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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豪的例子，证实了好人需要“善霸”逼他做好事，好人多是伪君子，如果云龙契合，伪君子也会做出好事。我这种态度，才真真是“与人为善”。非但伪君子如此，甚至真小人真坏人也可以适时打造。我生平不怕同三八蛋合作，如果你厉害，使王八蛋无法施展他王八蛋那一面，他可能就变成一次好人，做出一次好事，“法门寺”中的宦官刘瑾，就是一例。
方豪事件的另一余波是，徐熙光神父后来也跟我熟识了。他后来跟一家书店有财务纠纷，但对方有黑道势力，他盼我帮忙讨债。那时我正被警备总部二十四小时派人跟踪软禁，我想黑道最怕警总，我大可借力使力、以毒攻毒，就答应了。讨债之日，对方果然有流氓现身，俨然武士刀出鞘模样，我手一招，跟踪在我背后的警总人员宣凤林等立刻上前，亮出身分，大喝：“你们有话跟李先生好好说，我们是‘保护’李先生的，你们乱来，就抓去管训！”吓得流氓鼠窜而去，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与徐熙光音讯不通二十多年后，章孝慈请我去东吴，消息传出，台中静宜大学也闻风而至，以聘书相招，聘书署名：“校长徐熙光”。我为之一笑，谢绝了他。后来陆啸钊告诉我：徐熙光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做“善霸”，一生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必报，绝不“算了”。我常说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因为这种人是非不分明。我一生中，对三个忘恩负义的人，都予以教训，三人都被我“写书伺候”以代“大刑伺候”过。他们是柏杨、林正杰、彭明敏。我有恩于柏杨，他受难时大力救他，我自己后来坐牢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方恨我义助柏杨。他出狱后疑神疑鬼，怀疑我与他前妻有染，因此对我不由分说，径行恩将仇报。高信疆透露此事给我，我对柏杨大为光火。我愤愤对信疆说：“柏杨也许可以怀疑我李敖的道德标准，但不可以怀疑我李敖的审美标准。——柏杨的前妻很多人觉得很漂亮，但根本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我又愤愤说：“美女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去的人；明星是最后知道自己过气的人；王八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婆偷汉的人；……”信疆一再劝慰我，我余怒未息，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拆穿柏杨。至于林正杰，党外时代我有恩于他，我帮他第一本党外周刊——《前进》打天下，几十万稿费，一文不要，他因此有钱买了房子。后来他为了政治目的，竟勾结起连联考程度都不足的手下国民党情治人员联手造谣，诽谤起“李大哥”来，被我一面写书予以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还鼓舞并协助“同好”一起拆穿，一面告到法院判刑。十年以后，他为林洋港助选，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对过去的冒犯，他自知理亏，面有惭色。至于彭明敏，我在台湾人受欺压时代，曾为他仗义。因他坐牢，他自述那段与我罕为人知的患难交情后，曾经写道：“我受难期间，他（李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至今仍时时回念感谢。”但是，二十多年后，在“台湾人出头天”后，他却出书删去了李敖，把“厚情和义侠”的外省人出了局。对如此忘恩负义之人，我写了一本《你不知道的彭明敏》拆穿他。或间如果时光倒流，我是不是还会帮助这三个人，我的答复是还会，因为当年对他们的义助，是基于打击国民党政府的不义，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是冀望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恩将仇报，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外，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这口气，要写一本书拆穿拆穿了。
其实，对忘恩负义的朋友施以教训，对我只是小焉者也。我真正的主力，主要全锁定在敌人头上，在我不胜枚举的著作中，从《孙中山研究》到《蒋介石研究》、从《拆穿蒋介石》到《清算蒋介石》、从《国民党研究》到《民进党研究》、从《蒋经国研究》到《论定蒋经国》、从《共产党李登辉》到《李登辉的真面目》。……这方面的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还鼓舞并协助“同好”一起拆穿，李世杰之于《调查局研究》、《军法看守所九年》。曾心仪之于《孙立人研究》、《孙案研究》、大风（潘君密）之于《新官场现形记》、沈醉之于《军统内幕》、程思远之于《政海秘辛》、唐德刚之于《李宗仁回忆录》、王小痴之于《三毛三部作》、司马既于刘心皇之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万亚刚之于《国共斗争的见闻》、宋希濂之于《鹰犬将军》、汪荣祖之于《章太炎研究》、谢聪敏之于《谈景美军法看守所》、谷正文之干《安全局机密文件》。……种种努力，真可谓“无隐之不搜、无微之不续”，蒋家天下碰到我这种死对头，可真生无宁日、也死无宁日了。
口诛笔伐之外，打官司也是我特有的癖好之一。被我告过的人，官职从“总统”到“五院院长”、官衙从台北市到台中、高雄市，全都无所遁形，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立委、国民党大特务、国民党市议员、国民党教授等等，无一不告。我如此惹起官司，事缘三十三年前我被国民党大员胡秋原告到国民党法院，从此便一路“过堂”、“听审”、“惊奇’、“拍案”，高潮迭起，几无宁年。个人也由“被告”而“原告”、由“小民”而“刁民”、由“自卫”而“卫人”，由“卫人”而好管闲事、为弱者打抱不平。于是跟国民党司法黑暗的前卫人士起了冲突，不论是法官污吏、不论是禁子牢头、不论是司法长官法务部长，一干人等，都在我“点名批判’之列。三十三年间，为真理、为正义、为自己、为别人，我打了太多太多的官司，与法官一千人等冲突几十场，出庭几百次，下笔几十万言，好讼之性，自少到老；是非之争，老而弥坚。坚挺之余，特在六十一岁大寿前夕，多场官司缠身之日，编出一本《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聊以为快意恩仇。这本书，共“点名批判”法官等司法人员四百五十人，像放榜一样，真是洋洋大观。我坚决相信：只有“点名批判”、“公布姓名”的办法，才能使法官知所警惕、无所遁形，进而形成外压力，促成司法的改革。否则法官失职，人不知鬼不觉，判决下来，只知道是“地院判决”、“高院判决’、“最高判决”，人们只能归罪法院，而不能揪出法官，这样认店不认和尚，绝非良策。须知法院是空的，法官是实的。只有紧迫盯人，才能找出病原所在。——坏事毕竟是人干出来的，不把人锁定，谴责房子又有个屁用哟！同样的手法，我也用“点名批判”、“公布姓名”法对付台湾有头有脸的各界人物。我写“八十五位混人花名录”，把要以“中华民国”之名重返联合国的八十五个“立法委员”名字一榜及第，统统公布；我写“斥一百六十二位教授”，把支持并推荐民进党尤清当台北县县长的一百六十二个“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教授名字一榜及第，统统公布。……这种下笔气势，可谓古今所无。
关于我好讼性格，有一段有趣的记录。1987年5月7日我有日记如下：“今天上午在地院十七庭开控司马文武等八人庭。司马文武说李敖写文章也有骂人的话，推事黄德贤说：‘那是另一回事，别人可以告他，与本案无关啊。’司马文武说：‘可是，没有人敢告他。’”——为什么没有人敢告我？因为告了会进一步惹得满头包。本来只被李敖骂一次的，因为兴讼，反倒挨更多次骂了。跟李敖纠缠，是得不偿失的。至于好讼是胜是败，我倒一直是以“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心态打官司的，我反正站在正义的一边，法官苟有异数，同我一边，是为“欣然”；法官同流合污，不同我一边，但他们的判决书可以被我遗臭万年，留为历史活证，这也不错，是谓“可喜”。打官司对我是“正义的娱乐”，既是“娱乐”，就要高高兴兴去面对，不能怄气啊！
有一次，黄。冶告诉我，阎愈政说过一句名言：“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因为他独来独往，高兴骂谁就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就毫不顾忌任何人地骂谁。他没有老板、没有上司、没有朋友，又一笔在手六亲不认，多痛快啊！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我听了，哈哈大笑，我说：“真是如此。斯大林说经过精密作业后把敌人一下子打倒，是人生至乐，我看我在争是非与真理的过程上，也有这种心境。打倒敌人是人生快事之一，你的敌人颠倒是非、歪曲真理，你把他拆穿，把他搞得灰头土脸，小李飞刀，千刀万里追，多开心呀！”有人问我：“你有这么多敌人，并且每天写文章结新怨，每月按几何级数增加敌人，到底有苦恼没有？”我说：“苦恼倒没有，困惑倒有一项，就是不知谁来杀我也。我跟胡茵梦离婚后，有人匿名打电话来，说：‘李敖，你这不要脸的爱情骗子，我要杀你全家！’我说：‘我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他说：‘那就杀你一个人。’我说：‘好呀，你就去排队吧！’”
“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年纪愈大，愈觉得这段话中最后一个字出了毛病。我觉得“终身之计”，实在不是树“人”，而该是树“敌”，该是树立一大票敌人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要使自己像一颗彗星，扫把后面是尾随的一大片杂碎，那片杂碎无他，彗星之敌也。在以不得罪人为得计的“中国乡愿”人士看来，我这种怪想法，实在不通，实在跟自己过不去，其实不然。事实上，树敌有树敌的快乐，其乐有时在交友之乐之上。并且交友之苦的流弊，也可以完全避免。我这样想：像我这样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为职志的人，广事交游恐怕是一种祸害。一来我没有太多余力同朋友搅和，二来在许多情况，朋友反倒是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的妨碍。当我坚持是非与真理的时候，往往跟朋友发生冲突，或者破坏了朋友的公共关系、人际关系，这样一来，反倒令人不安。如果不是朋友，就可以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如果四面皆敌，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干特干，这样多好！就在这种心境下，我慢慢变得以交友为苦，以树敌为乐。
不无遗憾的是，纵使我以树敌为乐，无奈这个岛上连敌人都不够看。我佩服的法国英雄戴高乐做总统时，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刺客伏击。刺客们一阵乱枪，朝戴高乐的座车射去，戴高乐头都不低，理都不理他们。结果行刺者一哄而散，逃之夭夭。戴高乐只讲评了一句话：“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如此而已。三十多年来，我备受国民党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小人们诬谤，对所有攻击我的人，我的讲评，也是如此。“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攻击我的敌人，实在不够料！基本上，他们是国民党教化下的一群杂碎，严格地说：他们做为李敖的敌人，是不够格的，如今我六十二岁了，我可以论定：我一生中，实在没碰到够格的敌人，虽然我也花不少时间排除这些杂碎，但在心情上，是游戏性的、逗乐性的、恶作剧性的，基本上，我根本没把他们看在眼里。江述凡跟人家常说：“李敖为人，极守行规，他的行规是基度山式的，一切恩怨，照方吃草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李敖不问亲疏，不论黑道白道。他不相信狗咬人，人不能咬狗，他虽是人，也会咬回来。这就是李敖的可爱处。”——所谓咬回来，就是我游戏性、逗乐性、恶作剧性那一面。述几这段话，是知我者言。魏廷昱告诉江盖世说：“批评李敖的人，没人比得上李敖的人品。李敖比他们至少高十倍！”也是知我者言。
1983年2月，我收到读者张大为的信，他说他看到Tom Wilson的漫画专集，看到漫画一个人拿着乒乓球拍打球，可是球打过去，对面并没有人，这人自忖道：“对别人可能是‘乒乓’，但对我只是‘乒’而已。”张大为说他看了这幅漫画，“第一个印象就是：李敖！”最后署名是：“您的读者‘Pong’张大为敬上”。我在足足一年后回信给他说：
十年前，我被李翰祥国联公司的刘经理诬告“诈赌”，说我跟蒋光超串通做假牌，法院传蒋光超去，蒋光超说大家玩牌是实，何来“诈赌”？并且当天晚上才与李敖相识，两人原系素昧平生，又怎能串通？法官大人发现整李敖就要整到蒋光超，乃不了了之。法官顺便问我会不会做假牌，我说假牌实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我凭真牌就可以赢别人，谁还要做假牌？
如今我在这个岛上，凭真牌就可以赢尽死友死敌死百姓，可以“Ping”尽芸芸众生而成one－man show，谁还要做假牌？
因此，我是第一真人，无须做假，也不屑做假，处处以真面目示人，这是我最值得自豪的。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中说辛弃疾，说：“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有才，却不知道李敖是“极有性情人”，我打遍天下的一“ping”，其实非我之才，而是我之真。大为老弟，以为然否？
除了我对“人”的有“Ping”无“Pong”之感外，我对“地”也有“不够看”之感。1984年9月5日，罗小如从美国来，问我今后的方向，我说跟国民党陷在一个岛上，又有个屁方向！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而连累得也无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