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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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 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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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时代,国家在腐败问题上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各类世家大族竞相作恶。都说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是士族阶层垄断政权的门阀时代,其实门阀制度的迅速膨胀,就是从司马炎在位时期开始的。那些世家大族们,在司马炎之前,尚且能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司马炎之后,就愈发肆无忌惮。甚至司马炎本人也带头贪污腐败,东汉末帝“卖官”,司马炎也有样学样,把国家各种官职明码标价,引来种种非议。有一次司马炎问大臣刘毅,自己和东汉昏君汉灵帝相比有什么区别吗?刘毅回答说,汉灵帝卖官的时候,所得的钱财都进入了国家的国库,而皇上你卖官,所得的钱都进了你自己的腰包了。对这种说法,司马炎是认账的,刘毅这么说,等于指着鼻子骂他,他却乐呵呵听了,不过也不接受刘毅的进谏。司马炎个人生活,也是非常荒淫的,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老婆最多的皇帝之一。在他建立西晋政权的早期,他的后宫里就有数千嫔妃,他灭掉东吴末帝孙皓后,把孙皓皇宫里的嫔妃宫女,也一股脑地打包全收了,到了西晋统一中国之后,司马炎的后宫,已经有了上万嫔妃宫女。为了能够兼顾到每个老婆的感情,并避免在夫妻生活中的“黑箱操作”,他发明了“羊车选妃法”,即每天晚上,他坐着羊车游走在皇宫里,羊车停在哪个老婆门口,他就在哪个老婆那里过夜。以至于那些嫔妃们为了得到他的宠幸,尝试在门前路上撒盐,以吸引羊车停留(羊爱吃盐)。有了皇帝起“带头作用”,当时的世家大族们,也都骄奢淫逸,甚至竞相攀比。荆州刺史石崇,曾经和皇亲王恺斗富,两人各出奇宝,成了当时西晋王朝的一桩奇闻,司马炎也介入进来,把皇宫里珍藏的珊瑚借给王恺,让王恺拿去压倒石崇,结果石崇一股脑拿出了十几盆珊瑚来,把王恺羞得无地自容。那时候的珊瑚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属于价值连城的稀罕货,以这两位在斗富中的花费,就算是比尔·盖茨也要靠边站。

西晋王朝在统一早期就开始的骄奢淫逸之风,表面看来,似乎只是生活问题,其实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原因很简单,如此奢侈,钱从哪里来?仅以西晋政府论,笼络世家大族、封赏权贵,样样都要花钱,这些钱只能从国家税收中来,税收不够就加征。当时战乱结束不久,整个国家最需要的不是斗富,而是休养生息,西晋王朝却反其道而行之。当然,要说西晋王朝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啥都没做,那也确实冤枉。西晋王朝完成统一后采取的最主要的政策,就是大规模裁军,先后裁撤了30多万军队,划分土地让他们耕种,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增加,著名的太康之治,就是从此而来。但是比起后来国家奢靡腐化之风,这种繁荣只能算是表面繁荣。奢靡之风盛行,国家要承担巨大的开支,所以不断向老百姓加税,加税的结果,就是自耕农纷纷破产,许多农民逃亡,统一没几年就出现了流民。那些为了逃避赋税而流亡的农民们,老实点的,大部分跑到了河西走廊及四川地区,在当地开荒种地,逃避官府的追捕,为了保护自己,他们还结成大营,组织武装。而不老实的流民们,就开始为匪为盗,四处作乱。不管是老实还是不老实,这种情况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可以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以及农户大大减少。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西晋政府只好不断地加征农业税,如此下来,自然是恶性循环加剧。即使如此,对于那些世家大族们来说,国家的赏赐,让他们维持奢侈的生活,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那位曾经和王恺斗富的石崇,他发家的主要方式,是打劫所管辖地区的商旅,甚至谋财害命。这样的例子,在当时并不罕见。为了相互攀比斗富,外加借着西晋皇室赋予的特权,西晋的土地兼并在统一后没多久就越演越烈。世家大族们纷纷贪污腐败,挖国家的墙脚,强大的西晋帝国,在太康之治的繁荣外表下,早已千疮百孔。这样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动乱是必然的。

西晋之所以在建国早期采取这种统治方式,主要原因还是司马家族“得国不正”。为了能够得到支持,他们必须用优待世家大族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统治。这个时代,门阀政治已经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流,在司马家族眼里,只要笼络住门阀家族,保证门阀家族和皇室之间的和谐,天就塌不下来。可是,如果他们之间不和谐呢?司马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对策很简单:保证有强大的军队不就可以了?

【二】

在统一初期,司马炎曾经大规模裁军,削减军费开支,但是对于军队问题,他丝毫不敢放松,而且曹魏灭亡的教训,也让司马炎刻骨铭心。在司马炎眼里,曹魏政权的终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曹魏疏远自己的亲族,导致发生动乱后,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皇室的地位。自以为找到历史教训的司马炎,作出了矫枉过正的决定:大肆册封宗室为王,并且给予宗室掌握军队的权力。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把刚刚统一的中国又拆分得四分五裂,西晋的“中央集权”也被大大削弱。仅仅是公元265年这一年,司马炎就册封了27个诸侯王,之后断断续续分封,这些诸侯王们以郡为国,大的诸侯王,有兵马5000人,小的诸侯王有兵马3000人。诸侯王在自己的领地里,有收取租税和掌握军队的权力。从表面看,司马炎此举防范了诸侯作乱的可能,他册封的诸侯王,军队人数最多的也就5000人,单独的一个诸侯王,论实力根本无法同中央政府抗衡。但是这时候的诸侯王,他们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收取租税,虽然不掌管领地的民事,却拥有自选国中官属的权力。在中国日益走向封建大一统的趋势下,这样的分封显然是历史的倒退,注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仅仅册封诸侯王,在当时的西晋政权里,是不会产生太大风浪的,就算诸侯王们有反叛之心,他们的兵马也无法和朝廷抗衡。司马炎企图通过分散诸侯王力量的方式,既达到让诸侯拱卫中央的目的,又让诸侯们不至于成为中央的威胁。他册封的诸侯国多,力量特别分散,但是我们仔细看下的话,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了。这些诸侯王们,虽然单个掌握的军队少,但总数却已经占了西晋军队数量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国家军队中的近一半,已经被司马炎给拆零散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一旦国家真的发生变乱,这些分散在各个诸侯国里的军队,很难在关键时刻迅速集结起来,更不要说拱卫皇室了。事实上,在导致西晋灭亡的五胡十六国大乱中,这样的情景,不止一次在出现。

司马炎在册封了诸多诸侯王的同时,虽然注意到防止诸侯势力尾大不掉,但是他又不断给这些诸侯王更多的政治特权。比如他任用诸侯王出任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各类官职,几个比较大的诸侯王里,赵王司马伦曾经担任过关中都督,汝阴王司马俊曾经担任过豫州都督。这样一来,对于那些本身就位高权重的诸侯王来说,可谓如虎添翼,他们既做享受特权的王爷,又做执掌国家军政大权的朝廷命官,集巨大的权力和崇高的地位于一身,西晋时代的“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都被他们分掉了。

在司马炎的分封政策里,各个诸侯王有权力挑选自己王国的官属,那些能够获得都督要职的诸侯王们,甚至有权力组建只对自己负责的幕僚。无论是幕僚还是属官,他们大多数都来自于一个阶层:寒门。在当时西晋“九品中正制”的制度以及优礼世家大族的政策下,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出身,是很难在政府里一展宏图的。那些胸怀大志的民间草根们,也就只好再次寻找晋升之路,而为诸侯王们做幕僚和属官,就成为了另一条新出路。长期以来,这些寒门子弟都受到世家大族的压制,自然对世家大族深恶痛绝,所以他们一旦得到诸侯王的信任,成为其身边的重要人物,就会利用一切机会,对世家大族进行反攻倒算,而反攻世家大族的最好手段,就是趁着天下大乱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削弱他们。如此一来,在唯恐天下不乱的问题上,这些诸侯王身边的寒门随从幕僚们,比诸侯王本人还积极,在之后西晋的历次变乱中,都有他们推波助澜。在这样的局面下,西晋的变乱,也就越发不可避免。

西晋王朝的政权,在晋武帝在位的时候是非常稳固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晋武帝苦心营造的这个制度体系,短期之内确实能够实现一种高层权力的平衡。在国家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上,这个体系几乎兼顾了所有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即司马炎用高官厚禄,抬高世家大族的地位,然后再用册封诸侯的方式,将国家政权牢牢地把持住。但是,这个体系的平衡,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国家的皇帝,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否则,他是压不住这个权力的天平的。

对司马炎来说,做到这点显然是很容易的。他本身就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擅长玩弄权术,曹魏政权都被他玩死了,在这个权力体系中维持平衡,当然不在话下。可不是每个皇帝都有他这样的能力,比如被他立为太子的儿子司马衷。

【三】

在中国历史的各种资料中,司马炎去世后,继他登基的晋惠帝司马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称呼:白痴皇帝。比起中国历代皇帝来,这位司马衷算是一个另类,虽然在他生前身后,中国历史上的昏君一直不少,但是这些昏君大多都是性格或者行为上的错误,轮到司马衷,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天生智商就有问题。

司马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二儿子,因大儿子司马轨不幸夭折,司马衷成为事实上的长子,也正是因为这个身份,在立长立嫡的西晋王朝,他自然轻松地成为了司马炎的接班人。司马衷小时候,医术不发达,没法为他检测智商,随着年龄的增长,司马衷的白痴本性渐渐暴露,也开始为朝臣们所知道。但是又有谁敢跟司马炎说呢?毕竟这是皇帝的长子,未来的接班人,如果说他是白痴,这不是找死吗?不过也有胆大的,比如一直得到司马炎信任的大臣卫瓘,一次在宫廷饮宴里,假装喝得醉醺醺的,故意摸着龙椅说,这个座位太可惜了。意思就是提醒司马炎,要留意自己儿子的智商。这个时候,司马炎也陆陆续续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儿子智商问题的说法,为了验证一下,他故意让宫廷里的老师出了一张考卷,让儿子作答,以司马衷的智商,字都不认识,又怎么答呢?还好司马衷的老婆——太子妃贾氏有主意,她安排身边一个粗通文墨的太监捉刀代笔,交了一个粗浅的答卷,这个答卷当然不能让司马炎满意,但是他也很欣慰。毕竟这说明自己的儿子智商是正常的,只不过是能力有限而已。这时候的西晋,表面看已经达到政权的顶峰,对外方面,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相继被打服投降,许多部落还迁入了中原,可以说这时期是中国边境威胁最小的时期。对内方面,西晋经济仍然保持着高度的繁荣,虽然这种繁荣是表面上的,国家统一后,国家的人口赋税都大大增加。如此大好局面,让司马炎很放心,他认为,只要儿子智商正常,外加有良臣辅佐,就一定可以守住司马家的江山。有了这样的念头,司马炎打消了废太子的想法,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个时候的西晋,实际上内外危机四伏。对内方面,阶级矛盾日益加剧,诸侯势力尾大不掉;对外方面,大量少数民族政权内迁,势力迅速扩张。而此时西晋经济的虚假繁荣,促使了内外矛盾的加剧。世家大族们骄奢淫逸,自然要大兴土木,势必会征发各族民夫做苦力。诸侯王手握重兵,许多诸侯还兼任都督等职务,一旦皇权衰落,野心家们必定趁机而起。公元290年司马炎过世,在临终前,为了帮助儿子司马衷执政,司马炎特意安排了司马衷的外祖父杨骏以及太子的叔父汝南王司马亮一起辅政。这个安排也是煞费苦心了,杨骏是司马炎正房皇后的父亲,当然是可以信任的,司马亮属于司马家的宗亲,也是可以托付的。外公和叔叔齐上阵,这样太子可以做个好皇帝了吧,但是他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是个白痴,就算把司马家的老祖宗司马懿再请回来,也扶不起这个“阿斗”。

西晋政权的变乱,从司马炎过世之后就开始了。先是杨太后以及杨骏希望独揽大权,私自篡改了司马炎的遗诏,把汝南王司马亮排斥在辅政大臣之外,这就使西晋权力的天平,第一次发生了失衡。这还不算完,帮助司马衷通过司马炎考核的贾皇后也参与到权势的争夺中。贾皇后本名贾南风,是西晋权臣贾充的女儿,对比老爹的奸诈,贾皇后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女”,在心计手段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篡改司马炎遗书的时候,贾南风同样担心司马亮的到来,会削弱她的权力,因此和杨骏站在了一个战壕里。但是等杨骏以唯一辅政大臣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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