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我想他是有道理的。我一直在走各种极端，一直在裁判自己。在我生命里总有锋利的剑，有变幻的长披风，有黑鸽子和圣女崇拜；我生怕学会宽恕自己。
我喜欢西班牙文学，喜欢洛尔迦，喜欢他诗中的安达露西亚、转着风旗的村庄、月亮和沙土。他的谣曲写得非常动人，他写哑孩子在露水中寻找他的声音，写得纯美之极。我喜欢洛尔迦，因为他的纯粹。
惠特曼和洛尔迦很不相同，他是开放型的，是广大博爱的诗人；他无所不在，所以不会在狭窄的路上与人决斗。他怪样地看着人类，轻微地诅咒而更加巨大地爱着人类。他的诅咒和热爱如同阳光。对于他——惠特曼来说，对于他干草一样蓬松的胡须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解的，没有年龄的界限，没有什么千万年的存在之谜。那些谜轻巧得像纸团，像移动杯子一样简单——灵魂和肉体是同一的，战绩和琐事、田野和人、步枪子弹和上帝是同一的，生和死是同一的，都是从本体生长出来的草叶。
他像造物者一样驱动着它们，在其外又在其中，只要他愿意，随时能从繁杂的物象中走出来，从法规中走出来，向物化的生命显示彼岸。他说：那里是安全的。他说：宇宙自身就是一条大路，为旅行的灵魂安排的大路。他说：你一出生就在这条路上。他说：为了让灵魂前进，一切都让开路⋯；⋯；一切具体的东西——艺术、宗教、政府。
惠特曼是个超验的人，他直接到达了本体，到达了那种“哲学不能超过，也不愿超过的境界”。他留给人类的不是一本诗，而是一个燃烧着无尽核能的爱的太阳。
我读惠特曼的诗很早，感应却很晚。我是个密封的人。一直到一九八三年的一个早上，痛苦的电流才融化了那层铅皮，我才感到了那个更为巨大的本体——惠特曼。他的声音垂直从空中落下，敲击着我，敲击着我的每时每刻。一百年是不存在的，太平洋是不存在的，只有他——那个可望不可及的我，只有他——那个临近的清晰的永恒。我被震倒了，几乎想丢开自己，丢开那个在意象玻璃上磨花的工作。我被震动着，躺着，像琴箱上的木板。整整一天，我听着雨水滴落的声音。
那天我没有吃饭，我想：在诗的世界里，有许多不同的种族，许多伟大的行星和恒星，有不同的波，有不同的火焰；因为宿命，我们不能接近他们。我们困在一个狭小的身体里，困在时间中间。我们相信习惯的眼睛，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常常忘记要用心去观看，去注视那些只有心灵才能看到的本体。日日，月月，年年——不管你看到没有，那个你，那个人类的你都在运行，都在和那些伟大的星宿，一起烧灼着宇宙的暗夜。
王伟明：除了外国诗人的作品，你喜欢哪些中国诗人的作品，你喜欢中国古诗吗？请你谈谈对传统的看法。
顾城：我喜欢古诗，喜欢刻满花纹的古建筑，喜欢殷商时代的铜器；我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宏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
我就活在这样的空气里。我不仅喜欢读古诗，而且喜欢摹画一些送给朋友；我不仅喜欢古诗，而且喜欢在落叶中走，去默想它们那种魂天归一的境界；我常闭起眼睛，好像面对着十个太阳，让它们晒热我的血液。那风始终吹着——在萧萧落木中，在我的呼吸里，那横贯先秦、两汉魏晋、唐宋的万里诗风，那风始终吹着，我常常变换位置来感知他们。
第五部分：与光同往者永驻河岸的幻影（2）…（图）
学习古诗，历来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悟其神，一种是摹其形。我以为前者是大道；穿越物象才能到达本体，忘其形才能得其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可惜许多死于章句的人并不这样想。他们喜欢研究服装上的纽扣，把外衣当贵宾；他们迷信古律古声，似乎唐诗是靠平仄对仗作出来的；他们的这种偏见造就了明清以来的大批诗匠，直到现在还有遗风。殊不知至人无法、大象无形，李白屈原又有多大程度上仰仗了格律呢？形式本身只应当是道路，而不应当是墙；伟大灵魂的本身便是最完美诗形式的不断创造者。
我以为创新本身就是最好的继承，创新是对传统的精髓，对传统的生命力的证明；传统在我们身上生长、挣扎，变得弯曲，最后将层层叠叠开放出来，如同花朵。
我有些相信艾略特的说法：传统不是一个单向的流程，一个研究对象，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能动的结构；不仅古人使今人存在，而且今人也使古人存在——他们相互吸引、排斥、印证，如同化学反应中的可逆式反应，如同天宇间旋转的双星。
王伟明：你认为大诗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顾城：我认为大诗人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灵魂；一个永远醒着、微笑而痛苦的灵魂，一个注视着酒杯、万物的反光和自身的灵魂，一个在河岸上注视着血液、思想、情感的灵魂，一个为爱驱动、与光同在的灵魂，在一层又一层物象的幻影中前进。
他无所知又全知，他无所求又尽求；他全知所以微笑，他尽求所以痛苦。
人类的电流都聚集在他身上，使他永远临近那个聚变、那个可能的工作——用一个词把生命从有限中释放出来，趋向无限；使生命永远自由地生活在他主宰的万物之中——他具有造物的力量。
除了这个最重要的自身条件外，无疑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使灵魂生长和显示。需要土壤、音乐、历史、浓烈而纯美的民族之酒，需要语言，没有一种在大峡谷中发出许多回声的语言，成功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想还有些纯客观的条件不仅对于大诗人，而且对于小诗人也适用，就是要有食物，要有安静的空间和时间来进行他们的工作。
王伟明：你曾随父亲下放到农村去，深为大自然所影响，故你早期的诗，主题多取材于大自然。现在你回到城市，你写的诗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顾城：是的，是有很大变化。我习惯了农村，习惯了那个粘土做成的小村子，周围是大地，像轮盘一样转动。我习惯了，我是在那里塑造成型的。我习惯了一个人向东方走、向东南方走、向西方走，我习惯了一个人随意走向任何方向。候鸟在我的头顶鸣叫、大雁在河岸上睡去，我可以想象道路，可以直接面对着太阳、风，面对着海湾一样干净的颜色。
在城里就不能这样。城里的路是规定好的，城里的一切都是规定好的。城里有许多好东西，有食物、博物馆、书，有信息，可就是没有那种感觉，没有大平原棕色的注视，没有气流变幻的《生命幻想曲》。城里人很注意别人的看法，常用时装把自己包裹起来。
我不习惯城市，可是我在其中生活着，并且写作；有时一面面墙不可避免地挤进我的诗里，使我变得沉重起来。我不能回避那些含光的小盒子和融化古老人类的坩埚，我只有负载着他们前进，希望尽快能走出去。我很累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河岸的幻影——我少年时代放猪的河岸。我老在想港口不远了，我会把一切放在船上。
我相信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
1984年11月
第五部分：与光同往者永驻生命是一树鲜花（1）…（图）
生命是一树鲜花
——与何致瀚问答
何致瀚：我很高兴您回答我的问题，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诗作的博士论文，这些问题对于我来说该是重要的，需要请您原谅的是，我中文讲得不太好。
顾城：我完全不懂德语，今天有讲中文的机会，我很高兴。
何致瀚：我首先要请您回答的是关于所谓“朦胧诗”的历史、文学历史和社会现象问题。
顾城：我不太习惯从文化史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诗，但我愿意尽力而为。
何致瀚：从你的观点来看，“朦胧诗”产生有什么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和背景？
顾城：现在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叫文化撞击，又有一种说法叫横向比较，很多人用这种道理来解释新诗的产生。顺从此理，我们稍稍移换一下角度，似也能从纵的方向发觉一点“朦胧诗”的起因。
中国人似有一种天生的明智，在混沌初开之时就看到了宇宙的浩大无穷。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万物都是牺牲品，不要说小小的脆弱的人间，沧海一粟的人，根本不可能和宇宙——天，有什么价值和情感的联系。这种毫无希望的认识，产生了平静的道和儒的哲学。一种是从大道、从天的位置来看待人间天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完全超乎一切人间观念之上。一种是把道理仅限于人世范围，强调文化形式，力图建立一种永久和谐的人间秩序，活下去。
这里我不想过多涉及由专家研究的大宗传统。我只想提示一点，在道家哲学里，人们往往注意寂静“无为”的一极，而忽视“无不为”的另一极，其实这一极并没有因为被忽略而消失，它作为一个由庄子发始的个人传统一直存在着，一直在形式严密的东方文化之上隐现，一次次接近着文化和社会行为。从泼墨画到大闹天宫，从逍遥游到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到一个由齐物到齐天，由无法到无天的“无不为”的意识的演变，演化的结果当然是文化秩序的毁灭。
“朦胧诗”诞生于文化大革命，诞生于毁灭的空白。它好像是又一次混沌初开，在瞬间经历了人类的天真时期。“朦胧诗”的作者几乎都从孩子的角度讲述过天真的期待和痛苦。这真是一种稀有的期待，在明慧高远，淡若烟水的东方传统面前，显得那么简单，但同时也为这种可敬的传统增添了一点可爱之处。
何致瀚：在你《请听听我们的声音》这篇文章中，你总用“现代新诗”来代替“朦胧诗”这个概念。因此我想请问：“五四”时代的新诗和现代的“朦胧诗”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顾城：“朦胧”中文有几种写法，有“目”字偏旁的“矇眬”，也有“月”字或“日”字偏旁的“朦胧”、“曚昽”。前者是指观看者眼睛近视；后者似乎是太阳、月亮出了毛病。由于我写那篇短文时，争论家们正为“懂”和“不懂”的原理争论不已，我不愿糊里糊涂，把弄不清的原因全归于月亮，就采用了“现代新诗”这个词①。
“五四”新诗与现代“朦胧诗”同为新诗，自然有些相似之处。它们与周围的审美习惯截然不同，又都是突然出现；这一景观在文学史上也算是无独有偶吧。
何致瀚：有（中国）人批评你的诗歌，说它们显露了个人主义的倾向，同时把你的作品和“新月派”诗人的作品联系起来，你看这种联系存在吗？更准确地问，闻一多、徐志摩和你的创作与理论的看法中间有关系没有？你们在什么程度上继承了“五四”新诗的传统？
顾城：写诗不能用别人的眼睛看事物；小时，我写过这样一首诗：
树枝想去撕裂天空
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
它透出天外的光亮
人们叫它作月亮和星星
诗人就是这样独立地、独一无二地存在着，或大或小，为人带来启示和光明。
闻一多认为只有方形的小洞能透光，他有点笨。
从根本上说他们是上天的儿女，显示着同一光明；他们是同在、自生的，从来没有人间那种复杂、承接的血缘关系。
何致瀚：在《朦胧诗问答》中你写道：“诗的幻想天性决定了它永远要开拓新的领域，建筑新的精神世界。一成不变的诗观念，终究会成为历史。”我想请你解释一下这段话的内涵。
顾城：诗是很有意思的，它到来了，还会离去，不会停留，对于与时同往的人来说永远是瞬间。
诗在事物转换的最新鲜的刹那显示出来，像刚刚凝结的金属，也像忽然而至的春天。它有一种光芒触动你的生命，使生命展开如万象起伏的树林。人总怀有私心，想捕捉这美好的一瞬，想把彩虹做成标本，用一根针来固定它；他们总没有成功。
诗已在瞬间作完了它的游戏，它已远去，只剩下没有生气的历史在黑暗中，像泥石流一样迟钝。
何致瀚：你是否同意英国诗人济慈（Keats）的话“美是真的，真的是美的”？
顾城：美，是真的。
第五部分：与光同往者永驻生命是一树鲜花（2）
何致瀚：你的诗大部分属于欧洲所谓的大自然（抒情）诗。人、社会等跟大自然的和谐是这种诗的标志。
面对世界的环境污染、面对原子战争、面对人类集体自杀的危险，你这样的信念有什么（哲学、宗教）现实或理论的基础？
顾城：诗人的信念如果仅仅来自这个小小的发疯的现实，怕早就无以存身了；所幸的是世界大千，它另有来源。
老子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吾不知其名”，因为“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
诗人就是偶然在这个世界上显示来源，并予之以名的人。他的信念自然来自他自身。
我写过一首诗，它也许能比我说得更清楚些：
来源
泉水的台阶
铁链上轻轻走过森林之马
我所有的花，都是从梦里来的
我的火焰
大海的青颜色
晴空中最强的兵
我所有的梦，都是从水里来的
一节节阳光的铁链
木盒带来的空气
鱼和鸟的姿势
我低声说了声你的名字
何致瀚：你说过诗人就是发现新的大陆和天空。写诗是反映现在的、目前的，也许是需要改造的现实，同时也是起草新的，和人心灵更相当的现实蓝图，你觉得我这样解释你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