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船教育：一、不准吸烟和打手电，防止被敌人兵舰发现；二、随时准备战斗，碰上国民党或美国军舰，用手榴弹近战肉搏，拚死不当俘虏；三、注意安全，没命令不准出舱，大小便要报告；四、出事故不要慌，船坏了，触礁了，要听从统一指挥；五、不准说不吉利话，对于船老大可能搞的迷信活动，不要干涉；六、防止晕船，不要乱走动。
瞿文清坐的那只船，不存在走动问题。
是只瓜瓢样的小渔舟。20多人面对面倚在船帮上，就差人叠人了。登船前发的两只瓦罐，放在中间叠在一起的腿上。开头挺正规往那里吐，后来扭过脸往海里吐，再后来就像报复似的，你朝我身上吐，我朝你脸上吐。到大连皮口山岸时，一个个就像从泔水缸里捞出来的。
好在没有别的甚麽事。
李湖坐的是只帆船。开头挺顺利，下午起风了，浪头掀起老高，桅杆嚓断了。船老大跪下就磕头，直叫“龙王爷开恩”。李湖说：我打这麽多年仗，子弹从来贴着头皮飞，福气最大，翻不了。听到个“翻”字，船老大又叫“龙王爷”，又叫“天老爷”，爹呀妈呀叫起来，边叫边哭。船在海上漂了4天5夜。刚上船时医院几个女兵要解溲就喊：你们坑阢开，我们有事儿。这阵子一“有事儿”就叫唤：快来呀，不行了！几个不晕船的，就把她们架到船后去。
比较曲折宕荡，有点“历险记”味道的，是后来最先搞起诉苦运动，被3纵党委授子“教育功臣”称号的赵绪珍坐的那只船。
这是只缴获的大帆船，3师2团特务、150多人坐着还不算太挤。指导员赵绪珍不愧为“教育功臣”，政治工作有声有色。从宿营地到码头路上，以及开船后的个把小时，歌声不断。
春天到了万物都发青，
咱们庄户人呀家家忙春耕，
多生产多打粮支援子弟兵。
八路军打仗为咱老百姓，
部队向西行攻打蒙阴城，
机枪扫大炮轰消减鬼子兵。
唱完《打蒙阴城歌》，又唱（18集团军好》。
18集团那可真正好，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样样都做到。
吃的是煎饼，铺的是干草，
穿的衣服更是谈不到冷热这一套，
同志们辛苦了！
枪是土上压五，少数是洋造迨，
把汉奸好鬼子消减了。
建设新中国咱们一定能辨到，
先苦后甜慢慢热，
同志们，到时候就好了！
赵绪珍说：别唱了，保持安静，防止晕船。
大家说：小鬼子都不怕，还怕晕船？
瞿文清发的是只瓦罐，他们发的是只瓦盆，一班一只。几支歌没完，就陆续赛歌似的吐上了。盆吐满了往海里倒，没倒上两回就连盆倒了。出发前发的新毡帽，一人一顶，上面缀着青天白日，挺整齐的，有些人还舍不得戴。不知谁带的头，朝毡帽里吐，大家学起来，不少顺水漂了。顺水漂了可能有好处。保不准到东北不会照张像，保不准21年后不会被发现，小红卫兵会指着那青天白日说：你是国民党！
刚从龙口出发时，千帆竞渡，大海都显小了。逐渐地就稀落了，傍黑时连只船影儿也没了。风浪大起来，到内长山的大长山岛附近，风向也变了。船老大一口一个“老总”，说甚麽也不敢走了。没办法，又折回龙口。
没了模样，也没了情绪，都要求上岸，不走了。
——我宁肯和小鬼子拚10年刺刀，也不遭这份罪了！
——在哪儿都革命，非得去东北呀、——非去不可就从陆上走。再遭这罪我就跳海了！
“教育功臣”也没了辙。党支部研究一下，咬着牙，就让那船在海上漂着。
第二天下午，船老大说可以走了。到了砣矶岛又走不了了。这回靠了岸。有大海包着，谁也跑不了。
歇一天又走。风平浪静挺顺溜，没想到船老大来事了。几个人大呼小叫一阵子，变戏法似的从哪里端出几盘菜和一只鸡，在船头摆好点着香，有的念念有词地磕头作揖，有的拚命敲锣打豉。为首的船老大抖抖地说：老总呀，龙王爷“亮翅”了，要这条船哪！
蒙蒙亮的天色中，前方几百米处隐隐凸起个黑影。随船的团司令部参谋孙灵连，操起机枪就是一梭子，黑影不见了。孙参谋端枪立在船头，命令开船。船老大脸都青了，哆哆嗦嗦驶出好远也没变过色来。
傍晌，那黑影又出现过一次。这次看得真切，一间房子大小，圆乎乎的，呈蓝黑色。又一梭子打过去，又没了。
船老大不害怕了，也不叫“老总”了：这八路真神，龙王爷也惹不起！
最倒霉的是见到“老大哥”后。
都知道到东北和“老大哥”会师，每个人好像都准备了一肚子话，到时候和“老大哥”唠个痛快。哪知在老铁山水道碰下苏联军舰，没有翻译，一肚子热乎话倒不出来。拖进港口，没吃没喝，扣了3天——把他们当“海匪”了。
也不怪“老大哥”不认亲。
上船不久就吐得没了人样，又在海上漂颠4天。晕船甚麽也不想吃，肚里吃食又吐光了，一个个瘦得像个鬼。“老大哥”捂着鼻子上船看了看，依着的，歪着的，横躺竖卧的。有的眼皮都不睁，有的眼皮翻了翻，甚麽表情也没有——也认不出“老大哥”了。
每只船靠岸后，都有些人像卸货一样从船上抬下来。
山东渡海部队陆续在辽南登陆后，先到的新枪新炮新服装的冀东部队，有些不知是不认识山东八路，还是觉得这些人太给自己丢脸了，对“卖呆”（辽东辽南人称“看热闹”为“卖呆”）的老百姓说：这都是八路从关里抓来的国民党俘虏。
10余天后，赵绪珍带连队在辽阳赶上部队，团里已经扎好花圈，要给他们开追悼会了。
3个多月里，除渤海军区翻了一只船，5军分区副司令员石潇江等30余人牺牲外，其余全部安全到达目的地。
还有段插曲。
3师2团特务连的帆船进入老铁山水道前，迎面驶来一艘国民党军舰。大家钻进船舱，只留几个穿便衣的干部在上面观测情况。1挺马克辛重机枪和4挺轻机枪，悄没声地架好了。船老大喊了句“去大连运梨的”就过去了。
大多船只都有这种插曲。对付办法，先是尽量躲避。渔船小，军舰大，易先发现对方，也易躲避。躲避不了，只留便衣人员在船上，由船老大与之对答。这一带往来渔船、货船很多，很容易混过去。
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缺乏警觉，没想到共产党会如此大闯关东。
1946年后，往来山东和辽宁运送伤员、干部、家属和各种资材的船只，不时有被国民党军舰击沉和拖走的。
“向交通要道进击”
陆路闯关东，要比海上艰难困苦得多。
最苦的，是黄克诚的新四军3师。
9月下旬，3师所属四个旅和三个团分为左右两路纵队，陆续从盐阜、淮海地区出发，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4省，历时60多天，行程3千多里，到达锦州地区。
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某军原副军长黄达宣，像瞿文清一样，是从战士、战斗小组长。
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一个台阶没落当到副军长，然后离休。他们身上的伤疤，他们荣获的军功章，也几乎相等。而且，他们都是在黑土地上成为战斗英雄的。
比瞿文清大两岁，高出一个头的离休将军，白发，浓眉，目光平易，温和中透着果断与威严。一口地道苏北口音，思路明晰。敏捷，谈叙像瞿文清一样简洁、明了，没有一个在官场听惯了，似乎能够显示身份、尊严和气派的“嗯”、“啊”之类。
他是江苏泗阳县刘集乡人。17岁那年，父亲患一种病，吃不下饭。他不知道那叫食道癌，庄稼人都不知道。临死前，父亲让把家产卖了还债，母亲到姐姐家去，儿子自己去闯荡活命。
往哪儿闯荡是不言而谕的。村东百十里处是鬼子中心据点，外边是伪军，再外边三不管地区是土匪天下。刘集人混不下去了，就去当土匪，这是老辈传下的规矩。有股最大的土匪，头子就是他们黄姓人，这是父亲临终遗言，做为儿子，即使一辈子都和父亲对着干，这句话是必须照办的。
母亲哭天抹泪不同意：咱黄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哪，可不能吃这碗饭呀！
再一条路是投八路。老百姓叫新四军也叫八路，对共产党也叫八路，八路也叫共产党。鬼子汉奸说八路是“红胡子”，“共产共妻”。一次听说八路来了，人们哭爹叫娘这个跑呀。回来后，家里一样东西没少，院子还给扫了。老年人说，八路好是好，怕是成不了气候。他倒没想成甚麽气候，只是听说八路纪律严。庄稼人最受不了这个“纪律”。当土匪就随便，吃得也好。
人老了爱回忆。无论尊卑，走到这一步，都能回忆出貌似偶然的一个或几个巧合来。
决定黄达宣后来闯关东，今天又在关东安度晚年的人生的第一个巧合，是刘集乡一个出了五服的当保长的堂哥的一句话：当八路给你一斗小米，堂哥黄达芝早就劝过他。帮助料理完丧事又劝他，还是投八路吧，投八路给你家一斗小米。小米的魅力加上母亲的旨意，于是，他就扛上一支没有准星的老套筒，成了全村的第一个“红胡子”。半年后，另一个投八路的刘集人告诉他，那斗小米真给了，还说黄达芝就是八路的人。
瞿文清不知道喝他烧的水的那拨扛枪人是干甚麽的，只知道那拨人是被八路打垮的。按照“阶级斗争”观点，那几天历史是算不得清白的。而本文另一位主人公黄达宣，若不是一斗小米，竟险些当了土匪。
笔老还听过这样的故事。哥俩揭不开锅了，门口正过队伍，弟弟说，跟他们走吧。哥哥说你先走，我去趟茅房就撵你。结果，弟弟参加了红军，哥哥跟“白狗子”走了，从红领中时代开始的一个相当长的人生阶段中，笔者一直相信这些老革命当初就是为了革命，解放天下受苦人，实现共产主义，坚定不移地走进革命队伍的。
更不知道还有那麽多逃兵。
黄达宣扛着一挺捷克式闯关东时，是独立旅1团1营1连1排1班1战斗小组小组长。
第一步动员到陇海线作战。过了陇海线动员到临沂地区作战。到济南西边，说临沂敌人由山东老大哥部队打了，我们到平津之间去作战。从杨村过了平津岸铁路插向玉田，快出关了才正式动员进军东北。
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副政委胡可风，闯关东时是10旅29团宣传干事。老人说，从苏北出发时，动员口号是：举行大反攻，向交通要道进击，向大城市进击！进大城市还不高兴？日本投降了，也该进大城市逛逛了。过平津铁路前还算稳定，快到王田时，一些“瞎参谋”就嘀啁咕上了：一个劲地走，这是去哪儿呀？是不是去东北？苏联“老大哥”在那儿，都是共产党，大概去得。可东北太大冷，咱南方人到那儿受得了吗？
正式动员和山东一样，讲东北多麽好，大豆有多大个，高粱米营养多麽丰富。出冷口一看，都是荒山秃岭。再一吃高粱米，有人就端着饭盆去问医生：你说高梁米营养多麽丰富，你怎麽不吃呀？
苏北新四军在辽西瞅看高梁米，愁眉苦脸不动筷。山东八路军在辽东瞅着高梁米，“吧嗒吧嗒”掉眼泪儿。
瞿文清那个连到辽阳后，没米没菜也没炊具。司务长说咱们下馆子去。大家乐坏了，一路上见不少城市高楼，虽没进去也开眼了。这回要下馆子，看看这关东馆子几个盘子几个碗。进屋规规矩矩坐下，每桌端上一大盆红眼高粱米饭。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就是不想动筷。
黄达宣几乎是在平生第一次吃高梁米饭时，才明确自己是到了关东的。
不是他不爱思想，实在是他大累了。
最苦最累的，就是像他和瞿文清这样的人。
“是兵不是兵，背上四十斤。”他是机枪手，1挺捷克式，250发子弹，背包，粮袋，加一起有60斤。机抢本是3个人轮流扛的，那两人个小，大部份时间他都扛着。后来抽出个人帮病号背枪，那机枪就长在他肩上了。
开头每天60里左右，逢上雨天还能休息。过平津铁路后就加快了，每天百里以上，下小雨也走。他不知道山海关已经打上了。但他知道是有情况了，明白这个能凭空生出许多力量。有的人却愈发不行了。他就把米袋、步枪甚麽的，再往自己肩背上堆。
关键是休息不好。
行军最重要的是不掉队，不减员。干部神通再大，也关照不过来。靠谁？靠骨干，靠黄达宣和瞿文清这样的活跃在最基层的骨干。
他有两个“巩固对象”，一个叫唐大荣，一个叫唐维民。唐大荣30多岁，全班年纪最大。他打仗好，挺勇敢，就是“家庭观念重”，爱发个牢骚，那牢骚大部与老婆孩子有关。唐维民16岁，文弱得像个书生，一天说不上几句语。他堂公在苏北出发前跑了，连里去找没找到，把他拉来顶替。连里再三叮瞩，要他“承包”这两个人。后来，唐大荣当了排长，打天津时负伤；唐维民当了副连长，在朝鲜二次战役时负伤。负伤后再未见过，至今也不知在哪里。
每到宿营地，他就对二唐说：你们累了，歇着吧。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别跑了，有人盯着哩”。说完就去找柴禾烧水，烧好再给端过来。洗脚是行车中第一件大事，比吃饭都重要。洗完了，谁脚打泡了，再帮着挑泡，穿上马尾巴。有时这一切做完了，自己脚未洗，饭未吃，倒那儿就打上鼾了。醒来后，冷丁一下，看看二唐，有时就想：要跑这不是早跑了吗？
黄达宣和瞿文清都说自己从未动过开小差的念头。开头，瞿文清是觉得有碗饭吃，黄达宣是记着那斗小米。后来，是觉得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对咱好，咱得对得起人家，不能让人家难心。
二唐对他挺反感，觉得他是个“特务”。他也觉得这个角色很尴尬。逐渐地，都不这样想了。一个大哥，一个小弟，加一块劲头也不比他大多少，这些事情本来就该他干的。后来二唐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