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 第25部分

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十三陵（2）

长陵、定陵和昭陵是目前开放的三座陵墓。

献陵是仁宗朱高炽和皇后张氏合葬陵，位于长陵西侧的黄山寺。朱高炽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死，终年48岁，在位仅10个月。死前遗诏：“朕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献陵是明十三陵中除末代皇帝崇祯思陵外，最为简约的一座帝陵。史家在评价十三陵时有“献陵最朴，景陵最小”之说。

景陵是宣宗朱瞻基和皇后孙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左侧的黑山。朱瞻基是仁宗的长子，是明代前期的守成之君。景陵也是较为俭朴的一座帝陵。景陵自宣宗死时即动工，断断续续到天顺七年（1463年）才完工，历时达28年。

裕陵是英宗朱祁镇和皇后钱氏、周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2公里的石门山下。英宗在位期间，由宦官王振专权，政治腐败，明王朝的衰败由英宗始。英宗一生虽然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其临死之前却做了一件令后人称道的好事，废止了明代开国以来妃嫔、宫人殉葬的制度。裕陵始建于天顺八年（1464年），蒯祥和陆祥两位技艺高超的技师督工，参加营建的工匠有8万余人。

茂陵是宪宗朱见深和皇后纪氏、王氏、邵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3公里的宝山下。茂陵是明朝第一个一帝三后的合并陵墓。每日用工数万人，历八月即成。

泰陵是孝宗朱祐樘和皇后张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约3。5公里的史家山下。因孝宗生前好舞文弄墨，故史家山又称“笔架山”。泰陵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六月开始修建，同年十月葬孝宗。

康陵是武宗朱厚照和皇后夏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南约5公里的金岭山下。朱厚照的荒淫无道是明帝中较突出的一个。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死，终年31岁，同年五月葬康陵。

十三陵分布图永陵是世宗朱厚熜及皇后陈氏、方氏和杜氏的合葬寝陵，位于长陵东南1。2公里的阳翠山，是继长陵后规模最大、修建时间最长的一座陵园。世宗在位45年，修建永陵竟用了12年的时间。

庆陵是光宗朱常洛和皇后郭氏、刘氏、王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约1。5公里的黄山陵下。庆陵的地上建筑自天启元年（1621年）动工，到天启六年（1626年），历时6年。

德陵是熹宗朱由校和皇后张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东约2。5公里的潭子峪。德陵是明朝营建的最后一座帝陵，始建于天启七年（1627年），用了近5年的时间方建成。

思陵是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及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墓，位于陵区西南约6公里的锦屏山下。思陵在明朝时仅是皇贵妃田氏之墓。崇祯帝自缢煤山后，葬入田氏墓中。清入中原后，才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思陵”。与其他诸陵比，思陵规模不大。

明末清初，陵区内的部分建筑受到破坏，此后其他建筑也不断残损。清政府于乾隆五十到五十二年（1785～1787年）对十三陵的主要建筑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修葺。民国建元后，北平市政府又于1935年修葺了长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先后对长、献、景、永、昭、定、思七陵和神道建筑进行修葺，发掘了定陵地下宫殿。1961年十三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长、定、昭三陵和神道四处景点对外开放。

F0　6　　明代的内阁

朱元璋废宰相（1）



大明天子之宝印

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宰相是辅佐专制君主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汉代名相陈平说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乎上下内外的事都归宰相管辖，可见其权势是非常大的。由于宰相直接管理朝中百官，非常容易率领百官与皇帝对抗、架空君主甚至出现谋权篡位的严重后果。所以自从宰相制度设立以来，皇帝和宰相的斗争就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中国古代政治日益走向高度专制集权，宰相也日益成为皇帝直接统命百官、掌控天下的绊脚石。明朝建立以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个人专制统治，防止大权旁落，无论政事大小，都亲自处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担心宰相始终在威胁着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的统治，经过多年的考虑和谋划，他终于下决心废除宰相制度。

大明天子之宝印朱元璋即位后立了两个丞相，就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由于当时徐达经常在外面领兵作战，所以实权掌握在李善长之手。史称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朱元璋与李善长关系很好，彼此意气相投。朱元璋把李善长看做是萧何、张良式的人物，从指挥作战到军资供应，李善长经常参与。明朝建立后，许多政策、法规、制度、礼节和仪制等，也都是由李亲自制定，或者由他牵头完成。所以，在最初得以封公的六人中他居于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然而，明朝建国以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权力过分膨胀，从而导致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逐渐激化，朱元璋也对李越来越不满意。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为长期患病在家休息，很多天没有能够前往中书省处理政事，他心里感到不安，于是上疏恳请致仕（退休）。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表示未能尽职而有愧于朱元璋的信任；二是想借此试探一下朱元璋对他的态度，这是历代大臣惯用的一招。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朱元璋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挽留他，而是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回家去了。李善长退休后，由于徐达仍然在进行北伐，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于是提拔了追随自己多年的汪广洋为丞相。汪广洋为人小心谨慎，廉明持重，所以朱元璋对他放心。但是汪广洋能力一般，办事乏力，事事请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李善长趁机将自己的亲信胡惟庸推荐进入了中书省。胡惟庸精明强干，又得到李的指点和他的旧部支持，加上胡惟庸善于逢迎，很得朱元璋的欢心，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升胡惟庸为左相，而汪广洋被降为右相。不久，汪广洋被朱元璋以“无所建白”贬到了广东，不久找了个借口把他杀了。于是胡惟庸大权独掌，飞扬跋扈，专擅朝政，独断专行，趾高气扬，权倾一时。官员向皇帝上疏奏事，必先经他审阅，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便扣留下来，同时他还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大将军徐达深恶其奸，将他的不法之事上告朱元璋，胡惟庸得知后，企图陷害徐达。后来朱元璋的重臣刘基（伯温）暴病而死，于是朝中出现了一些不利于胡惟庸的传言，这更加坚定了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决心，不久，有人上告胡结党谋反，朱元璋立即下令严格追查。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十年后，又以“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大逆不道”为名，杀死李善长及其家人70余口，并下令肃清逆党，前后受到牵连被杀的人多达三万，至此，淮西集团被一网打尽。洪武二十六年，又大兴蓝玉党案，再次屠杀一万五千多人。胡蓝之狱使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得一干二净。

另外一个丞相徐达也没有能够善终。洪武十八年，徐达生背疽，忌吃蒸鹅，病重的时候，朱元璋故意赐以蒸鹅派人送去，徐达含泪吃下，不久死去。至此，明朝初年所任命的几个丞相全部被杀。

胡惟庸、蓝玉被杀固然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受到牵连的人很多是无辜的。究其原因，就是朱元璋为了消除潜在威胁，强化皇权。朱元璋杀胡惟庸之后下了一道诏书，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中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此请者，置之重典。”明代官吏常服这显然是在为废除中书省和左右丞相寻找借口，他废除丞相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于设置丞相就会“不旋踵而亡”，而是在于丞相权力过大，容易造成皇权的削弱。为了加强皇权，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事皆朝廷总之”，就是为了使皇权兼并相权，以便大权独揽，威临天下。

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早在1934年曾经撰文《胡惟庸党案考》，指出朱元璋兴胡蓝之狱的原因：“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孙懦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的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

朱元璋废宰相（2）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使相沿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至此销声匿迹，君权、相权合二为一，使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最顶峰。从唐代中期以后君主集权和分割相权的总的趋势来看，明代最终废除宰相制度，也是宰相制度的必然归宿。而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空前忙碌的皇帝，后人据史书记载统计，仅在洪武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就处理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处理200多件。这使他感到十分劳累，所以他对身边的侍从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

内阁的形成（1）



明《杏园雅集图卷》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大权独揽，他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政府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大小庶务，事必亲躬，每天批阅的奏章140件以上，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200多件。而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精力再旺盛的皇帝也不可能亲自处理每件事情，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开始设置“四辅官”，协助皇帝处理政事。不久废除“四辅官”，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殿阁大学士若干人，侍从皇帝左右，随时备皇帝顾问，这就是“内阁”的前身。内阁大学士的办公场所在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以及文渊阁和东阁。因为这些地方都在内廷，所以他们也明代大学士就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其官阶仅有五品，相比二品的六部尚书，内阁学士在朝廷的地位并不高。上朝时，大学士的朝位班次排在尚书的后面。太祖时，内阁学士仅仅是皇帝的顾问，遇到皇帝有不太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问他们，让他们拿出意见，以供皇帝参考。从前批阅奏章是宰相的事，现在朱元璋废掉丞相，只好亲自批阅奏章。太祖、成祖都比较勤政能够亲自处理政事，只是有时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拟旨，大学士只是充当秘书角色。

内阁刚刚设立的时候，它的权力根本无法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内阁大学士也不同于丞相。朱元璋对内阁做了严格规定：如内阁下面不得设置任何属僚，内阁大学士的官阶为五品，他们必须按照皇帝的意志办事，无权干预其他部门的事务，不得参与签署诏令，更无权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下达任何指示命令，各部门奏事也不许报告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他们的职责仅是“详诸司奏启”，名称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可见内阁大学士纯粹是事务性的，而非政务性的职务。所以起初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决策大权是被皇帝控制着的。洪武时期的内阁大学士，“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咸柄，学士鲜所参决”。

使内阁的设立制度化的是明成祖朱棣，也是在这时内阁的职权范围才发生重大的变化。朱棣虽然不敢违反朱元璋所立的不得议置丞相的规定，但又不愿意为了亲自处理政务累得筋疲力尽，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挑选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而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加以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使他们参与讨论国家的核心机密。但即使如此，在朱棣当政的22年中，内阁学士的品级依然很低，一直都没有超过正五品。

明《杏园雅集图卷》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办理，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他们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然后用一个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帝看过以后，把纸条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称“朱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面执行，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现在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前期张居正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成为可能。

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内阁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于是，从明朝中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