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总共有10多年时间。当然，我们集中全力投入这项翻译工程是在它1996年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之后。无论如何，用“十年磨一剑”形容我们的这部译作，还是十分恰当的。
其实，花费10年或10多年时间翻译《摩诃婆罗多》是正常现象。想当初，印度一批优秀的梵文学者历时近半个世纪，完成了《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其间，首任主编苏克坦卡尔逝世后，由贝尔沃卡尔接任主编，而贝尔沃卡尔年迈体衰后，又有威迪耶接任主编，真可谓“前仆后继”。在精校本问世前，《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只能依据通行本。印度学者K。M。甘古利用散文体翻译的《摩诃婆罗多》（1883—1896）是第一部英语全译本。印度学者M。N。杜德用诗体翻译的《摩诃婆罗多》（1895—1905）是第二部英语全译本。在这两种英译本产生之前，法国梵文学者福歇（H。Fauche，1797—1869）就已着手翻译《摩诃婆罗多》全诗，但他翻译出版了全诗18篇中的前8篇（巴黎，1863—1870），不幸逝世而中断。按照他的生卒年推算，倘若他不是在60多岁，而是在50多岁时动手翻译，就能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摩诃婆罗多》的法语全译本了。美国梵文学者布依特南（Van。Buitenen）于1967年开始依据精校本翻译《摩诃婆罗多》，相继出版了三卷（芝加哥，1973、1975和1978年），包括全诗的前5篇。在第三卷的前言中，按照他的估计，全诗译完出版大约要到1983年以后。可是，他不幸于1979年去世，享年51岁。倘若天假其年，他在60岁以前就能完成全诗翻译，实在令人惋惜。
确实，对于一个梵文学者来说，必须有了充分的学养积累之后，才能着手翻译《摩诃婆罗多》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也就是说，一个梵文学者决定翻译《摩诃婆罗多》，就意味着要为它奉献自己一生中的学术成熟期。幸运的是，我们这个中文全译本依靠集体的力量，最终得以完成，没有夭折。然而，这项翻译工程的发起人，我的同学赵国华已于1991年英年早逝（享年48岁）；我们的老师金克木先生亲自翻译了《初篇》前四章，为我们确立了翻译体例，此后经常关心我们的翻译进程。他也未能见到这项翻译工程完工，而于2000年去世（享年88岁）。现在，全诗译稿已经完成，即将付梓出版，也可告慰他俩的在天之灵了。
自1996年这项翻译工程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后，翻译任务由郭良洌А⑾刈⒏鹞⒗钅稀⒍吻绾臀夜餐械！Ｎ易魑钅恐鞒秩耍顺械７肴挝裢猓垢涸鹑橐敫宓男６┖屯掣骞ぷ鳌Ｕ庑┠昀矗野阎饕θ纪度胝庀罟ぷ髁恕Ｋ孀殴ぷ鞯慕梗以嚼丛礁械秸馐且怀〕志谜健⒁怀 奥砝伞背づ埽仁嵌宰约貉跄芰Φ募煅椋嵌宰约阂庵竞鸵懔Φ目佳椤Ｎ矣幸恢钟薰粕健⑻焯焱谏讲恢沟恼媲懈惺堋６屠凼保吹窖矍耙丫瓿傻墓ぷ髁浚只峒し⑿判暮土α俊Ｓ绕涫抢胱钪漳勘暝嚼丛浇咏恼庖涣侥曛校胰窆嶙ⅲ找约桃沟毓ぷ鳌３３Ｊ且拱敫楸嗜胨螅沃谢乖诮蟹搿Ｔ谡庑┤兆永铮赌怕薅唷贩路鹨延胛业纳隙唬刮医钪械钠渌磺兄弥韧狻Ｎ夷芴逖榈降硗庵锔舜吹木裼湓茫庵志裼湓糜帜茏沙５墓ぷ餍省Ｎ野底越獬莆把熟保簿褪墙肓怂嘉攵ǖ摹叭痢本辰纭�
对于翻译《摩诃婆罗多》的意义，也是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而加深认识。我以前对《摩诃婆罗多》的理解侧重于它的主要故事情节和一些著名的插话。《摩诃婆罗多》中插话的内容包括各种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宗教、哲学、政治、律法和伦理等。我早在1973年就曾作为翻译练习，译出过其中最重要的宗教哲学插话《薄伽梵歌》。而这些插话数量之多，大约占据了《摩诃婆罗多》全诗一半的篇幅。由此，《摩诃婆罗多》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它的内涵溢出了西方的史诗概念。我们这次译出《摩诃婆罗多》全诗，尤其是其中的《和平篇》和《教诫篇》，我对这一点有了更直接的体会。
英语中的史诗（epic）一词源自古希腊语，原义是“言论”或“说话”。正如伏尔泰所说：“习惯使此词变成专指对英雄冒险行为的诗体叙述。”这是西方传统的史诗概念，或者说，史诗主要是指英雄史诗。按照这种史诗概念，《摩诃婆罗多》可以说是一部以英雄史诗为核心的长诗。然而，《摩诃婆罗多》自称是“历史传说”（itihasa，意思是“过去如是说”）。这样，《摩诃婆罗多》倒是更符合“epic”的汉语译名“史诗”。它是以诗的形式吟唱印度古代历史传说。它涉及创世神话、帝王谱系、政治制度、宗教哲学、律法伦理和天文地理，全都以婆罗多族大战的故事主线贯穿了起来。也就是说，它以古代英雄传说为核心，全方位地记述印度古代历史。它的功能类似中国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它是印度古人在没有书写习惯的条件下记述历史和保存文化的一种特殊手段。
史诗和史书存在一些本质的区别。史诗记述历史传说，史书记述历史事实。史诗饱含艺术想像，史书崇尚实有其事。史诗（尤其是原始史诗）以口头方式创作和传播，史书以书面方式写作和传播。然而，史诗内容的传说性主要是指诗中的人物和事件、诗中提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并非完全虚构。《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处在印度从原始部落社会转化为国家社会的时代，也是从吠陀时期的婆罗门教转化为史诗时期的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时代。《摩诃婆罗多》中提供的种姓制度、宗教礼仪、律法伦理和风俗习惯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而且，史诗作者依据他们所处的时代，在这部史诗中充分表达了他们的宗教哲学思想和社会理念。这些思想和理念不仅通过直接的说教方式表达，也通过史诗人物和故事形象地表达。可以说，这些思想和理念是印度古人世世代代积累的人生经验和智慧的集中体现。因此，这部史诗在印度古代最终也被尊奉为宗教经典，称作“第五吠陀”。
基于这种情况，印度古人对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文化定位有所不同。他们将前者称为“历史传说”，而将后者称为“最初的诗”（adikavya）。《罗摩衍那》的人物和故事比较集中，虽然也有插入成分，但不像《摩诃婆罗多》那样内容庞杂。它更接近西方传统的英雄史诗概念。当然，作为史诗中英雄的品质，《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一样，具有强烈的宗教伦理色彩，也就是以“正法”为规范。这一点明显不同于西方原始史诗中英雄的品质。
印度传统将《罗摩衍那》称为“最初的诗”，主要是着眼于艺术形式上的变化。《罗摩衍那》虽然与《摩诃婆罗多》一样，也主要采用通俗简易的“输洛迦”诗体，但语言在总体上要比《摩诃婆罗多》精致一些，开始出现讲究藻饰和精心雕镂的倾向。而这种语言艺术特点在后来出现的“大诗”（mahakavya）中得到充分体现。“大诗”也就是古典梵语叙事诗。按照檀丁（约七世纪）在《诗镜》中的描述，“大诗”分成若干章，故事取材于传说或真实事件，主角是勇敢高尚的人物，诗中应该描写风景、爱情、战斗和主角的胜利，讲究修辞和韵律，篇章不要过于冗长。这说明“大诗”的艺术特征更直接导源于《罗摩衍那》。因此，印度古人将《罗摩衍那》称作“最初的诗”，同时把传说中的《罗摩衍那》作者蚁垤称作“最初的诗人”。
我们译出了《摩诃婆罗多》，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起码有印度学和史诗学两方面的研究价值。前面已经说到，《摩诃婆罗多》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堪称印度古代文化集大成者。它为研究印度古代神话、传说、宗教、哲学、政治、军事、伦理和民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现代印度学者经常就这些专题对《摩诃婆罗多》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国际梵文学界也公认《摩诃婆罗多》对于印度学研究的重要性。美国梵文学者英格尔斯（D。H。H。Ingalls）在评价《摩诃婆罗多》精校本的功绩时强调，对于《摩诃婆罗多》的研究“将会成为照亮印度历史的光芒”。他接着又说道：“然而，没有这部校勘本，没有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对梵文学术作出的这一伟大贡献，就不可能获得这种光芒。”美国学者布依特南在他的《摩诃婆罗多》英译本第一卷导言中说道：“如果不能充分和自觉地吸收《摩诃婆罗多》中的史料，那么，西方关于印度文明进程的学问是很不完善的。”荷兰梵文学者狄雍（J。W。DeJong）则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了解《摩诃婆罗多》，怎么能阐释印度文化？”
而我在翻译过程中，还深切体悟到《摩诃婆罗多》隐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与史诗通常的特征相一致，《摩诃婆罗多》中的人物和故事也与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这完全符合史诗时代人类的思维方式。但是，这部史诗并没有耽于神话幻想，而富有直面现实的精神。它将婆罗多大战发生的时间定位在“二分时代和三分时代之间”，也就是“正法”（即社会公正或社会正义）在人类社会逐渐不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样，《摩诃婆罗多》充分展现了人类自身矛盾造成的社会苦难和生存困境。而史诗作者为如何解除社会苦难和摆脱生存困境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他们设计出各种“入世法”和“出世法”，苦口婆心地宣讲，也将他们的救世思想融入史诗人物和故事中。但他们同时又感到社会矛盾和人类关系实在复杂，“正法”也非万能，有时在运用中需要非凡的智慧。
无论如何，史诗作者代表着印度古代的有识之士。他们确认“正法、利益、爱欲和解脱”为人生四大目的。他们肯定人类对利益和爱欲的追求，但认为这种追求应该符合正法，而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追求解脱。他们担忧的是，人类对利益和爱欲的追求一旦失控，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斗，直至自相残杀和自我毁灭，造成像婆罗多族大战这样的悲剧。因此，《摩诃婆罗多》是一部警世之作。它凝聚着沉重的历史经验，饱含印度古代有识之士们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自然，他们的“正法”观也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但是，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历经种种社会形态，生存方式并无根本改变。马车变成汽车，依然是车辆；茅屋变成楼房，依然是房屋；弓箭变成导弹，依然是武器；古人变成今人，依然是人。社会不平等依旧，对财富和权力的争夺依旧，恃强凌弱依旧，由利害、得失、祸福和爱憎引起的人的喜怒哀乐依旧，人类面对的社会难题和人生困惑依旧。所以，《摩诃婆罗多》作为一面历史古镜，并没有完全被绿锈覆盖，依然具有鉴古知今的作用。我通过这次翻译工作，对《摩诃婆罗多》这部史诗由衷地生出一份敬畏之心。
如今，我们有了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汉语全译本，这就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了研究的方便。新时期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成绩卓著。最近，译林出版社又出版了一套“世界英雄史诗译丛”，也是对国内学者长期以来翻译世界各民族重要史诗的成果总汇。有感于此，我在为收入“世界英雄史诗译丛”的《罗摩衍那·森林篇》撰写的前言中说道：“如果我们能对印度两大史诗、古希腊两大史诗、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和世界其他各民族史诗进行综合的和比较的研究，必将加深对人类古代文化的理解，也有助于世界史诗理论的完善和提高。”
我在从事《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工作中，自然会关注国内学术界研究史诗的状况。我发现国内的史诗学理论建设还比较薄弱，尚未对国际史诗学的学术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二十世纪著名的帕里（M。Parry）和洛德（A。B。Lord）的“口头创作理论”也是最近才得到比较认真的介绍。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在运用西方史诗理论概念时，有一定的随意性。而在史诗研究中提出有别于西方理论的某种创新见解时，也不善于与国外史诗进行比较研究，以促进自身理论的通达和完善。这里，我想从“什么是史诗”出发，提出一些值得商讨的问题。
史诗属于叙事文学。叙事文学分成诗体和散文体。史诗采用诗体，属于叙事诗。据此，我们通常把散文体叙事文学排除在史诗之外。例如，《埃达》和《萨迦》都记述冰岛古代的神话和传说。《埃达》是诗体，《萨迦》是散文体。这样，《萨迦》明显不能称作史诗，而只能称作神话和英雄传说集。现在，译林出版社将《萨迦》也收入“世界英雄史诗译丛”，我以为欠妥。至于《埃达》，是称作史诗，还是称作神话和英雄诗集更适合，还可以讨论。
史诗的分类也很复杂。国际上有口头史诗和书面史诗的分类，与此相应，有原始史诗和非原始史诗的分类。口头史诗是以口头方式创造和传诵的史诗，如《吉尔伽美什》、《伊利亚特》、《奥德赛》、《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贝奥武甫》和《罗兰之歌》等。书面史诗是以书面形式创作和传诵的史诗，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和弥尔顿的《失乐园》等。口头史诗本质上是集体创作，经由历代歌人长期传唱，不断加工和改编，最后定型，并以书面形式记载保存下来。书面史诗（或称文学史诗）本质上是个人创作，是诗人采用或模仿史诗形式。因此，口头史诗可以称作原始史诗，而书面史诗可以称作非原始史诗。国内现在似乎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称为口头史诗，而将古希腊两大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称作书面史诗，我以为不妥。应该说，这些都是口头史诗，区别在于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是“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