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 作者:张正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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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血红 作者:张正隆- 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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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道屯一仗打赢了,也打惨了。
  张耀东老人,当时是2纵6师17团1营1连3班副班长。
  老人说:王道屯是个不到50户人家的小村子。敌人是195师585团,已经修好了工事等上了。侦察报告却说是一个连加个营部,刚进村。团里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冲进去把它一口吃掉。
  就我们一个营攻击。1连、2连并肩突破,3连是预备队。村口有个胳膊肘弯儿,两个连全打那儿了。那轻重机枪打的呀,就像用扫帚似的,雪打得都迷眼睛,我的狗皮帽子穿俩窟窿。3连再上,也不讲究战术,还是硬上,也打趴那儿了。
  头天夜里飘一夜大雪,深没膝盖,雪一停,那天“嘎嘎冷”(东北话,形容天极冷)。我的脚指甲全冻掉了。你想想,从上午9点多钟到天停黑,就那么在雪窝子里趴着,那人能怎样?可当时不知道,好你也没觉怎么冷。我趴在个尺把深的车道沟里,前后左右全是人,黄糊糊的,血糊糊的,把眼睛都看红了。大都是负伤后冻死的。团里担架连没来。营连几副担架也都打那儿了。没炮火掩护,有担架也上不来呀。
  天快黑了,炮响了,后续部队上来了。我们开始冲锋。都冻僵了,也爬不起来呀,爬起来也晃晃悠悠站不住。站不住也冲了进去!人到了那份儿上,什么想不出来的事都能做出来。我还炸掉了个地堡,立了一大功。
  战斗结束,我把全连机枪划拉划拉扛回来,5挺,扛两次。一看人,连长,通信员,司号员,还有个4班副,都是趴在车道沟里活下来的。还有在后边做饭的司务长和两个炊事员。全连126人就剩8个。2连剩21个,3连剩40多。早晨还一口锅里吃小米干饭,猪肉炖粉条儿,都唠快胜利了,也该回家娶个老婆,好好种上几亩地过日子了。昨晚一个连住半拉村子,现在连一铺炕也住不满了。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人,这么快就没了。
  指导员和我的排长都是苏北人。指导员总爱讲将来办集体农庄,用拖拉机种地。有人问他拖拉机什么样儿,他愣了一下,笑笑,说不知道。排长对我可好了,行军给我扛枪背行李,吃饭总往我碗里夹肉,说你有文化,好好干,将来有出息。他说惦着要看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夜里行军老远见到沈阳灯火通明,就说将来一定要进去看看。打下彰武有电灯了,却停电,只看到个电灯泡。
  (有的老人说,他老家的乡亲们到今还在点煤油灯。)连长不知怎的说了句“烧水”。通信员端来热水让他洗脚,他傻了似地愣坐在炕沿上没反应。通信员碰碰他,他一脚踢翻脸盆:洗你妈个巴子!吼一声,抱着脑袋蹲在地上,呜呜哭。
  要去看看倒下的战友,团里不让。纵队派来文工团演节目,让我们去看。谁还有那心思呀!
  唉,王道屯,王道屯,王道屯……
  血溅文家台
  厚重的积雪,压迫着山岭、沟谷和大地。
  文家台的茅草房好像承受不住了,挤挤擦擦地依靠在一起。坡坎上的房子,坡上的一边被雪埋住了,另一边露出黑褐色的泥墙。冰锥像巨兽的獠牙挂在屋檐下,窗户纸在风雪中发出呜呜的颤音。破处用烂布团塞着,远看就像乱七八糟瞪着的一支支黑眼睛。
  新5军军部、43师和195师残部,军长陈林达和师长谢代蒸,留光天,就是在这里被歼灭、俘获的。
  雪野中一场血战。
  3纵7师20团3营,最先冲进文家台。
  赵绪珍老人说:当时我是宣传股长,随3营做战时宣传鼓动——那时好像还没有“蹲点”这个词。突进去敌人就反冲击,一次又一次,想把我们赶出去。新5军是精锐,装备好,也真有股子死硬劲头。几次反冲击被打下去,就组织军官敢死队,端着冲锋枪往上冲。冲不动了,就把尸体垒成肉垛子工事坚守,或是推着尸体一点一点往前拱。
  3营据守村边一个地主大院,房子和围墙打得七裂八半,窟窿豁子冒烟起火。不断有人倒下。脏污的雪地上,烈士和伤员倒卧在一起。能动弹的,就撑着爬着,找个背风的角落偎着。
  营长牺牲了,副营长、战斗英雄李海西也牺牲了,教导员张林经(离休前为原昆明军区炮兵政委)负了重伤,副教导员在后边组织抢动伤员。没人了,我就指挥。
  我抱挺加拿大式机枪。不管伤得怎样,能拿动枪的都打。也不知打死多少,就看见黑糊糊的一片。天亮了也未注意,打完仗一看哪,阵地前开阔地上没膝深的积雪没白色了。最前沿一条20多米宽的干河沟,米把深的河床都填满了。
  3营伤亡2/3,一座大院也快红了。唉,别提了。战斗后期,有些伤亡是自己的炮火打的。炮纵四个营调上来,初学乍练,有的炮弹打到自己阵地上了。
  被自己的炮弹打死,那滋味儿不一样。可大家还是挺高兴,不然伤亡就更大了。
  没打过仗不知道,一听说伤亡多少多少吓一跳,以为都死了。一仗下来,一、两个月养好伤,大部份又都回来了。可在那“鬼呲牙”的天里打仗,受伤抢救不及时就完了。好人都冻僵了,伤员流那么多血能受得了?什么姿式都有。缩头袖手的,往屋里爬没爬到的,互相搂抱着取暖的,扯也扯不开……唉,别提了。
  敌人也是,大都是冻死的。有的冲锋时打伤了,腿一软就跪那儿了,雪深,也不倒,一刽儿就硬梆梆冻那儿了。一个个呲牙咧嘴,鼻涕拉花的,有的坐在那儿,瞅着好人似的,脸上还是副笑模样……
  打完仗,一个个身上血呀雪呀冰呀的,也不爱说话。有的就蹲在那儿,叭嗒叭嗒抽烟,叭嗒叭嗒掉泪……
  四平
  一场雪下来,太阳一照,没到中午就开始融化了。水叽叽的,一抓一个团。
  太阳落山,一晚上又冻得硬梆梆的。
  四平就是在这时打下来的。
  1纵、3纵、7纵攻击,炮纵160多门野炮、榴炮、山炮轰鸣。仍由1纵司令员李天佑指挥。1纵首先突入城内,3纵和7纵也相继突破。23小时结束战斗。
  7师出了点麻烦。
  二保临江时,吕效荣率领煅击排冲进敌团指挥所。一颗子弹从左耳打进,从脑后穿出,组织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烈士花名册”。四战四平,又险些当了烈士,一块弹片至今还嵌在肺尖上。
  (采访过的身上带着弹片的老人,很多都是在四平留下的“纪念”。)部队冲到城根时,两个暗藏的火力点,突然在屁股后面打响了。前后夹击,突击连都打在雪地上了。
  师长在指挥所骂:娘卖X的,都趴着干什么?怕死鬼,给我冲!
  师长骂团长,团长骂营长:你们怎么搞的?怕死鬼………
  团长没骂完,教导员薛新文跳出指挥所,一挥手枪:跟我上!没冲出20米远,就被打倒了。
  很多老人都记得薛新文:中等个子,小白脸,火暴脾气,能说能干能打仗,自尊心特别强。
  教导员牺牲了,副教导员吕效荣带人上,也被打在那儿了。前边趴着带突击连的副营长,也负了重伤。那血,一会儿就把水叽叽的雪浸红了。
  全营340人,打完仗算上炊事员不到150人。
  两个火力点敌人支撑不住了,出来投降。
  “我操你妈呀!”8连副连长操起机枪就是一梭子。
  枪被抢下了。副连长受了处分。
  血腥和尸臭。早已被岁月的风雨洗刷罄尽了。但战争的遗迹,在今天的四平清晰可见。
  英雄街有座“大破楼”,里面住着几户人家,还有个五保老人。那种弹痕累累的残破,一眼就能与被风雨剥蚀的残破区别开来。
  “四平”这个名字本来另有出处,一些四平人却那么自信,说是这里当年打了四次,才得名“四平”。并认为这个名字不吉利:叫个什么不好?叫个“四平”——不打四次能安稳平静吧?
  从民房到公共建筑,四次共打平了多少?这是很难说得清的。但四平平得不够,是不应置疑的。在“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的“文化大革命”中,四平是黑土地上打得最凶的城市之一(还因为它是战略要地吗?),有些当年幸存的建筑,又在武斗中打坏了……
    再死一次
  ——黑土地英雄谱之二
  四平有条“仁兴街”——那是为纪念倒在血城中的邓华纵队长1师师长马仁兴而命名的。
  辽源有座“树棠山”——那是为纪念3纵8师-位排长陈树棠而命名的。
  锦州有条“士英路”——那是为纪念2纵5师一位董存瑞式英雄梁士英而命名的。
  笔者看过几本黑土地英雄谱,仅一个3纵,命名的战斗英雄就有100多。
  还有那没有命名的。
  黄达宣老人说,1946年9月,独立旅1团攻打哈尔套。从偷袭未成就强攻。2连没冲进去倒下一片,1连冲进去了,占领一座大庙。敌人反冲击,你来我往打到下半夜,连长和两个排长都牺牲了。脚下都是尸体,黑灯瞎火也不知还剩多少人。墙外就是敌人。他一遍遍小声召集队伍:1连的都出来!1连的都出来!数了数,站到他身边的是7个人。打完仗再清点时,是18个。
  他没看,也没想看看当时都有谁没站出来。
  老人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都是英雄,没爬出来的也不能说“狗熊”。战争就是那么回事儿,再勇敢,再英雄,也可能有胆小、怕死的时候。谁都是爹妈养的,都是人。
  从世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像战争那样,更能检验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优劣、强弱了。一个人也是如此。战争的雷电迅疾地铸造着伟烈的男子汉,也在顷刻间把王继芳之类的灵魂剥个清(精?)光。
  只是,应该怎样理解那种“两头冒尖”的部队和人呢?
  功臣思想严重,在脱离领导的途中,享乐腐化成风,骄横霸道,发生问题很多。㈠带队人不负责任,被带人不服从管理,由于带队人都是临时指定的,甚至指定警卫员(四纵),因此都是临时观点,弄得乱七八糟,有的中途就下车了,有的私自回家了等等。㈡卖公物捣买卖成了普遍现象,如九纵队卅四名学员中就有卅名卖过东西,别的纵队较多的有十纵廿七人,三纵廿四人,七纵廿人。㈢蛮横作风严重,如四纵有三个人打了老百姓,还有一人打了很小的孩子。一纵七人打车夫,二、四纵队缴车站执法战士的枪乱打执法队的枪,三纵对区政府人员发脾气,四纵队有大道上作障碍挡汽车拉他们,强迫要老百姓的拉粪车拉人,吊打退伍军人(因偷了他们一件东西)与通化县委吵嘴,强迫老百姓做饭,不给做就要捆,吓得老太太跪下磕头,八纵的大闹牡丹江戏园子,=九纵带队人廿六师参谋刘振江擅向肇东县政府要粮三百斤,又向九纵某科长要钱廿五万元,企图从中贪污粮食钱(查出后,将钱追回肇东县政府了)。④《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的这段话,说的是各纵队学员赴炮校学习途中的所作所为。
  既然被选送到炮校学习,就应该是思想好,文化也比较高的,因而也是比较文明的。
  1948年1月16日,谭政在《关于人民军队建军路线的报告》中说:XX师(即16师——笔者)是井冈山下来的。是红军的“老祖宗”,但部队非常不团结,上下不团结,官兵不团结,军民不团结,许多干部因此要离开部队,战斗力眼看着下降,那个部队所谓有三凶主义:对敌人凶,对老百姓凶,对自己同志凶。⑤怎么个凶法呢?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打仗嗷嗷叫,像八路;抢战利品,打骂老百姓,就像土匪了。
  这种“三凶主义”的部队可不止一个16师。东北野战军中另一支“两头冒尖”,“野”得很的七纵,在攻打锦州老城时为了多捞资财和俘虏,兵力部署上不仅考虑怎样消灭敌人,还充分注意到不能让别的部队插进来。这样一支很能打的部队建国不久就被撤销番号,有的老人说就是因为另一头太冒尖了。
  八路军“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而国民党正规军却“对居民纪律颇好”,这与多少年来通过各种宣传工具进行的“传统教育”,是格格不入的,乍听简直有点令人难以容忍。
  没有根据地,“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辽沈战役期间,一些部队仍然“到一处吃一处,到一家吃一家,有的甚至连白条子都没开”⑥,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历次农民起义,基本都是这样子。
  那时的共产党人,敢直面人生,也不讳疾忌医。
  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发展强大起来的。
  “死一回了,够本了。”小说上这么说,老人们也这么说。
  但老人们还说:只有死过一回、几回的人才更懂得生命的宝贵。
  还有老人说:什么叫打仗?打仗就是把脑袋摘下挂在腰上,一仗下来没了,就算“成功”了;摸摸还在,就说“又生一次”。特别是参加尖刀连、突击队,当爆破手,上去下来多少次,就等于生死多少次。现在人有文化,打仗前写遗书,我们那时“说遗话”,叫“再死一次”。有的还对老乡和知心的说:到时候把我弄回来呀,可别叫狼狗掳了。
  铁与血与火,把曲一战壕中人的灵与肉铸结在一起。战争在铸造生死与共的热情和献身精神的同时,也在铸造冷漠、残酷和野性。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战胜敌人的目的,统一于塑造战争中人的独具的性格、感情和价值观念。
  在战争打响或即将打响的瞬间,一个初上战阵的士兵,可能会情不自禁地惊叫一声,掉头逃跑。一个正待同样动作的士兵,看到一个亲密的伙伴倒下了,可能立刻就红了眼睛扑上去撕杀。几仗下来,一个在家连鸡都不敢杀的人,可能对一个苦苦哀求的敌人伤兵无动于衷。一个再三教育别人不得虐待俘虏的连长、指导员,可能会把子弹连同咒骂一齐射向举起双手的对手。
  枪林弹雨中旷日持久的冲杀,耳膜饱受爆炸的冲击,眼睛因硝烟和疲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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