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至经济模式，都发生了新变化，汉武帝适时而动的经济大改革，才是他能够获得足够金钱支持的关键。至于经济改革的成败，身前身后更是评论不一。
【一】
汉武帝时期财政出现困难，是从公元前120年左右开始的。
那时正是西汉帝国对匈奴战争的白热化时期，汉帝国从公元前129年开始，变被动防御匈奴为主动出击匈奴，之后相继收复了河套草原和河西走廊，随后又发生了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归顺的事情。打仗的军费开支，赏赐将领的开支，乃至安置匈奴降军的花费，样样都支出甚多。到公元前124年，西汉帝国就已经花光了文景时期积累下来的钱粮财富。比这个更严重的，是西汉帝国此时经济政策出现的问题，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经脉不通。
西汉立国初期，国家经济凋敝，因此西汉王朝的主要政策有两条，一是重农抑商，二是轻徭薄赋。所谓的重农抑商，主要内容就是提高地主地位，极力打压商人地位，压制工商业者的生存空间，鼓励垦荒与农业生产。而轻徭薄赋这一条，却让重农抑商政策名存实亡，因为汉帝国早期的税率低，不仅仅是农业税低，商业税同样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繁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就不可遏制。汉文帝时期，还开放了原本的“关卡制度”，允许不同地区的商人自由流通，开放了原本不许老百姓进入的山泽丛林，如此一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没有了障碍。到了汉武帝即位的早期，中国大地已经是豪强丛生，新富阶层遍布各地，商品经济，呈现出勃勃繁荣之势。
等到汉武帝即位才发现，所谓繁荣，其实多是表面繁荣。因为这样的繁荣，是和政府没有关系的，大户富了，政府的税收增长速度却没有赶上民间财富的增长速度，论原因，还是汉帝国“无为而治”惹的祸。
所谓的“无为而治”，就是对民间经济采取不干涉的政策，鼓励其自由发展，但自由过了头，就是政府失去了对民间经济的控制。以工商业为例，各地的势豪大户，大都是商人阶层出身，发家之后继续经商的同时，为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开始买田置地，成为新兴的地主阶层，在“地主”身份的掩护下，他们获得了作为商人所难以获得的特权，更方便他们从经商中获利。甚至有许多人开始勾结官府，横行地方。更严重的是国家很难从他们身上获得税收，因为西汉从建国后，执行的就是低税率政策，巨大的工商业利润，用在交税上的只是九牛一毛。在他们获得地主身份之后，更借着与官府的勾结，巧立各种名目逃避税收，如此一来，财富更是滚雪球般增长起来。而且，汉帝国对国民经济太“无为”，以至于诸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其经营权都操纵到富商大贾的手里，这就好比今天一个现代国家，把石油、卫星、航空等产业，都操纵在一两个寡头手中，国家既不收税也不监管，完全放任自流任其发展，这样做的后果无疑是非常可怕的。
更为严重的是，西汉帝国这时期也没逃过封建社会的固有经济规律——土地兼并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大量的新富阶层开始兼并土地，无地农民日益增多。世人都津津乐道汉武帝执政晚期的农民起义，实际上从汉景帝在位的晚期开始，就不断发生无地佃农造反的事情。与此同时，西汉特权阶层过多，无论是地方诸侯还是功臣勋贵，都享有免税的特权，更享有在地方上收税的权力，国家每年的生产税收，相当程度都落在了他们的手里。所以，在汉帝国府库充盈的外表下，掩盖的是税收效率低下，国家税收与贫富分布严重脱节的现实，这些现实都是汉帝国的“内忧”，一旦爆发出来，就是国家尾大不掉的肿瘤问题。
人难以想象的是，比起后世的封建王朝，此时西汉帝国的货币政策相当不成熟。西汉帝国的货币政策，从建国早期就制定得极其粗简，即使是汉文帝这样的明君，也做过允许宠臣邓通私人铸造货币的傻事，后来虽然被汉景帝叫停，但是此时西汉帝国流通的货币，可以说五花八门，既有中央发行的货币，也有地方诸侯国发行的货币。从汉高祖刘邦在位开始，南方的吴国等诸侯国，就有私人铸造货币的权力，后来虽然经过七国之乱，诸侯势力遭到严厉打击，诸侯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但是诸侯私自开采境内铜山，用以铸造货币的事情屡禁不止。到了汉武帝在位时期，国家货币的另一问题就是假币泛滥。汉朝早期的货币外形简单，容易仿造，外加对山泽矿场限制比较少，不要说诸侯贵族们，就是普通的不法商人，也很容易仿造出以假乱真的钱币。货币驳杂的结果，就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
所以，当我们说起汉武帝即位早期的政治局面时，必须看到，他继承的，既有祖先留给他的丰厚遗产，也有一大堆麻烦，汉武帝即位早期的中国，是一个经济繁荣，生活富庶的中国，同样也是一个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土地矛盾浮出水面，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日益虚弱，经济制度和税收体系漏洞百出，混乱不堪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在承平时代，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表面繁荣，但是如果国家稍有变故，就很可能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汉武帝即位早期的国民经济困局，其实正是为这一切买单。
所以摆在汉武帝面前的问题，不只是反击匈奴的战争，一统国家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整合，整合的办法也只有一个——改革。
【二】
汉武帝的经济改革，真正起于公元前120年，改革的动因，最初是为了给公元前119年那场对匈奴的大远征筹款，属于“救急”策略，既然要救急，自然就要对准利益最丰厚的部门：盐铁。这场改革也有一个名字：盐铁官营。
在当时，盐铁行业就相当于今天的石油、矿产行业，属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暴利行业。冶铁行业自不必说，需求量大，市场稳定，在汉朝休养生息下，完全可以谋取重利。至于食盐行业，在封建社会，这更是一本万利的高利润行业，煮盐的成本极低，食盐又是老百姓的日用品，属于完全的卖方市场，甚至每年食盐的“定价权”，也都操纵在富商大贾手里。对于这两个暴利行业，先前政府所得的税收极其有限，而且凭此行业致富的富商们，也早与官府甚至地方豪强勾连，有些人本身就是地方豪强，甚至中央的官员，也有人每年从中取得巨额利润分成。所以多年以来，政府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彻底“无为”而治。
到了这时候，“无为”是不行了。这时期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连年开支巨大，早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偏偏这一年祸不单行，黄河暴发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关中地区又遭到蝗灾，政府连赈灾的钱都拿不出来，甚至只能向长安当地的富户告贷。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自然要有所动作，利益巨大的盐铁业，就成了汉武帝开刀的对象。
开刀的决心好下，怎么开刀是难题。盐铁业利益巨大，上上下下早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国家不是我的，可盐铁的利益是我的，现在让我舍小家就大家，你凭什么？所以上至中央官员，下至各地商人，一旦国家要开刀，肯定会立刻抱成团，誓把“自由经营”进行到底。如此铁板一块，不讲点方式方法肯定是不行的。
万幸的是，汉武帝身边，此时有一个会讲方式方法的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桑弘羊。
作为名垂青史的改革家，桑弘羊在当时却被看成“叛徒”，因为他本身就是商人家族出身。作为从商人体系内走出来的人，他最清楚里面的门道。早在13岁，桑弘羊就“入侍宫中”，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脑子管用，会算。先是会算账，大小的财政开支用度，他转转脑子就算得清清楚楚，记忆力也好得很，特别是跟数字有关的事物，给他说一遍就过目不忘。汉武帝开始注意他，是在即位的早期，他作为宫中的“侍中”，即汉武帝的“秘书”，能够清楚地推断出国家每天各项活动的开支，甚至能够指出哪些开支可以避免，哪些开支不可避免。比如在闽越国侵扰东瓯国，汉武帝发兵干涉的时候，桑弘羊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城，却清楚地推算出前线军队每天的财物用度，以及最终的财政预算，事后与实际支出核对，竟然分毫不差，此时的桑弘羊年仅15岁，放在今天，也是一个绝对的数学神童。
不但能算，桑弘羊还能说，特别是说到财政问题，更是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滔滔不绝几天几夜都没完。后来卫青夺取河套地区，汉朝廷议是否要在当地铸城守备，丞相公孙弘等人以花费巨大为由坚决反对，一番陈词把年轻的汉武帝说得哑口无言，关键时刻又是桑弘羊挺身而出，一顿旁征博引，竟然让宦海老臣公孙弘张口结舌，最终不得不同意了这个建议。有趣的是，这场廷议之后，原本是“反战派”的公孙弘，此后变成了坚决的“主战派”，积极支持汉武帝对匈奴的各类战事。虽说他见风使舵，但也确实是被桑弘羊给说怕了。
又能算，又能说，这样的人，自然成为这场至关重要的大改革的策动者。当然桑弘羊不但能说能算，还很能躲，这么大一件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他并非是冲在前面的，当时他的职务依然只是“侍中”，负责落实改革政策的人，是当时的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孔仅，桑弘羊，是那个躲在背后出主意的人。
桑弘羊的主意很简单，却样样击中盐铁问题的要害。
“盐铁官营”的政策，在当时主要有简单的四条：第一，将煮盐、冶炼的营业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补充赋税。第二，由官府招募盐户，发给煮盐器具和生活费用。第三，严查各地私自经营盐铁的事情，用铁腕手段打击。第四，国家在各地设立铁官，管理铁器专卖事务。
这四条内容看似平常，第一条是改革的目的与宗旨，后面三条是基本方式，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第二与第四条。第二条政府招募盐户，属于釜底抽薪的缺德狠招，因为盐商们之所以能够形成独大，关键在于对各地平民“盐户”的控制。盐户们皆依附于各路盐商存在，受其盘剥，食盐的收购价格和最后卖出价格，早在汉景帝在位时期，就有了将近5倍的差价，然而改革之后，政府通过提供基本生活费和煮盐器具的手段，等于拉住了比商人们更低一层的贫民阶层，以更优惠的政策将食盐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盐业的源头断掉，盐商们从此想翻天也难。而在各地设立铁官，负责铁器买卖事宜，更是不动声色地盘剥了先前铁器商人们的权益，将其原本独大的特权牢牢抓在手里。没有二、四两条，所谓的铁腕打击私人经营盐铁，根本无从做起。而政府垄断盐铁贸易，也只能是白日做梦。
桑弘羊的政策，既阴且狠，不招来反对是不可能的。盐铁业的商人不必说，按照野史的记载，当时已经有商人收买杀手，准备要桑弘羊的命。朝堂方面，同样反对声四起，先前在盐铁贸易中获得利润的官员们反对，那些从文景时代过来的老臣们也反对，因为这样违反祖制，是与民争利。当然这一点汉武帝早就想到了，他的办法也简单——“杀鸡给猴看”，找个狠人监督着，谁敢扎刺就收拾谁。汉武帝找到的狠人，就是此时西汉帝国第一酷吏——张汤。
张汤这个人，后世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是“廉政标兵”的，也有说是“刽子手”的，因为这个人确实为官清廉，死的时候家中都无余财。但他行事也着实凶狠。他是西安人，父亲是长安丞，受家庭影响从小喜欢法律。他小时候，就曾因家里的老鼠偷吃食物，一怒之下不但杀死老鼠，更依照大汉律法，给老鼠写了一份条理清晰的判决书，其处死老鼠手段的阴毒，以及判决书之精彩，当时就让其父瞠目结舌。成年之后，张汤曾跟随汉景帝时代著名酷吏宁成工作，宁成是当时头号狠人，有“宁遇老虎，不遇宁成”之说。受这位老领导的影响，张汤也养成了行事果断，出手狠毒的风格。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是因为汉武帝早期著名的“陈皇后巫蛊案”。陈皇后因妒忌卫青的姐姐卫子夫得宠，在后宫里用巫术诅咒卫子夫，事情败露之后，张汤负责审理，他在短时间里连续出手，处死涉案宫女多人，迅速审结了此案，汉武帝也因此认识到这个酷吏的能量，随后官位节节攀升，到了经济改革时期，已经是掌管全国司法大权的廷尉署御史（司法部长兼特务头子）。
对这个人，汉武帝一度宠信到了极点，张汤每次觐见，汉武帝和他讨论政事，经常从早侃到晚，甚至兴奋得忘记吃饭。之所以恩宠有加，一是张汤行动力极强，效率很快，今天能做完的事情绝不过夜。二是他出手狠毒，但凡汉武帝要整治的人，必然要置其于死地，最重要的，是他听话，他的聪明，往往用在曲解法律条文上，汉武帝要做的事情，哪怕再过分，他都能从法律上找到依据，而汉武帝交代的事情，哪怕再狠毒，他都能完成得极其漂亮。且相当尊重领导，但凡是重大案子的处理，都是早请示晚汇报，且关键时刻敢为领导背黑锅，如此能干活又听话的人才，自然是汉武帝眼里最容易使唤的鹰犬。
所以在经济改革早期，正是张汤这位“鹰犬”为汉武帝的改革保驾护航。盐铁官营开始后没多久，张汤就以极快的速度，搜集到上至中央高官，下至地方反对派的种种劣迹，尤其是他们与盐铁商人相互勾结，甚至收受贿赂的各种证据。改革开始后，凡是不说话的，就暂且放一马，敢说话反对的，就照着罪证抓人，还敢反对，就杀无赦，接连惩办了数名官员后，大家都哑巴了。
大家哑巴了，事情就好办了。从公元前120年开始，盐铁官营在全国推广开来，仅在当年，就迅速为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史载“以亿万计，皆盐铁之福也”。需要注意的是，就在盐铁官营的第二年，汉武帝就取得了以倾国之力北伐漠北，斩杀匈奴近10万人，迫使匈奴狼狈北蹿的赫赫功业，这笔军费开支的大头，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