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他的军队距离建康比王濬近得多，他付出了惨重伤亡击败了东吴主力军孙震部，因此私心大起，很想保存实力，在当地止步不前并且纵兵抢掠，发了不少战争财，没想到被王濬抓住机会抢先进入了建康城。事后大呼上当的王浑，就对王濬妒火中烧。在王濬初入建康城的时候，王浑竟然想发动兵变，吞并王濬部，不过他混却不傻，见识了王濬强大的军事力量后，只好硬生生地把这口气憋了回去。偏偏王濬也给两人的关系“火上浇油”，按照司马炎战前的布置，王濬是要受王浑节制的，王濬却不买账。
王濬东进初期，王浑曾经以“领导”的名义，让王濬来自己的军中议事，王濬以风大，船不容易停泊为由拒绝从命。以王濬硬派的性格，王浑这种混人自然是指挥不了的。如此一来，私怨加妒忌，让王浑开始上蹿下跳了。他先是诬告王濬纵兵抢掠，祸害地方（其实大部分“罪状”都是王浑经常干的），王濬也不是一个能吃亏的人，立刻写了奏章驳斥。在晋武帝面前，两人当场对质，王濬不但能打更能骂，一串连珠炮弹把王浑骂得体无完肤。晋武帝深知王濬大功，赶快和了稀泥，加封王濬为辅国大将军，他还专门为王濬设了一个新官职——步兵校尉。这就相当于是西晋王朝的“陆军总长”，可谓荣宠到了极点。虽然如此，王濬并不满足，因为一直诬告他的王浑也封官了，先前一直是南征反对派的贾充，在战争中的表现惨不忍睹，事后竟然也因为平南大功被封赏。如果是别人，也就不会计较，换成王濬，想让他不计较是不可能的。
灭吴后的王濬，经常在各种宴会上口出怨言，抱怨司马炎赏罚不公。如果碰上刘邦、朱元璋这类的帝王，王濬恐怕要搭上性命了，但司马炎为人宽厚，并没有和王濬计较太多。王濬的亲信范通很有远见，多次劝说王濬要谦虚待人，不要恃宠自傲，起初王濬不以为然，范通一句“公以为自比韩信，如何”，总算让王濬一下子醒悟了。这之后的王浑，一直没有停止对王濬的中伤，王濬大多是小心提防，不再睚眦必报。
王濬的遭遇，在当时也得到了许多世家大族的同情，比如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傅康等人，都曾上奏抱怨司马炎赏罚不公。外加王濬这时候已经醒悟到“兔死狗烹”的道理，开始夹着尾巴做人，所以他的官职也节节攀升，平吴后没几年，就已经成为西晋的“抚军大将军”，可谓是西晋军中的第一人。不过这时候的王濬，已经不再有青年时期的勃勃进取之心，反而重拾“二世祖”本色，晚年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经营家族产业以及游宴玩乐上，还经常参与当时世家大族之间的“斗富”。公元285年，80岁的王濬与世长辞。500多年后，唐朝诗人刘禹锡，在其名作《西塞山怀古》中歌颂了王濬的功劳，其中“金陵王气黯然收”一句，从此成为历代中原王朝统一南方的最佳形容词。
第二章 为刘备做嫁裳的刘表
中国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几乎包含了这一时代所有的知名人物。哪怕是一个出场时间不长的小角色，也会在读者中有不小的知名度，更不要说那些纵横捭阖的大人物了。“知名度”高，名声却不一样，说到智慧，后人往往会想到诸葛亮；说到奸诈，后人往往说起曹操；说到厚道，后人就会首提鲁肃。虽然这些“名声”深入人心，但对照真实的历史，往往出入甚大。有这样一个枭雄，真实的历史上，他纵横捭阖，强盛一时，到了小说里，出镜率甚低不说，形象也大打折扣，活活给他的同族兄弟做了绿叶——刘表。
其实，刘表还是有点名气的，不过这样的名气，却是拜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所赐。他那个葬送了江山的儿子，让曹操发出了“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之子若豚犬耳”的评语。儿子给孙权当了绿叶，而他自己，是给刘备做了嫁衣裳。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个“豚犬”的父亲刘表，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一】
刘表字景升，山东高平人，他是西汉景帝的后人，比起刘备“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份，他可以说“根正苗红”，他家的经济条件也好得很，至少不用像刘备那样去卖草鞋。身为正统世家大族，刘表从年轻时候开始，就是一个政治运动里的“高光”人物。他从小受过良好教育，学问师承方面也不简单，师父是东汉时期大儒王畅。王畅是东汉后期儒学的重要人物，积极倡导中庸之道，对后世影响深远。刘表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师从王畅，这一番求学经历，让他成为彼时东汉知识界的才俊，也改变了他以后的命运。
虽然学的是中庸，但年轻时候的刘表，一点也不“中庸”，相反却是个棱角分明的“愤青”。刘表的青年时代，正是汉桓帝、汉灵帝等“昏君”在位的时期，这一时期东汉政治最大的毒瘤，就是愈演愈烈的宦官专权。年轻的刘表，对宦官非常痛恨，他在东汉的最高学府——太学求学时，曾经带领太学生们发动请愿，要求把持政权的宦官们“下课”，还多方奔走，声援那些遭宦官迫害的士大夫们。尤其是在宦官们准备发动清洗、迫害士大夫的时候，派人到太学清查谁曾与朝中士大夫往来密切，别人都不敢说话，刘表第一个挺身而出，在“名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些早年的经历，让他声名鹊起。在当时，他是著名的“八俊”之一，除他之外，还有张隐、薛郁、王方、宣靖、公绪恭、刘迪、田林7人。这8个人，是当时东汉知识界公认的既有学识，又敢于铁肩担道义的青年才俊，“入围”的条件极高，既要出身名门，又要有惊天动地的壮举，能位列其中，足见此时刘表声名显赫。
出名是要付出代价的，没做几天“八俊”，清算就来了。公元166年，一直被士大夫揭发的宦官赵津、侯览等人，秘密整理了大量黑材料，诬陷士大夫们图谋不轨。偏听偏信的汉桓帝，随即逮捕了李雍等士大夫，并将这些人称为“党人”，在全国撒网搜捕其同伙，这就是东汉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这场对士大夫们的迫害，前后绵延数十年，遭逮捕的知识分子有上千人。在士大夫中的重要人物落网后，宦官们随即罗织罪名，公布了涉嫌谋反的“党人”名单，刘表的名字赫然在列，堂堂皇族，这下摇身一变成了“钦犯”。好在当时刘表人缘比较好，不但在士大夫中有威望，就连朝中的宦官里也有他的朋友，外加他是皇族，躲了一段时间后，最后被赦免。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也过了几年担惊受怕的日子。
这场震撼东汉帝国的大案，影响了刘表的处世观念：激愤救不了国，轰轰烈烈反抗，结果却是灭亡，那么这样的反抗又有什么意义？如果说之前的刘表，只是学过中庸，那么从此以后，他开始理解“中庸”，到他后来纵横捭阖的时候，也一直在奉行中庸之道。
“党锢之祸”后，刘表东躲西藏，侥幸在这场大清洗中幸存了下来。他重见天日，是汉灵帝在位解除党禁之后。这已经是公元2世纪的晚期，刘表的青春时代早已过去，常年的浮沉，让他棱角不再，更加老于世故。“党锢之祸”解除后，刘表先在中央任闲职，他很会打理关系，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都和他相处得不错。到了公元190年，刘表终于得到了他一生里最重要的一次任命：出任荆州牧。这时候的东汉帝国，已经不复当年的“中央集权”，国家正处于四分五裂的前夜。刘表就任的荆州，在当时是一个战乱不断的地方。之前的黄巾起义，荆州是主战场之一，在战乱中遭严重破坏。董卓之乱之前的两个荆州牧，一个被当地乱民打跑了，一个被南方前来骚扰的部落给杀了。东汉政府此时的局面也很麻烦，权臣董卓从河西进入京城，掌控了朝廷的大权，皇帝成了他的傀儡。不甘心董卓专权的北方诸侯们，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发动了讨伐董卓的战争，位于洛阳南面的荆州，也就成了董卓要稳定的后方。刘表之前的一个荆州牧是王睿，在孙坚征讨董卓的时候，因为拒绝和孙坚合作，竟然被孙坚逼得自杀，此时的荆州，也因此陷入乱局了。为了稳定荆州，董卓想到了刘表。
这时候的刘表，已经在东汉朝廷里“中庸”了好多年。“党锢之祸”结束后，他先做了大将军何进的幕僚，何进因为和宦官不和，企图邀请边将进京诛杀宦官，却被宦官们抢先一步杀害。接着董卓进京，把持大权。刘表侥幸在这场大乱里保住了性命，这期间宦官得势的时候，他不得罪，后来董卓来了，他照样服服帖帖，已经成了典型“墙头草”人物。王睿死后，董卓面临北方各路枭雄的讨伐，需要一个听话的老实人来镇守荆州。素来老实巴交的刘表，就成了最好的人选。
【二】
公元190年，刘表来到荆州，这时候的荆州，已经盗贼四起、乱兵丛生，荆州北面的袁术，东面的孙坚、黄祖，都有吞并荆州之心。刘表到荆州后，独自骑马来到荆州重镇宣城，荆州兵乱时，当地有名望的世家大族都在这里避难。宣城的周围，有大大小小数股流贼，城里的人根本不敢随便出门。刘表不顾危险只身前来，在当地面见世家大族，争取他们的支持，其一身是胆，让各位士族们极为佩服，纷纷给刘表出钱出粮。刘表因此有了第一支效忠他的军队，以及两个堪称左膀右臂的将领：崩越和蔡瑁。
有了兵将钱粮，换了别人，就该开打了，但刘表坚持不打，他此时只有一个想法：荆州不能再打仗，也不能再乱下去了。在和崩越、蔡瑁商议过后，刘表采取了“先仁义”的路线，无论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还是草寇枭雄，他都以拉拢为主。他拉拢人的方法很诚恳，对荆州当地的叛乱军队，即使是投降后又反叛的，他也非常宽容，欢迎对方再投降。比如江夏著名的贼寇陈生，起初想和刘表争个高下，被刘表打败后，眼看就要被斩尽杀绝，刘表只身骑马来到陈生大营，最终说服他投降。如上种种，让荆州的战乱日少。同时他还劝课农桑，在荆州当地发展生产，安抚流民，原本一片乱象的荆州，很快就稳了下来。
内部稳定了，荆州的外部威胁却还在。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荆州，在当时是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而这块肥肉的守护者，又是老实人刘表，这让许多枭雄有了吞并荆州的想法。当时北方实力分为“朝廷”和“盟主”两派，所谓“朝廷”，就是董卓把持朝政的东汉中央政府；所谓“盟主”，就是袁术做老大，北方各路诸侯的反董卓联盟。这两边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刘表来说，都是不能得罪的。刘表也确实做到了两头不得罪，他主动向董卓上表效忠，并且拒绝参加“反董卓联盟”的讨伐大军；对“反董卓联盟”的掌门人袁绍，也是极力巴结，经常搜罗大量财宝相送。他的苦心得到了回报，本来荆州北面的袁术一直想吞并刘表，但是得到刘表好处的袁绍，及时劝阻了袁术。而北方的董卓，也对刘表很放心，在反董卓联盟势力日大时，更一心拉拢他，荆州，也就暂时获得了和平的环境。在这个和平环境下，除了发展生产，刘表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兴文教”。他是儒生出身，对文化教育非常重视，在荆州各地兴建学校，甚至自己做老师在学校讲课。当时北方战乱，大批士子南逃荆州，对这些人刘表很礼遇，不但给他们财产和土地，更资助他们进行研究工作。这时期荆州“精神文明”建设很突出，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荆州学正是在此时形成，后来南北朝文化的交流，也是以此为起点。
刘表的“物质文明”建设更突出。在“恭顺”的外表下，刘表的地盘一直在扩张。他虽然不与北方的各路枭雄为敌，但是对南方的各族政权却毫不客气，用了3年时间，相继吞并了湖南等地大片地区。他用人很有特点，除了礼聘北方文士外，他的麾下各色人物众多，包括当地的土匪、少数民族领袖。如此鱼龙混杂的局面，刘表坚持“用人用其长”，凡是有能力的，一律不问出身，唯才是用，这在门第决定地位的三国时代，是非常难得的。此间，他还广施“德政”“爱民养士”，尤其这时候荆州外来人口达到高潮，大批北方汉民进入荆州，和当地人相处杂居，刘表将北方移民大部安置在无人居住的山川丘陵地带，荆州经济的发展，也正是从此开始。到了公元192年董卓败亡时，刘表已经有了“土地数千里，带甲之士十余万”。在各路枭雄的眼皮底下，刘表崛起了。
再造荆州的刘表，更有东汉末年大多数官员不具备的品质——清廉。他是一个生活简朴，为官廉洁的官员，多年以来呕心沥血，他的家中竟然连存款都没有。与之对照鲜明的，就是蒸蒸日上的荆州经济。因为刘表的“中庸”，荆州的军民过上了太平日子，鲁肃就曾很羡慕地对东吴孙权说，荆州有千里沃野，这是帝王能够称霸的根本。刘表不想称霸，他只想中庸下去，过一段舒心日子。在赤壁之战中，他的生活着实很轻松。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反思明亡教训的时候，也曾把刘表拿出来说事，他说刘表“无显著之腻，故荆州自若”，也就是说，刘表因为他的休养生息，给荆州带来了幸福的和平时光。
【三】
刘表在荆州的“中庸”，给荆州带来了繁荣，但是他的失败，也是因为中庸而起，原因很简单：这是个乱世。
刘表所处的东汉末期，是一个群雄并起，弱肉强食的时代，你不去吞并别人，结果就是被别人吞并。刘表以“中庸”为策保境安民，这样的政策，在北方实力均衡、相互攻杀不止的时代，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如果北方出现一个横扫天下的枭雄，这样的政策，是注定会失败的。荆州这个地方，长期以来经济发达，没有北方的彪悍民风，所以刘表虽然有十几万军队，但是战斗力实在不敢恭维。选择和平，哪怕是屈辱的和平，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刘表只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刘表还有另一条路：东征东吴。
虽然东吴在后来成为“三国”之一，但是在刘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