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吴起为法家说钱氏受益于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书》非商鞅所著〃说，梁启超在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用了《四库提要·商子》条的材料，证明《商君书》为后人所作：1。该书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2。《徕民篇》、《弱民篇》为商鞅死后之作。梁氏注明了引自《四库提要》；《系年》却未说引自何书。因此，不查早于《系年》的梁氏等人之书，人们还以为，这是钱穆的一大发现呢！这样的例子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
钱穆对前人研究的成果，有的吸收；有的取折衷；有的持与前人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被化整为零，分别放进其数〃考〃之中，而且这类〃考〃多属细小问题。
至此，真相大白，郭沫若〃抄袭〃说，是不能成立的，此说纯属无中生有，诟诬贤者！
二、郭沫若的〃烧书〃说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突然宣布：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模糊。（《十批判书》手迹影印初版1945年重庆群益出版社）
两个星期后，《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全文发表了这一讲话，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又过了一个星期，即五月五日才转载。这件爆炸性的新闻，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和不理解，人们一时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这是郭沫若发出〃他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对象的信号，说明他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一些外国朋友，特别是日本朋友，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焚书〃说缘起早在〃文革〃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对明史专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就已经牵连到了不少历史学家，郭沫若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虽然已经预感到不妙，并且向他的秘书说了如下的话：
我只是摆设嘛，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搞行政工作，让我挂那么多头衔，来了运动我就要检讨（王廷芳：《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
谈话充分表达了郭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但是，从谈话内容，人们不难看出，郭沫若对〃文革〃的破坏性，以及〃文革〃可能给他带来的灾难的估计是不足的。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得他开始清醒。虽然他早有辞去行政职务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文革〃使他下决心，于一九六六年初写信给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提出辞去自己所担任的院长职务。但未获准。尽管郭沫若仍然担任着许多要职，然而，在那个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样，已到了基本上无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届人大代表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在听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后，讲出了要将自己以前的东西全部烧掉的意向。
〃讲话〃记录发表的内幕郭沫若关于〃烧书〃的发言，引起了已经红极一时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筹备小组〃领导人之一康生的兴趣，他向人大常委会要这个发言记录。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为慎重起见，拿着整理好的记录稿，亲自到郭沫若家中，请他斟酌一下。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连贯带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发言记录后，曾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不久，康生让《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发表了这个发言。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才由《人民日报》转载。这是极为反常的事件。因为在过去，大多是别的报刊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所以反常，主要是由于〃中央文革筹备小组〃当时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态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穆欣此时又是〃中央文革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至于康生要讲话记录的事，郭沫若在当时是一无所知。
郭沫若对〃烧书〃说的解释郭沫若对自己发言的解释，不只一次。最早的解释是〃讲话〃公开发表后不久。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来访的外宾时，他深知由于国际友人的关心，这是接待交谈的必然话题，所以郭沫若有意识地把接待来访者的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家里，以便让这些关心他的国际友人知道：郭沫若还是原来的郭沫若，郭沫若写的书还放在书橱里，并没有烧掉。他在回答朋友们的询问时，先让大家看看自己的劳动果实，然后告诉人们关于〃烧书〃不是真的要烧，本意是〃要像凤凰涅槃那样在自焚后从火中再生〃，来访的友人听了郭沫若的解释之后，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头解释〃焚书〃说之外，郭沫若还有一个书面的答疑。
青年教师徐正之，正在撰写一篇有关郭沫若历史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他读了郭沫若的〃烧书〃说后，认为郭沫若的发言是缺乏辩证观点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而这种过激的思想与言论，极易把运动引入歧途。于是徐正之就将自己对发言的看法增进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稿中。对〃烧书〃说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简单的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他还援引了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语录，〃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徐正之带着写好的文章来到北京王府井，走访《人民日报》社。一位老编辑接待了他。当接待者知道徐正之来访的意图后，阅读了他的文章，并提出了三条处理文章的建议，请他选择。其三点建议是：一、将文章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二、在群众办的小报上发表；三、由《人民日报》社代为转交郭沫若处理。徐正之采纳了第三种办法，当即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要求郭沫若阅后对文章提出意见，并用〃挂号退还〃作者。
八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读了徐正之的信稿后，还写了一封回信，内容如下：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辨证'唯物主义者。〃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看来，郭沫若〃烧掉〃的意思，就是〃凤凰再生〃、〃新生〃的意思。
余英时先生其人其事
？ 林 康
本刊特辑
余英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负有盛名，近年在中国某些文化人中间也颇有名声，这名声主要来自他评介陈寅恪和批评郭沫若，尤其是批评郭沫若（指出郭沫若曾〃抄袭〃钱穆及其他）使某些中国文人有顿受〃启蒙〃因而豁然醒悟之感，并作为〃创见〃代为传播。余英时先生究竟是何等样学者专家？笔者有幸读到香港出版的《镜报》月刊一九九六年九月号刊登的有关余英时一文，题为《评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求商于余英时先生》，此文评介余氏的经历及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很值得注意。
这篇文章披露，余氏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史学家，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的高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失国〃时随同由大陆迁港台，在港台和美国求学，后来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鞭（是否已称〃华裔〃不详），同时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此人一个特点是，身居美国，有联络中国学人的嗜好，且时有资助中国出访美国的学人的〃义〃举。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他对〃中国〃所采取的态度。
这几年，在台港刮起一阵风，批判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首先是李登辉在当选为台湾〃总统〃后，接受美国CNN记者的访问，直说：〃中国现在最可怕的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比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还强……用来对付台湾，对付美国，对付日本。〃（见《镜报》1996年7月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余英时先生写《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一文，载台北《中国时报》（3月29日），此文将李登辉的重新当选说成是〃台湾的民主制度〃战胜了〃大陆的民族主义〃，将中国人反对台湾的分裂活动说成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公然挑战〃。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将中国的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说成是在制造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李登辉五月二十日上任前夕，余英时又发表《海外危机今昔谈——一个民族主义的解读》一文（同上，5月9日至15日），说〃中共用尽一切心机，极力把这种民族情结导入'反台独'、'反西方'的轨道〃（以上见香港《文汇报》1996年7月10日报道）。一九九六年六月香港《明报》又在卷首刊出余英时的大作《提防〃文革〃借民族主义还魂》，此文竟牵强附会地将〃文革〃归因于民族主义，并警告说：〃广义的文革在中国大陆并未结束〃，〃以民族主义情绪为中心的中国式的纳粹主义也许会在未来出现〃。
以上摘自《镜报》文章，文章对于余氏上述观点用了相当的篇幅予以分析批判。我想关于这些我们在这里可以从略，因为对余氏的这些观点及其立场，只要稍有政治常识的国人都不难自己作出判断。更令人惊讶的是以研究中国历史成名并在其著作中连篇累牍地明确指认中国的余英时先生，如今忽然对于〃中国〃的概念表示模糊弄不清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透了，这件事也源自李登辉的〃台独〃理念。这几年李登辉在各种谈话中，包括与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那次最引人注目的谈话，竭力渲染〃中国〃概念的模糊性，他说他弄不清〃中国〃究竟何所指。殊不料，专写中国历史的余英时先生也竟于此时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来：〃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此话亦引自香港《文汇报》报道）笔者读《镜报》文后一直纳闷：那么余英时先生究竟是怎样看〃中国这两个字〃的内容的呢？
事有凑巧，今年一月间偶然在国内一张报纸上读到余英时先生所写《〈论士衡史〉序》一文；上述的谜底总算在这里找到了。就在这篇〃序〃中，余英时自我介绍说：〃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注意：〃中国人〃是被打上引号的），而且我也曾论证过，'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哦，原来余英时认为〃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否〃自始便是〃呢？倒不见得。例如（这里也是引《镜报》文）纪念抗日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余英时也写一文，内称：〃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不但在朝鲜取代了中国的地位，而且还夺去了台湾，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战略演出的序幕。〃如果按照余先生后来对我们的〃解惑〃，指明〃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那么，他这里所谓的〃日本夺去了台湾〃，不就变成了日本并非夺去了作为中国领土主权一部分的台湾，而只是夺去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吗？请问史家余先生：这说得通吗？由此可见，所谓〃自始〃者，诳也；后来终于变卦倒是真的。李登辉口口声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中国〃概念则具有〃模糊性〃。余英时先生在这方面不表现出一点〃趋时性〃行吗？至于李登辉只泛言〃中国〃概念的〃模糊性〃；而余英时先生却明确指出〃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趋时性〃而外又具〃创见性〃，此余英时先生之所以〃卓〃也。
无独有偶。最近台湾又因李登辉提出〃新台湾人〃这个新概念，引出了〃新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的争论。据中央社台北三月十二日电，台湾行政院的萧万长，在一个〃政党总质询会〃上，面对新党人士连番上阵的〃新台湾人是否为中国人〃相质询，萧或〃顾左右而言他〃，或避重就轻，答非所问，无非是为了讳言〃中国人〃。最后被逼得无路可走，作出了这样一个回答，他说：〃这里讲的'中国人'相当复杂，它有民族与国籍意义，在今天两岸分治的情况下，还有政治意义。如果问的是民族意义，新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但如果问的是国籍或政治意义，就不能这样简单回答。〃意思是：现在居住在台湾的人，在〃民族意义上〃是中国人，在〃国籍或政治意义上〃就不是中国人（即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
余英时先生说，〃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他〃在文化意识上〃是一个〃中国人〃；萧万长先生则说，〃中国〃只是一个〃民族概念〃，所谓〃新台湾人〃只是在〃民族意义上〃是中国人，在〃国籍意义上〃就不是中国人了。我们实在很难区分这两种说法在终极意义上有何不同。
话说到这里，余英时先生的情状大概可以想见了。最后还可以再抄录《镜报》文的最后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这段话说：
〃笔者注意到余英时说的一句话：'我从未崇拜过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很好很好！这是表明余先生乃特立独行之士。然而古今中外的文人难过'皇帝关'（引者按：大概与'政治关'相同），为学和从政总是纠缠不清，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样的史实很不少，虽然各人的情况和程度不同。作为史学家的余英时大概是不会不注意到古今中外的这种历史现象的吧！〃
五四之魂
？ 林贤治
学界新论
起来！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精神不是任何人的仆从。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没有别的主人。我们生存着是为了传播它的光明，捍卫它的光明，把人类一切迷途的人们集合在它周围。
——罗曼·罗兰等《精神独立宣言》
没有暴风雨，将会是一个多么污浊的天空！
——齐美尔
重新发现历史
密芝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
伟大的时代是具有历史感的。惟有平庸的时代，人们才会只顾眼前的事务，像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从来不曾想到把目光从食槽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