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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场景从太白楼头的诗酒狂欢移到五百公里外江阴小城的旅舍孤灯，而且时光也同时往前倒溯五年，那时黄作为科举场上又一跃跃欲试者正在当地一家廉价客栈里发狠苦读。三更灯火五更鸡，废寝忘食，卧薪尝胆，怎么形容也不过份。因为这毕竟是那个时代有志之士实现生平理想最原始的途径，尤其对黄这样出身贫寒的市民阶层子弟来说更是如此。此前他已顺利通过县里的童子试，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得到常州知府潘君恂、武进知县王祖肃的器重与嘉奖。当然，这样的荣誉对几年后扬名天下，朝中名公贵戚争相结纳的黄来说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当时也确实令这位十七岁的少年新进很得意了一阵子。黄的计划是以同样的成绩通过郡试，正式取得庠生资格，那么日后的青云直上、仕途通达似乎也就有了一个良好而坚实的起点。以黄当时“慕与交者，争就趋君，君或上视不顾”的倨傲与自恃，这样的打算当然不至于被认为是什么奢望。有意思的是，他与后来成为他一生至交的洪就相识于如上的一次夜间长读——在某日夜间灯火昏昏、书声朗朗之际出于好奇相互循声寻访。相同的身世、家境、幼年丧父以及对文学的狂热爱好，很快令两位素昧平生的贫民知识分子一见如故，并从此相依为命。当时黄因家庭反对尚未习诗，洪行前偶然塞在行囊里的一册汉魏乐府不免令他大开眼界，于是复习功课之余两人竞相仿作。仅仅几个月时间，洪就坦然承认黄作无论诗艺及意境均已在自己之上。这是一个信号，也是本文的一个关键。在此后两人长达一生的友情关系中，我们将发现洪一直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尽管他的年龄较黄要大上四岁，却令人奇怪地甘愿对黄惟命是从，这与一个世纪后兰波与魏尔伦在伦敦的那段交往多少有些相似。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黄的天才和傲慢对他的神奇的征服力。这也就是说，令洪俯首称臣的并非黄的精神人格，而是艺术上的天赋与高度。了解这一点相信对我们认识两人一生的过命交情至关重要。
次年初春他们再度聚首，形影不离，不过地点已换在了由地方名士、经学家邵齐焘主持的常州龙城书院。作为一名资深学者和从前的翰林院编修，邵退隐以后一直热心于讲经授道，以培养和举荐地方才俊为己任，其身份地位略相当于现在地市一级的文联主席。而洪与黄的勃勃才气和风雅吐属也很快令他们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邵在公开场合乐于向他人主动言及，并引以为傲的一个不倦话题。邵同时也是第一个发现在黄的天才光芒里潜伏着某种危险阴影的人。在他现存与黄酬答的七首诗中，几乎都暗蕴指谬摘疵之旨。细玩词意似可明显看出，当时的黄极欲以诗词动公卿，扬名立万，事业上走的是李白当年那样的偏锋一路。这不免令一向主张以文学作修身养性之用的邵深感忧虑。从《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镛》里“得失亦区区，何时成忿怒”的苦心劝解到《和汉镛对境行》中“轻狂慎戒少年行，沈静更于养病宜”的直陈其非，一个语重心长的前辈形象跃然纸上。以黄的孤傲与大牌脾气，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恐怕很难听得进去。此后他的身影于是频频出现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间——以谒造名贤、拜访座师等各种世俗名目。游山玩水，乐不思蜀。当他得知嘉兴的著名学者郑虎文、湖南按察使王太岳等均系邵同榜好友，又央求邵分别修书代为引荐。“郑太史、王廉吏皆以国士待之。”（洪稚存《黄君行状》）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后者，除了日日酒宴相待，更是“每有所作，必持质黄秀才定可否”（左辅《黄县丞状》），简直是将这位二十出头的诗坛新秀当老师看待了。湖南向为诗国胜地，汩罗湘灵，水悲风郁，这使逗留那里近一年的黄从思想到艺术都受益匪浅。“自湖南归，诗益奇肆，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矣。”（同上）清朝的李白至此好象开始在诗坛上正式亮相。两年后朱笥河太白楼头黄吟毕掷笔那一瞬间“望之若神仙中人”的美誉，确实就象是当年贺知章在长安酒家初遇李白时所发出的“真谪仙人也”那一声惊叹的另外一个版本。
当黄仲则于一七六八年——一七七○年间在名山大川间浪游，意态萧闲，行万里路之时，洪稚存一直寄居阳湖亲戚家奉母尽孝，挣钱养家，孜孜不倦读万卷书，同时致力于经籍金石的研究与考订。常州向为清代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乾嘉学派的开山之地，一大批经学名家如孙星衍、翁方纲、汪容甫、朱筠等均与这里渊源颇深，一时间犹如星斗灿烂，竟相辉映。洪后来终能自成体系跻身一流大师行列，与孙、翁齐名并史称经史江左三大家。这样的荣誉在旁人看来自然风光无限，但只要读一读几年后他在京师所绘的带有自传性质的《机声灯影图》上的名人题咏，比如“读勤母心喜，读倦母心悲”“楼风刮灯灯一粟，书声机声互相逐”这样的句子，就会知道“业精于勤”在任何时代都不是一句空话。
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洪、黄二人艺术、性情、生活见解，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等均无多少共同之处。尽管有些书中热衷于以浪漫笔调对他们的友情作出夸张描述，但实际上两人的关系微妙、被动、热情高涨又相互厌弃。对此黄的一个经典说法是“颠狂落拓休相笑，各任天机遣世情。”而洪在著名的《与毕侍郎笺》中则说得更是直接干脆：“此君平生，与亮吉雅故，惟持论不同”。然而也许正是这种相互不以为然又能彼此容让的情感结构，反倒阴差阳错地成全了两人之间近二十年的交情。以今天的观点而言，洪一生成就在份量上较黄丝毫也不逊色，但在当初的实际交往中却摧眉折腰，整个一个谦卑、低调、息事宁人的老大哥形象。上海古籍版的《两当轩集》收录有黄存世唯一的一封致洪的书札，看看文中那种“欲足下深心阅之，求其用意不用字……更欲足下多读前人诗，于庸庸无奇者，思其何以得传”的狂妄口气，完全是拿后者当学生来教训的。还有一件事，黄当初在邵门下求学时呈献于邵的大量诗作，在邵死后不久出版的那本《悔存斋集》里却一首也没保留下来。而仅就邵文集里提到具体诗题的就有七八首之多。有一次邵偶然与黄提起自己从前的一次游历，黄当夜就写出新作《长句述邵叔宀衡山旧游》拿来投献。另外黄在诗集自叙里说自己当年“苦吟无师”，邵对他如何有知遇之恩，“遂守弗去，三年，公卒，盖无有知之者，乃为浪游”。而文中提到的这三年事实上正是他一生中感觉最为良好的浪游时期。更何况邵甚至在与他相识次年就已黯然与世长辞。当然这么说并不表示我对黄有什么偏见与不满。我的想法仅仅是：当我们描述一个人并试图对他的整体形象作出评判，某些为人忽略的细节有时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抵达完美与真实。
第四部分清朝的李白（2）
现在请允许我再将镜头切换到安徽，不过是在学政大人府署所在地的古城安庆。时间大约为公元一七七一年的春末夏初。尽管这里正厅设有圣人香案的办公大楼在黄一生的功名事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他却仍然时常感觉沉闷与乏味。当然，比起前些年芒鞋青衫、书剑飘零的旅行生涯，这里的一切太过于按部就班。好在有朋友洪的终日相伴，加上朱对自己确实也似乎格外器重，再说几年来仿佛火焰加速器般积蓄的灵感也需要有一个相对较为安宁的环境来加以整理，以便让它们完美、精彩绝伦地呈现在纸上。白天两人一同在衙门喝酒批考卷，晚上则奋不顾身写诗。一段出自洪手笔的生活实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他的写作热情到了如何疯狂的程度。首先晚上不大想睡觉是他的一个习惯。其次新作完成喜欢当场有人拜读叫好才算过瘾。由于两人同寝一室，作为唯一听众的洪于是只好每天晚上迷迷糊糊被他从床上拉起来。有一段时间黄才思敏捷，一晚上要接连写出好几首，“以是亮吉亦一夕数起，或通晓不寐”。天才人物身上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思想与行为不受制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不管别人死活。二十世纪的朱湘在自杀前写给友人的信中也曾说自己“每天二十四个钟点之内都在想着写诗，如今，总算是已经结清了旧账”，言下之意不无自忏与痛悔。以洪的厚道与豁达，当然不可能令对方扫兴，但一天公事下来晚上时常又无法安息，那种尴尬处境想来也实在令人同情。
几个月后发生在学政衙门里的一个小小事件，突然又使这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平静生活土崩瓦解。由于与同事某就某个诗歌问题——以才气为诗抑或以学问为诗——争得不可开交，双方一时都不肯退让，黄一怒之下竟然扬长而去，并从此不见踪影。根据后来从徽州方面传来的消息，黄当日出门后即典衣买舟，乘兴访戴，去那里看望一个旧日朋友。这样的乖僻行为对黄本人来说当然是潇洒得可以，但对于洪，既担惊受怕，在朱和同事面前又要打起笑脸做和事老，也真够难为他了。此后黄俨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浪游者形象，足迹遍布江南各处，凭吊山水，谒访名贤，而洪则被迫回到阳湖家中，继续他兢兢业业的学问生涯和养家责任。
一年后两人在常熟虞山再度相见，祭奠他们的恩师兼道德楷模——死去差不多已有六年的著名学者邵齐焘先生。但黄一向天马行空的行事方式使这短暂聚首再度出现某种戏剧性的场面：向洪突然托付后事——以前所未有的伤感语调与郑重方式——并且非要洪担任自己遗作的编辑兼出版代理人。这样的荒唐念头当然为后者断然拒绝，但黄显然不是那种能轻易改变自己决定的人。甚至在洪力辞不果，不得已而勉强答应下来以后，还硬逼他在该地仲雍祠的大殿上焚香立誓才告罢休。在此我想我们恐怕已经开始涉及到隐藏在他身体内的那个家族的秘密…一个阴影令黄家数代人谈虎色变的肺结核症。现有文献资料不仅表明他的祖父、父亲、长兄、女儿、儿子均死于此症，“甚而至于他的夫人赵氏，我疑心她也是因病肺而致命的”（郁达夫《关于黄仲则》）。当时黄的年龄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私下里受此病折磨已有近二十年的悠久历史。在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有关他形象的描绘中，黄看来属于那种宋玉、潘安式的标准美男。现存《清代学者像传合集》里的那幅唯一的遗像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也许正是因为他传神的文笔与俊朗的风仪一直令同时代人倾倒的缘故吧，以至白皙脸蛋上那两团终年不散的红晕，在一般人眼中也大多被认为是他神采的一部分，而根本不会想到它们竟然是结核病菌顽固盘踞的红色据点。在了解了这一不幸事实以后，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一直以父亲般的感情对待他的邵先生为什么在几乎每首赠他的诗中，都要喋喋不休地强调健康与心平气和的重要性。据黄自己回忆，邵甚至还千方百计为他觅来秘方，以细楷端抄寄赠于他。但黄身世与天赋之间的完全不成比例使他注定要成为李贺那样自虐型的诗人。这很难说是他的过错。正是与生俱来的那种强烈诗人气质使他敢于蔑视任何现实秩序和人情藩篱，象寻找风暴中心的火焰在发出巨大光照的同时也令自己坠入永恒的黑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虞山祭墓前的某个时期，他的身体再度遭受来自血液中的秘密敌人的无情打击（有关这一点后来我已经在黄作于次年的《呈袁简斋太史》四律所附的作者自注中“去秋先生招宴，以病未往”找到了佐证）。黄山绝顶的云烟，汩罗与剡溪深寒的秋水，这些骨清神逸的意象对诗歌也许是绝佳养料，而对一个资深肺结核患者来说则无疑是致命的。从他此后九年终因病入膏肓，客死异乡这不幸事实来看，当日虞山宗祠里的惶恐以及安排后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在对自己日趋恶劣的健康状况有了清醒认识后，他非但没有就此有所收敛，恰恰相反，从他当年晚些时候作出选择寒冷的北京作为定居之所的决定来看，那简直是打定主意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了。仿佛某种飞行速度的随意拉升和长跑运动员的中途冲刺——既任性又耗费能量——有关这一点我想我们以下很快就能看到。
无论对于家人、朋友以及作者个人，一七七五年冬末黄敝裘蹇驴突然出现在北京应该都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镜头。尽管时间过去已有两百余年，研究者对当初促成这一事件的内在原因依然缺乏必要的重视。从表面上看，这一年发生的诸多事情既令人眼花缭乱彼此间又看似毫不相干。首先新年伊始他突然作客南京随园一事就颇多蹊跷，紧接着又通过袁枚与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公子尹似村拉上了关系。三月风风火火编定了个人诗集并自叙生平。四月再度拜访好友安徽太平知府沈既堂，作诗留别，首次透露自己即将北上的计划。六月以后情势又急转而下，出人意外地任职安徽寿州正阳书院讲习，与当地太守及地方缙绅打得火热，诗酒唱酬，一副打算长期住下去的样子。十月女儿病亡，家报传来，尽管悲痛不已，却又不想回去处理后事。十一月尹六公子应请为黄绘的那幅《云峰阁图》寄到，几天后我们发现他就立即辞去了寿州的职位，一马一担，冲寒冒雪，正式起程北上入都。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当作一册年度日记来观察，那么作为引人注目的封面与封底的两个重要事实，应该是他的恩师朱笥河出任顺天乡试同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