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下复杂、暧昧的思想状态：兴风作浪或水光潋滟，或风波另起，或波澜不兴。自明室覆亡至清康熙十年黯然辞世为止，除中途短暂而荒唐的四年贰臣生涯外，这位清代最有争议的诗人几乎一直寄身于这里的水中韬光养晦，纹丝不动。仿佛他的身体就是溪石，他的血液就是落叶残荷覆盖下的流水的一部分。一六七一年当他弥留病榻之际回首往事，写下著名的《与子颢书》一文，令人意外地对自己从前的光荣与屈辱都深怀厌恶之情。其中谈到此园部分除交代当初从王氏后人手中购得及增删改建，总共约费万金外，还再三声明这是自己一生中唯一的最奢侈的消费。考虑到他筹此退计时的年龄只有三十五岁，应该有理由让我们感到惋惜和同情。几天后他的学生兼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苏松常巡备道卢綋闻报后轻车简从匆匆赶来探视，看到的已是由门人顾伊人、许九日、周子椒等从贲园大门内缓缓抬出的吴的遗像与棺椁。在我含糊而混乱的视线中，这个镜头偶然也会与后来在上海由黄源、肖军等抬着的鲁迅遗体的画面重叠在一起，有一种寂寞到了极致，以至难以用言词形容的哀痛与伤心。所不同的也许仅仅是，素怀兼济天下之志的吴中年以后醇酒美人、青灯佛卷的另类生活，事实上早已象是一具待敛的浮尸——在政治的凶险河流之上。而这次只不过是从精神到肉体都正式宣告寿终正寝了而已。
老师张溥
顾师轼的《梅村先生年谱》里，吴少年时代以前的生活仅只寥寥几笔，同时该书引用资料上的谨慎与吝啬也让人时有遗珠之憾。他似乎太注重所谓学者姿态和史家笔乘了，除告诉我们吴家原籍昆山，其父吴禹玉为当地乡绅兼知名塾师，及十二岁在同学穆苑先、吴志衍家先后借寓读书外，其它什么也不交代。倒是从同时代人所撰的传记里多少还可了解到“母朱太夫人妊先生时，梦朱衣人送邓以讚会元坊至”“幼有异禀，笃好史汉”等轶事传闻。在这种背景下，一六二二年吴十四岁时，吴中大儒张西铭的突然出现向我们传递出吴颇为诡谲的一生中第一个重要信息。明室末年，张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团体复社的创始人兼首任党主席，其身份地位一如现在某些西方国家的在野党领袖。有关两人的结识交往一直流传着两个不同的版本。一是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描述的那个富有戏剧性的细节：当时张在古镇同里设帐授经，“以文章提倡后学，四方走其门者，必纳文为赘，不当意即谢弗内。”有个被拒之门外的嘉定富家子气不过，“窃先生塾中稿数十篇投西铭，西铭读之大惊，后知为先生作，固延至家”。二是程穆衡《娄东耆旧传》所说的此事与一个叫李太虚的学者有关，天启初年李落魄在太仓知州府中任教，平时与吴家也略有往来。一日主人设宴，李席间不小心打碎一个玉杯，被东家说了几句后负气而出，吴父不但将其追回且暗中代偿所值。显然出于某种感德之情，李极力说服好友张溥将吴收入门下。两年后复社在苏州虎丘正式成立，由于与张特殊的私人关系，十六岁的吴于是也就成为该社中最年轻的党员，并以其优秀的学问人品被党内同人目为未来最有潜力的政坛新星。但在吴洋洋四十八卷的《梅村全集》中几乎找不到有关他老师的只言片语，这确实是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即使假设后来他们因政治歧见与人生取向分道扬镳，在早年的诗文中也应留下难以割舍的记录。那么，这里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变故呢？由于不能起古人于地下以问之，揭开这一秘密的任何努力看来都只好暂且罢手。
第三部分吴梅村事略（2）
会元榜眼
“天才”与“少年得意”是描述吴梅村年轻时代的关键词。他个人在有关早年生活的回忆中也曾真假难辨地感慨自己“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过其份，实切惊栗”。尽管他的亲友与政治同志们一直以来对他深怀期许，但当太仓乡贤吴禹玉的儿子于崇祯三年中举，崇祯四年春会试第一，秋殿试获一甲第二名——也即俗谓榜眼的捷音后来真的遍传家乡吴中时，相信很多人仍然是将这一消息当作某种科举神话来看待的。更何况那时他的年龄才不过二十出头。同时，他的恩师张西铭与他同榜登弟，且名次被他拉下很多的事实，也使那些试图从其它角度解释他的走运的人打消了念头。在北京，他由十年后在煤山吊死的皇帝亲自授于翰林院编修的职位。尤其是半年后奉旨完婚，给假归娶的风光，更是将他的知名度与世俗荣耀推向了高潮。当然，熟知那段史实的历史学家也许并不这么看。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就性质而言固然与现代的博彩业如出一辙，但在宿命论的表象下面，如果仔细加以观察，就会发现仍然有一只权力的黑手在暗中进行操纵。比如明史专家谢国祯先生想必就很乐意告诉你，吴当年令人眼热的富贵功名，说到底不过是当时甚嚣尘上的东林、乌程两大利益集团权力斗争的产物。首先与东林一派渊源颇深的首相周延儒有意收揽天下才学之士引为已援是一个原因，其次主考官李继贞刚巧与吴家又是世交，“祖竹台公与先君子为笔砚交，白首相欢。其父禹玉受业于余。余子又受业于禹玉，盖三世通家矣！”（李继贞《萍槎年谱》）他们的做法是“密嘱诸公分房于呈卷之前取中式封号窃相窥视……伟业由此得冠多士”。（陆世仪《复社纪略》，下引同）这事后来被乌程党暗中侦知后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东阁大学士温体仁当即指使手下薛国观向朝廷告发，复又鼓动御史袁鲸具疏参论。双方最终的一个妥协方案是将试卷进呈御览。好在吴的文章写得确实不错，“庄烈帝指其卷曰‘正大博雅，足式诡靡’”，这桩讼案才算有了阶段性的了结。
几年以前，当吴还在张溥门下“相率为通今博古之学”时，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复社成立以后的四年在年谱里又无一事可叙，不妨视作他个人有意低调处理与他老师之间关系的一种努力。尽管其时他的诗文已渐露大家风范，但朝野舆论将他看成张的衣钵传人，以及张一手创造的奇迹的印象似乎已很难有什么改变。次年夏天他的老师告假归里，数以千计的学子从全国各地赶来投拜门下，打算争做吴梅村第二，以至整座镇子都被挤得水泄不通的疯狂场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而对于吴梅村本人来说，更为麻烦的问题恐怕还在于他的老师自己在公开场合通常也这么宣称。也许在张看来，既然在他的指点下吴只花数元钱就一连中了几个百万大奖，那他理所当然就有资格在一定程度上行使对这笔巨款的支配权。考虑到仕途之初就附丽在体的这种尴尬与被动，相信对我们理解吴临终前的那些沉痛哀绝的陈辞会有很大的帮助。
政治明星
在谈论过一个传统文人和一个新派政治家由于偶然结识被不由分说捆绑一起的种种无奈以后，这个故事非但不可能就此结束，并且当年晚些时候很快就在北京初冬的寒风里出现了新的高潮与情节。在天桂余香尚未散尽的翰林院，吴作为张政治棋盘上占尽先机的一颗棋子，没过几天风光日子，就被他的老师强派以结党营私的罪名弹劾东林党的政治死敌温体仁——一个老奸巨滑的湖州人，在某些场合还被形容为明代的秦桧这一举措从表面看自有其大义凛然的理由，实际上则完全出于党同伐异的集团私利。这对其时刚在政坛崭露头角的吴应该是个严峻的考验，如果他答应这样做，就意味着必须将自己的大好前程与温可能会受到的处分放上同一天平的两端——而且是在事先没有任何取胜把握的前提下。但他后来自以为聪明使出的改由弹劾温的手下蔡奕琛这峰回路转的一招，既不见好于他的党内同志，反过来，在乌程党的政敌名单上，新科榜眼吴伟业的大名只怕仍然无法幸免。师命既难违逆，权臣又复可惧，在这样尴尬、复杂的现实形势面前，为了不至于让自己在党争之祸中陷得更深并争取能有一个体面的借口，提前结婚，乞假归里，以退为进，也就成为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途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这么做不无高明之处，几个月后吴人陆文声在温直接授意下反噬复社倡乱，吴因不在京师得以稍避其祸就是一个例子。
而在政界与权力斗争之外，骑在高头大马上，披红挂彩，衙役开道的吴于当年年底刚一进入苏州境内，立刻在当地绅民与旧日同学中成为万人争睹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两年前青灯茧窗、孜孜苦读的一介寒士，现在一跃而为天下知名的朝廷新宠，这是怎样让人感慨且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何况此行还有奉旨完婚、名人捧场、豪绅巨贾争相结交这样的热点可供炒作。一切看来完全符合原先设计中想要达到的效果：当吴带醉的身体终于在喜气洋洋的洞房花烛间消失，而且一进去就是几年没有出来。这以后他的京城同僚、朋党、政敌甚至皇帝本人眼中的吴梅村，也就很快由咄咄逼人的政坛黑马，转为一个温柔乡里英气销尽的世俗公子哥儿形象——迷恋床笫，纵情声色。而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一个圈套。对于当时急欲从身不由已的政治聚焦中脱身自保的吴来说，这样的角色完全出于他自己的精心策划与刻意扮演。
四年以后吴突然重返京师，官复原职，其时距一向令他惧怕、权势熏天的首相温体仁的下台仅只剩下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选定这个契机当然不可能出于偶然。考虑到当时温已明显失宠，朝廷的人事格局即将发生重大变动。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在家运筹帏幄，决胜千里，呆在皇帝身边静观其变、伺机而动显然是更为明智的选择。在我个人的阅读记忆中，这也是第一次对吴的政治机心有所察觉，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一个视线外的人物张至发的意外崛起，取代温而任首相，不仅令朝野人士大跌眼镜，对吴个人来说，更是感到深深的失望。虽然他当年秋天出任湖广主试以及稍后的东宫讲读官一职，总算将他的官衔从七品弄成了五品。但相比于胸中的济世才志，这样的闲官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几个月后突然发生的吴上疏痛劾政府张首相，次年又与同年杨士骢（即《桃花扇》里的一个暧昧人物杨龙友的原型）联手，对吏部尚书田惟嘉、太仆寺卿史□（上范下土）等温派传人发起攻击这些惊人之举，一直因其耀眼的道德姿态被史学界认为是“风裁整峻”，“直声动朝右”。而其中明显夹杂的朋党利益与个人忿恼，则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以吴素来有名的谨小慎微，行此形同拼命之策，可见其内心的愤懑与绝望已到了何等的程度。尽管如此，他的这种不计后果的自我炒作实际并没有取得多少效果，其中田惟嘉虽因不法情事确凿受到降职处分，张与史却纹丝不动，依然故我。尤其令他感到失望的是事后对所谓“尽忠”“直谏”的封赏与酬谢——南京国子监司业——个同样无所事事的闲官。因此，我们这位近四百年前的中纪委干部、廉政风暴的发动者上任以后无精打采，“登朝一月归”，决定再次回到家乡太仓韬光养晦，等待时机，这样的安排应该并不怎么出乎我们的意外。
第三部分吴梅村事略（3）
丧乱时代的爱情
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开头几年，南京作为腐朽而短命的南明小朝廷的首都，其政治上的意义一如民国时期的陪都重庆。当时那里聚集着全国最著名的政客、富商、艺人、怀才不遇的文士和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佳人，他们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征歌选色，醉生梦死。秦淮两岸的河房妓寮作为这方面的一个杰出文本，其繁华与靡烂程度简直超过了后来法国的香榭里舍和日本东京的银座。正是那个阶段有人在库钞街一带的艳窟时常看到频频出入的吴梅村。对于这个一向胸怀大志、持身谨严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个危险的信号。余怀的《板桥杂记》里曾详细披露了吴与当时名列秦淮八艳、素喜道家装束，以一笔兰花擅名画坛的妓女卞玉京非同寻常的关系。时间大约为公元一六四三年前后。通过《梅村诗话》里的有关叙述也可了解到，是年吴送生平密友志衍入蜀赴任时，卞曾以纨扇题诗画代为赠行，可见在此之前两人感情早已有了相当火候。卞同时也是吴一生中唯一公开承认的情人。但在元配郁夫人素来贤惠，不反对丈夫娶妾纳宠的宽松政策下，这对时人眼中的神仙佳侣始终未能象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横波那样花好月圆，终成眷属，直至今日尚有不少人为之感到惋惜。当然，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一个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那事情肯定就简单多了。事实上卞对自己成为榜眼夫人这一点一直怀有信心，但对方的推诿与王顾左右实在出乎意料，并最终令她心灰意冷。从表面上看，当时吴的暧昧态度似乎出自一个正派文人在纳妓为妾这样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所可能有的犹豫与举棋不定，但更深沉的原因恐怕还是和政治有关——还有什么比一个时刻打算应召出山、匡时济世的人更珍惜自己的声誉呢？几年以后清兵过江，两人各自随家人避难浙东，并从此音断书绝。七年后的一六五○年吴作客常熟钱谦益的拂水山庄，偶尔得知卞刚巧也正在当地一友人家寄寓。其时四十二岁的吴因国丧时艰、怀才不遇等重挫心怀不畅，我们多愁善感、色艺双冠的美人有可能也早已琵琶别抱。在得知两人之间的一段恩怨与曲折故事后，好事的钱当即慷慨激昂以月老自命，修柬代邀，但失望已极的卞坚持称疾不出，令吴深觉狼狈与自惭。这从他当天的纪事诗《琴河感旧四首》中也明显看得出来。其中“却悔石城吹笛夜，青骢容易别卢家”“缘知薄倖逢应恨，却便多情唤却羞”云云，既为自己当年的负心开脱，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乏真情的流露。次年初春虽说两人在苏州横塘又见过一面，但此时“江头燕子，旧垒却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