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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自由中国》已经停刊一年多了，我向殷海光谈到两点：第一，雷震搞新党，以雷震对国民党的了解，国民党会动手抓人。一动手抓人，《自由中国》就完了。《自由中国》一完，就表示大家几年来所争取到的言论自由，会被国民党收回去，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到《自由中国》的尺度，就不知道了。所以新党运动对传播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就像五四运动连累了新文化运动一样（我这一点看法，印证“80年代”在《自由中国》停刊后二十二年，重印《自由中国选集》都要被查禁，可见言论自由的大逆退）。第二，《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台湾，在知识分子以外、在上层以外、在纵贯线上以外，对乡土台湾、对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得不够。说到这里，我举我亲自调查的军中乐园为例：一个妓女每天被迫接客五十次，只分到一点点钱，这叫什么“人间天堂”？她们这样悲惨的生活，什么主义、什么人统治她们，都一样。如果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即使做了亡国奴，我想她们也心甘情愿。我亲眼看到她们接客五十次后老鸨们放鞭炮庆祝的景象，她们的痛苦，你殷海光等高级知识分子可曾知道？听了我的话，殷海光为之动容，他承认他们太不了解乡土台湾，不了解苦难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我的研究主题之一是《中国性史》，我拿出一些春宫画给殷海光看，他说他从没看过这种东西，为什么这些漂亮的女人肯照这些照片？他不明白。我说：“可能为了救她的母亲，可能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为了救她的丈夫。但绝不是为了爱国才照这些照片。‘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这些人是宁肯做亡国奴的——只要她们能脱离悲惨的命运！”
碧潭之游后，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谊，这时他在台大已被剥夺了讲学讲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没有了这种自由。1964年台大学生陈宏正等邀我到法学院演讲，我去的时候，学校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起来，校长钱思亮控制言论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几句话，我们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来胡秋原写信给钱思亮提出二十五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钱思亮怕了，居然朝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这一期间，由于我的支援，使他渡过不少难关，我说动萧孟能，高价支援《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写作，不过在我同殷海光的交往中，我觉得我对他最大的帮助，不在帮他研究、帮他印书、帮他生活、帮他在《自由中国》被封杀、台湾大学被停课后渡过许多难关。……我觉得我最大的帮助，是把他送入医院，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长两年之久。他死后，殷大大写信给林悦恒、罗业宏，私下承认“李敖救了殷老师一命”，即是指此。“殷门叛徒”王晓波未叛前写《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后来，殷先生由宏恩医院转往台大医院开刀，台大医院有公保，只要住二等病房就不必另外交费。宏恩医院的费用是李敖付的，因为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中只有李敖有钱。”这段话最后一句说得不对，当时殷海光的学生中绝非“只有李敖有钱”，最有钱的是陈鼓应。陈鼓应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财产和落地的房产，没分给他妹妹陈桃桃，一个人独吃了，他是第一有钱的，可是一毛不拔。张灏、林毓生家境很好，又在美国多年，也都有钱，至少都比我有钱，只是他们光说漂亮的话，不做漂亮的事，这些伪君子、伪殷门弟子，我是最看不起的！
在义助殷海光的时候，我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已经很难靠写作出版维生。我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那时候美军顾问团在台北，市面上品质好的冰箱冷气等电器，台湾不能生产，都靠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我和李世君合作，化名“OK李”，整天登英文报兜来旧电器，然后转卖。转卖时候，我都亲自参加搬运，与苦力无异。有一次卖一台冰箱给李翰祥，我在参加搬运的时候，被李太太张翠英看到，她说：“怎么大作家做起苦力来？”我说：“大作家被下放了，正在劳动改造啊！”为了坚守原则，不同国民党合作，我在谋生上的辛苦与心血，一般人是完全不清楚的，我也无须让他们清楚。从外表上看，我满有钱的，因为我知道在现实社会中，“充阔”比“装穷”更容易混，“充阔”至少可以贷得到款、贴得了现、借得到钱，“装穷”则全无用处。大家都说我有钱，可是谁知道我做苦力呢？
我不但没有钱，当时在财务上的窘迫，甚至非常严重。殷海光被宏恩医院“当场收押”“立即检查”的时候，院方立刻要三千元住院保证金，我就掏不出。经我和会计小姐挤眉弄眼，她同意我先开一张空头支票做抵，等我出去找到三千元后再换回。我把殷海光料理好，叫孟绝子、陈平景陪他，就直奔水牛出版社找彭诚晃，我拿出另开的一张三千元加利息的支票，向彭诚晃贴现。彭诚晃把我的支票翻过来掉过去研究着，我问：“怎么了？是假的？你研究什么？”他说：“你贴现干什么用？”我说：“本来不想说，你既然问，说也可以，老殷住院了，我要筹保证金，所以就找到你们小气的客家人头上来了。别啰唆了，快借钱吧！”可是彭诚晃却不肯借，我认为他太不够意思了，我说：“你们水牛创业，我帮了多少忙！《罗素选集》明明是我编的，你们却挂上刘福增的名字！我不愿和你们计较，可是这一次，为了老殷，我不会原谅你们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肯见彭诚晃这个人了。直到十多年后，我由萧孟能太太朱婉坚那边取得公证授权，把当年萧孟能卖给彭诚晃的版权全部作废，才算彻底作弄了这个客家人、才算出了这口恶气。
除了给水牛匿名编《罗素选集》这类事，我还为其他出版社做了很多，甚至一些畅销书，像《胡适语粹》等都是我编的。一来是做些有益读者的事，二来是以不正常方法赚点正常收入。编这些书，都不能由我挂名，那时候，拜官方之赐，“李敖”两个字已像黑死病了。
另一件匿名的活动是我应屠申虹之邀，与汤炎光办《文风》杂志。汤炎光是老“国大”代表，想出锋头，要办杂志，当时以我之名，根本申请不下来杂志执照，但汤炎光可以。于是达成协议，汤炎光只有挂名发行人的权利，其他编务、内容一概不得过问。于是我和屠申虹就包办了第一期，很寒酸，只有一张纸，分出四版，但一张纸照样闯祸。办出来后，一方面“中央研究院”登大幅广告斥责、抗议，一方面汤炎光被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去吃饭，劝他千万不可和李某人合作，否则后患无穷，汤炎光一听吓坏了，立刻打退堂鼓，不办了，我和屠申虹不便相强，相强也没用。不过这杂志夭折，却给我一个方便，我阴错阳差变成了电话阶级。因为当时电话很贵，用杂志社申请可半价优待，杂志垮了，电话长留，从此我家有了电话。由此一例，可以想像萧孟能待我之厚，跟他《文星》共事这么多年，编辑部也在我家，可是他却吝于在编辑部装个电话！电话以外，冰箱也如此。我离开文献会，住到安东街时候，他为我买了一个冰箱，却不是电冷的，而是每天由人送冰块来放进去的冰箱！我有电气冰箱，是1964年5月1日迁入水源路十九号之八“水源大楼”三号以后的事。在“水源大楼”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我与“H”同居——没有冷气、但有电气冰箱享受下的同居。“H”是苏州人，香港英文书院毕业，当时在NACC（美国海军情报中心）做秘书，美丽无比，是我女朋友中最漂亮的，她是“北洋军阀”唐天喜的女儿唐静琴介绍我认识的，唐静琴是她干妈。那时她的未婚夫去美，她被官方限制，暂时不能出境，所以跟我在一起，我过三十岁生日时，她正在我身边，那时正是我的盛年、《文星》的盛世。后来我搬到信义路四段二一七巷十六弄十九号之三国泰信义公寓四楼，她也过来。不久去外国了。去海外前陆建业、崔小萍拉她拍琼瑶的《窗外》电影，做女主角，在台湾因纠纷未能放映，后来林青霞做女主角的《窗外》是第二次拍的。
我虽被官方秋前秋后算账，但我气派不衰，最有趣的一件鲜事，是我阴错阳差，变成了汽车阶级。原来我被《文星》请出去，为自谋生计方便，打算买辆机车，不料买机车分期付款要两个房保，买汽车开支票只要一个房保，因为萧孟能不肯为我做保，我只有信义公寓妈妈名下一个房保，其他别无房保可寻，故买了三百六十CC的凯莉小汽车。我就是这样阴错阳差之下，成为汽车阶级的。那时候台北市面汽车尚少，我这辆身价连计程车都不如的小车，开起来却拉风得很，到处可停，与凯迪拉克无异也。印象最深的两次，一次是我跟女朋友“小Y”到淡水红毛城，另一次是去阳明山一家日式旅馆洗温泉，都开的这辆汽车。‘小丫’也是苏州人，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是女作家，所以她和我之间的情书颇多。“小丫’美丽、细腻而多情致，是最可爱的女人，洗温泉那次，她软语哀求、欲仙欲死，曲尽江南美女的婉转，令人终生难忘。
后来我的汽车换了，换成了和裕隆计程车一样的车，不过是全白的，仍旧极为拉风。那时刘家昌自费拍电影，想找一个假的制片人为他撑腰，制片人要阔，我因为是汽车阶级，被他看中，遂以购买我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为交换条件，要我开着车替“演”制片人，我同意了。自此跟演艺界扯了好长一阵子。他们好赌，我的赌技亦属一流，因此常常打梭哈。刘家昌此人嗜赌而艺不精，一意赢人而自己屡输。有一天有次牌局，我告诉他：“今晚有一个呆子参加。”他闻之大喜，入夜闻声而至。一赌之下，发现高手如云，他输得丢盔曳甲。这时他偷偷问我：“敖之，你不是说有个呆子吗？”我说：……“是啊！呆子不是别人，就是你小子呀！”——古时阿波罗发神谕会有一大国战败灭亡，但没说出是哪一大国，求神谕者欣喜而去，不知原来亡者乃自己之国也。又有一次刘家昌全部输光，一点赌本都没有了。他低声下气向刘维斌借赌本，刘维斌说：“除非你叫我爸爸，我不借。”刘家昌说：“大丈夫，怎么可以叫人爸爸？不过，叫人‘把拔’可以。”刘维斌问：“什么是‘把拔’？”刘家昌说：“‘把拔’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发音像爸爸。这样叫了，你以为我叫了你爸爸，我只认为叫了你‘把拔’，所以叫了等于没叫，可是赌本却借到了。”后来，刘家昌怀疑李翰祥给他戴了绿帽子，气冲冲跑到片场，当众打了李翰祥。事件发生后，我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们、朋友们，都坚信戴绿帽子是绝不可能的事，这件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因此我告诉刘家昌以李翰样不可能偷你老婆的种种证据，我说了半天，刘家昌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但是，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我听了，大笑，我说：“难道非做三八不可吗？难道非做工八不乐吗？难道要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老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啊！”有一次大家在刘维斌家赌钱，赌到天亮时，来了电话，刘家昌说：“一定是我老婆来查勤了，千万别承认！”刘维斌拿起电话，果然是江青打来的，刘维斌立刻把赌台上的生龙活虎气概，收敛得一干二净，反倒装出被电话吵醒的模样，语调迟钝，慢慢而断续地说：“……不在啊……没有啊……我昨晚拍片，今早四点才上床啊……”我们大家屏息静坐，不敢出声。事后哄笑不已，深叹刘维斌演技精绝。二十年后江青来台，到我家拜访我，我甚感惭愧，我觉得她与刘家昌婚姻的失败，我们这些当年的酒肉朋友不无责任。虽然我多年后，已变成律己极严的连清茶咖啡都戒掉了的清教徒，但是自海少作之情，犹未能免也。
当年我也去过几次舞厅。胡秋原说舞女“形而上者不能聊，形而下者不能搞”，妙句也！有一次与居浩然上舞厅，忽闻广播说：“居浩然先生电话。”居浩然正拥形而上而下之，置若罔闻。我提醒他有电话，居浩然正色说：“这里没有居浩然！我姓张——在风月场所，我都姓张。”我恍然大悟，难怪居太太查勤，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居校长！（淡江大学前身是淡江英专，居浩然做校长，我重考大学前，也考取过，所以辈分上他是我的“校长”。）还有一次余传韬从海外归来，透过徐钟珮，与我结识，两人一见如故，聊得开心。一起去王又曾开的仙乐斯舞厅，王又曾在旁作陪，点来舞女，左拥右抱之余，余传韬问我：“我在台湾做什么最好？”我说：“你组织新党最好，因为你跟他们有生殖器关系（余传韬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