后，更引起他的嫉恨。他擅自改变作战计划，与李定国处处作梗。清军早已得知孙可望与李定国不和，派贝勒屯齐再入湖南，与孙可望的部队在宝庆相遇。由于骄傲轻敌，孙可望被清兵杀得大败，急忙逃往峒江，衡州、武岗、靖州、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