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黑沟属舒兰县5区，区公所设在新街基。“杀大沟”前，各保甲长正在区公所开会。听说这事，柳树河子百家长胡万昌，找到伪警察署长于永开，说胡子都跑了，剩下的都是好老百姓，日本子杀得不睁眼睛，这可怎么得了呀？于永开立即向县里报告，说明情况紧急，要求县里来人。又去找驻地伪军郑营长，郑营长说这事只有山回说话才好使。山回是日本独立守备队11大队大队长，当时正在新街基，两个人就去见山回。
5月4日，逃到新街基的难民近300人，加上当地百姓共是500多人，跪了一条街，向山回请愿：俺们都是种地的庄稼人，求求大队长，快去说说别杀了！
从4月30日开始，“杀大沟”转入小部队搜山阶段，到各沟岔里搜寻逃跑的人和零散人家。5月3日收拢主力，第二天清晨，向北进入桂家街和桂家街与新街基之间的八台。这两处人大都跑了，那也抓了一些，算上和尚、道士，有200来人。
上午10点来钟，这些人被绑到慈善会的院子里，机枪已经架上了，一个伪警察骑马赶到，将山回的一封信交给38联队3大队大队长东少佐。接着，伪县长和参事官也到了。11点来钟，山回也来了。
山回的办法，是逐一查看被绑人的双手，认定是庄稼人的手就放了，只杀了1％，两个人——都是大队长，总得给东少佐留点儿面子吧？
比之平顶山惨案，这次“杀大沟”被难的百姓数字，显然更难统计。
笔者看到的数字，都在千人以上。
不可遗漏的一笔，是一些亲历者说，日本子杀的大都是十八岁到六十岁之间的男人，妇女、老人和小孩则少一些——是不是比平顶山“照相”“人道”多了？
1933年6月13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关东军参谋长会议上说：“讨伐时各种兵种，特别是空、地部队须采长补短。但是，地面部队的讨伐和飞机轰炸，必须注意不给事后的政治工作造成恶劣影响。特别是各部队须领会对匪战法，注意不累及一般良民。”
口口声声“讨伐匪贼”、“剿匪”，平顶山“照相”和老黑沟“杀大沟”，实实在在就是“剿民”！
或许这并非小矶等人的本愿，可从川上精一到东少佐，他们把哪个魔头送上军事法庭了？
俺们也没惹日本子呀？
1932年8月7日，吉林省海龙县四合堡小西沟，人流如潮，唢呐和锣鼓家什吹打得震天响，这是屯子里的张振魁举办婚礼娶小老婆。
这张振魁是当地有名的有钱大户，几个大席棚早早搭起来，头一天请来两帮吹鼓手，谁也不服谁，吹打着摆擂台，要把对方比下去。晚上还有说大鼓书、唱“蹦蹦”（二人转）的，周围村屯的人都来“卖呆”。正式娶亲的日子，自然更是热闹非凡，连伪区公所分队的村兵，也背着枪赶来助阵。
三八大盖吧勾的响亮，有点儿被唢呐和锣鼓的旋律湮没了。第一拨喜筵即将开始，一个姓刘的小伙子端着方盘给宾客上菜，走到院当中突然仰面翻倒了。人们以为是不小心滑倒了，接着枪声就炒豆般响起来，还以为是放鞭炮呢。待到一发炮弹在院子里爆炸了，人们仍然不明白这世界是怎么了，但是能跑的人就本能地开始四散奔逃了。
有的跑进屋里，趴在炕沿下，有的躲进仓房里，有的藏到柴火垛里。大都跑出张家大院，有的顺着山沟往北跑，有的往东边山冈上跑，有的蒙头转向，竟迎着弹雨往西边山冈上跑。
奔逃的人群稀落了，没有了，枪炮声停息下来。驻山城镇日本守备队50多人，就从西山冈上下来了，去死人最多的山沟里，去张家大院，去他们认为应该去的地方，用刺刀继续工作。
前后一个多小时，不知伤多少，死的是128人——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吗？
原来有特务向日本守备队报告，胡子头“海蛟”带领人马住在小西沟，“海蛟”还要参加张振魁的婚礼。
小西沟的老百姓说：什么“海蛟”不“海蛟”的，根本就没有这码子事，俺们根本就没惹着日本子呀？
鬼子在老黑沟“杀大沟”的重要原因，是报复。因为老黑沟是“胡子沟”、“胡子窝”，老百姓支持“德林队”打日本，而且打死那么多鬼子。
平顶山惨案，纯粹就是为了报复。当天早晨6点来钟，抚顺县日军主要头目在宪兵队开会，川上说“大刀匪”攻打矿区，平顶山周围几个村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他们不报告，肯定通匪，要统统烧光、杀光。这完全是川上的主观想象，平顶山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刀会只是来回经过那里而已。可这又能怎么样？他川上怎么说的，那就怎么是了。
土龙山暴动，打死板冢大佐，这还得了吗？于是，血洗12个村屯：都给我看好了，谁再不老实，敢与大日本皇军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平顶山惨案，老黑沟惨案，土龙山惨案，海兰江惨案，潘家峪惨案，潘家戴庄惨案，这些屠杀千人以上的惨案，十有七八都是侵略者的报复所致，用血腥的屠杀使人们恐惧、屈服。
通化县白家堡子有个雷家小坎，1936年7月15日，1军在这里截击进山“讨伐”的日军，毙伤10余人，故改称“打死鬼子坎”。日军吃亏后，即将白家堡子东至德胜岗，西至窖鹿子沟，南至黑瞎子沟，北至大荒沟南门外大杨树，方圆约50华里地区划为“通匪区”。驻山城镇日本守备队一个中队，在中山大尉指挥下进入“通匪区”，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屠杀370余人。
同年秋，日军闯进兴京县红庙子朝阳沟门，杨靖宇指挥部队和老百姓转移到山上。1军地方工作员姚春德，眼瞅着他家院子里黄糊糊的都是鬼子，说：杨司令，怎么还不打呀？杨靖宇说：不能打，打完队伍走了，老百姓就遭殃了。
1军挺进东边道后，宣传群众，在村屯墙上写标语，后来不写了。因为敌人见了，就认为这里是“匪区”，就抓人杀人。
前面 第23章 写过的新兴洞战斗，战前就告诉当地百姓，听到枪声，那就是日本子来了，打起来了，马上搬家走人。有人觉得你们打仗，关俺们什么事呀？日本子再坏，不也跟咱们一样，是两条腿的人吗？不走，就得采取强制手段。
后来不用动员了，看到队伍要打仗了，老百姓就套车装东西，准备走人了。
1939年1月12日，冯治刚率12团在德都县田家船口设伏，击毁两辆军车，活捉副县长木黑俊一。战前接到情报，一算时间，他立即让屯长孟繁贵去西相腰岗伪警察署报告，说不得了了，胡子进屯了，快去队伍吧，晚了就不赶趟了。——那是肯定不赶趟的，却使一屯子人免灾了。
“填大江”
1937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一），伪桓仁县公署特务股和司法股通知下边各警察署，要求第二天把所有“归顺”人员送到警务科司法股，领取“证明书”，即所谓的“良民证”。
桓仁县大规模的“收降”工作，是从去年6月开始的。在集甲并村、大搞“集团部落”的同时，日伪宪兵队、警察特务机关，还有东边道特别工作部等，在抗日武装活动地区大肆宣传，不管什么人，打死多少皇军，只要下山归顺，即为良民，既往不咎。日伪威胁城镇士绅下乡作保，还让一些抗日家属上山呼儿唤夫。开头效果不大，落雪后山里难待，衣食无着，苦不堪言。一些人就想下山把枪交了，领个证回家种地，过个太平日子吧。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收降”是全“国”性的。
到年底，桓仁县陆续下山投降的约400人左右，大都为唐聚五的自卫军残部和山林队，也有少数1军的。下山、缴械，然后到县警务科司法股按手印、采指纹，再在左手腕或虎口上，用绑在一起的几根针扎破3处，揉进墨，就留下个永远磨灭不去的醒目的三个点儿——“∴”。这样就算“归顺”了，放回家去，等通知来领“证明书”。
22日，各警察署把领证的人陆续送到县城，当晚被安排到城关警察训练所和几家客店住宿。
共是300多人，其中还包括4年前唐聚五举义失败后，就回家种地的一些义勇军。而这些人中，也并不都是刺着“∴”的人。一些人或者不在家，或者有什么事脱不开身，有父亲或者兄弟、孩子来的，还有让亲戚、邻居代领的，从十来岁到六十多岁不等。但是都是男人。那时女人都是小脚，十几公里、几十公里去趟县城，不方便。
23日早晨7点来钟，日本守备队在县城靠西江岸1公里左右内戒严，断绝行人车辆。并在冰封雪裹的江心水深处，指挥老百姓砍凿开个3间房子大小的冰窟窿。据一位砍冰窟窿的老人说，连传他去砍冰窟窿的甲长，也不知道日本人让砍那冰窟窿要干什么。
与此同时，来领证的300多人排成4路纵队，顺城关大道被押送到西关的日本守备队大院。站好后点名，点到谁的名字，就进屋去领证。
大冷的天，太阳还未出山，大地冰冻如铁，那人都冻得嘶嘶哈哈的。听到叫到自己的姓名，赶紧应着出列，进屋就被按倒绑上，再把嘴堵上。然后，薅领子，抓裤脚，两个人抬出后门，一用劲，咣当一声，那人就被扔进早已停候在后院的卡车上。
老黑沟“杀大沟”，姜桐彬被那个鬼子练习刺杀后，是把他从树上解下来，拿着绳子走的。不然他不可能成为幸存者。鬼子的工作离不开绳子，不能浪费了。而桓仁镇的老人说，在“填大江”的前一天，鬼子宪兵队把镇子里手指粗细的能绑人的绳子，都买光了。
守备队和警务科各两辆汽车，装完一辆，开走一辆，穿过县城，直奔西江。
据目击者说，那车上人摞人，“就像装猪肉绊子似的”。一路颠到江面上，“再像扔猪肉绊子似的往下扔、往下推”，那人大都不大行了，有的已经昏过去了。
在江边指挥填江的，是宪兵队长杉木森平。在守备队指挥“发证”的，是守备队长野田，也随最后一辆车来到江边。桓仁老人对野田讲得不多，印象深刻的是杉木。五十来岁，秃头，大脑袋，猪肚子脸上一对小眼睛，一副罗圈腿。桓仁镇有家朝鲜人开的妓院“姬岛馆”，这小子是个性虐狂，三天两头光顾，妓女们见到他吓得尿裤子。据说，桓仁“救国会事件”后，这个魔头受了处分，原因是在桓仁县杀人太多。这次“填江”后，据说又被上司批评，不久就疯了，自杀了。
被捆绑着从车上扔到冰面上，那人站不起来，鬼子和伪警察就拖着，或用刺刀戳着推到冰窟窿里。水深处流速慢，冰层下堵塞了，再推下去就漂起来了。就去附近江边人家拿来几根丈把长的木杆子，把冰层下的人往下捅，就这样使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史书上称之为“西江惨案”，笔者采访时老人都叫“填江”、“填大江”。
300多人只跑掉个小孩。有7个十来岁的孩子没绑，别的好像都吓蒙了，只有这个瞅准鬼子伪军都盯着冰窟窿工作、卖呆的工夫，撒腿就往江边的柳树毛子里跑。周围和江边有鬼子警戒，举枪就打。那人都冻得哆哆嗦嗦的，几枪没打着，小孩就钻进了柳树毛子。那柳树毛子密密麻麻的，枪声噼噼啪啪响了一阵子，鬼子和伪军进去搜寻，没找着。
不管有没有“∴”标记，县城这边来者不拒。第二天上午，县城这边“填大江”，各乡镇就开始抓捕那些没来“领证”的人。拐磨子乡抓12人，正月十五填进富尔江。二户来乡抓11人，沙尖子乡抓19人，其余乡镇也人数不等地抓了一些，当地没有可填的江河，就地枪杀了。
2001年八十五岁去世的笔者的老丈人，除伪满时去过北满两年外，一直住在本溪县城小市镇。他说伪满那十四年，十字街岳家坟（今镇南市场）前那棵大榆树上，有几年断过人头？特别是冬天，有时挂十来个，听说都是“胡子”。在庙沟砍的，挂那儿吓唬中国人。有个日本人，杀个人就把刀在脸盆水里蘸一下，再杀。有个叫黑什么的日本人，杀了人，把心剜出来带回去，听说是吃了。
突然，小队长左手使劲插到肋骨深处摆弄起来。不一会儿，在满是血的手上抓出也不知是红黑色肉块还是血块的东西，用刀切取下来，啊，是活胆！
屠杀时我也在场。以后我与阿部三郎警长一起，将其中5具尸体肚子割开，取出了肝胆。问：取人胆囊做什么用？答：日本人迷信，说可以治肺病，因此在日本人当中都希望得到这个东西，因此，我和阿部警长商量后才取的。当时我们5个日本人，每人分1个。
其中两人，因抗日思想浓厚，由石田斩杀了。斩杀后石田将这两个人的头烧焦，说用脑浆配药给我送来哈尔滨，我吃掉了其中一个。
我奉佐藤中队长之命，和三名巡查，将被害者带到东汤深山林里予以枪杀，同时我用短刀，其他巡查用日本刀将被害者腹部切开，取出他们的肝脏带回配药，尸体埋在现场。我把肝脏拿回家以后，日本家里来信说妹妹患腹膜炎，我便将肝脏磨成粉末，邮回日本，给妹妹吃了。
“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这是萧红1934年写的《生死场》中的句子，说的是村里人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抗日决心，是小说。而上面引用的那些文字，可是有确切的时间、地点和有名有姓的人物，而且都是日本人说的，而且还有许多日本人说了许多许多。
关于吃人心、人胆、人脑等等，有人会说这不是军部和关东军司令部的意思，只是下边一些人的个人行为。那么，从奉天城北门到笔者家乡十字街大榆树上的人头呢？那14年间，东北（包括热河省和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200来个县，有几多未曾悬挂过人头？
肖秀云八岁闯关东，从山东省高密县来到东宁县三岔口镇，第二年东宁沦陷，第二天城门里电线杆子上就挂起人头，那以后几乎就没断过。他数过，最多的时候是24个。老人说，日本子专门把人头挂在热闹的、你非去不可的地方，叫你不看也得看。
十四岁那年，他在镇子里送奶，其中包括伪警察署和日本守备队。一天清晨进了守备队院子，一股冲鼻子的腥味。他问厨房的大师傅，又杀猪了？在灶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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