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八）
我有一辆破自行车，是大一的时候，我买的一辆便宜的二手货。平时它陪伴着我去上课，去图书馆，假日里它也陪伴着我去风景区。每当我与景云没完没了地闲聊时，它总在身旁耐心地等待着。它与我太亲近了，我无法离弃它。一天，我发现它的左把手折了，刹车的闸坏了，车铃也不响了。大家都说：“太旧了，不值一修，还不如去买辆新的。”我与它相伴四年，舍不得分离，而且，不久我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后，也用不着骑自行车了。虽然没把、没闸、没铃，我们仍然彼此相守，互不分离。有人挡在我行车的道前，我就会在车上大喊：“没把！没闸！没铃铛！”校园里的人们就知道，刘德伟的破车来了。为安全起见，他们会分立路旁相让。我和我的破车就很威武地冲过人群。我和我的车因此出了名。这是多么好玩啊！
1931年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以后，它的飞机就经常飞到内蒙古的上空侦察，进一步觊觎我国领土。中央政府对这一侵略行为毫无反抗的反应。蒋介石早期的这种不抵抗态度，引起了全民族的愤怒。我们大学生利用春假，访问内蒙，表示对那里的关注。五十八个大学生登记参加了这趟去百灵庙的旅行。
百灵庙是内蒙的政治与宗教中心。它在内蒙是一块圣地，女人是不能进入的。但在三十年代早期，女作家冰心打破了这项禁忌，去百灵庙旅行。这次我们旅行团的五十八个人中，就有十八个女生。其中有区储（后改名为区棠亮，是共产党员），有张希先（后来成为唐明照的妻子，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派驻联合国的大使，张在中国驻美大使馆负责中国留学生工作）等人。
我们从北京出发时，虽然时间已是5月，可火车越往北开就越冷，到达包头时我们已经冷得受不了。我们五十八个燕大的学生，坐了一整节车厢。男生比女生强，他们每个人出门时都带有行李，就铺在车厢地板上，躺在上边睡得鼾声大作。女生们就惨了，什么都没带，一个个冻得直发抖。我发觉，睡在我脚边一个男生的被子很宽大，真想马上钻进他温暖的被子里去。但是我没有动，因为害怕被人指责是一个浪荡的女人。但是到后来，我不仅浑身冰冷，而且连牙齿都直打战，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轻轻地从脚底钻到他的被子中。我不敢吵醒他，为了在他没有醒来以前先起来。我都没敢睡着，但已经感到温暖传遍了全身。直到车外天边已经露出鱼肚白，我赶快把温暖丢在一边，爬起来坐到椅子上。我窥视周围，居然没有一个人察觉我这次大胆的行动，真是谢天谢地。当睡在地上的那个男生坐起来的时候，我发觉我竟然从来都不认识他。大约是一年级的新生吧。很多年以后，他成了一位很有名的儿科医生。
天已大亮，火车到达了山西大同。当地人的生活非常简单，全家只有一张土炕，炕下烧火，灶眼通往墙外。全家人都睡在炕上，坐在炕上，吃在炕上，盘着腿围绕着一张矮矮的桌子。我一向认为北方人的皮肤都很粗糙，但是大同的女人个个细皮嫩肉，温文尔雅。
赤日当空时，全体学生都乘坐卡车，开往百灵庙。很快我们就发现一片很大的黄色沙漠，在路的两边伸展开去。天空好像在四周围伸出长臂在抱着我们，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地球是圆的。卡车行驶了很久，到处都是沙漠，没有一滴水，幸亏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挂了一个水壶。北风刀割似的吹向我们的脸颊。地上的冰，仿佛一床地毯似的盖着沙漠。卡车走过时，把这块冰毯轧成一片片冰块，飞舞在空中，阳光照得它们像彩虹一般缤纷艳丽。当我们正在欣赏这种美景时，卡车忽然陷进沙坑中。我们全体下车推车前进，女生们毫不示弱，也一齐努力。男生们叫我们是“花木兰”。推了很远，直到大家都已筋疲力尽，才把卡车推出沙堆。上车后，那些彩虹似的美景又多次出现，但卡车遭陷的厄运也多次出现，我们也又多次下车推车。忽然间，我们看到不远处有一群排列整齐的圆形帐篷，据说那里就是内蒙古政府。卡车开到帐篷前，全体学生都跳下卡车，迎接我们的是热烈的炮竹声和欢呼声。内蒙的官员、士兵和老百姓纷纷和我们握手。他们大部分都会汉语。我真恨不得会说蒙语。蒙语有音乐的美，像从小鼓上面敲打出来的音节。他们说“多啦多啦”就是“唱吧唱吧”的意思。我们女生被迎到德王客厅的帐篷里。很快晚餐就开始了，有羊肉、羊奶和蔬菜。他们本来平时是没有蔬菜吃的，因为我们是汉人，所以特意到汉人区去买回来。那个割下来的羊头朝着我们，摆在桌子中间，而且一定要对准我们女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说老实话，这个羊头吓走了我的饥饿。夜色降临，我们都睡在华贵而美丽的地毯上面，盖着也同样华贵的毛毯。我们这一夜睡得很安详。可是黎明时分，四周的狼嚎把我们惊醒了。接着，士兵就吹起牛角。我想起了范仲淹的词句：“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主人送来两盆水，给我们十八个女同学洗脸，并且告诉我们：因为缺乏水，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水来漱口刷牙。这两盆水在十八个女生用完以后，已经变得简直像两盆墨水了。
早餐以后，欢迎我们的会在露天里举行。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候德王来给我们讲话。德王开头是用蒙语讲的。我们都知道这位德王可以说流利的汉语、日语，而且能写一手很好的古诗，所以，我们请他用汉语演说，但是他拒绝了。我们知道，他不肯说汉语，是因为民族自尊心。我们学生代表也发表了讲话，以表达我们对内蒙古同胞的关切之情。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九）
有一天下午，我在百灵庙学着骑马，是一匹军马。我刚刚骑上去，没有想到，它立即飞奔上山。我想，到了山上我非掉下马来，坠落山下摔死不可，所以在还没有到达山顶之前，我就收紧缰绳，希望它能停下来。不料它根本不理我，一直向山上奔去。我就慌了。当马跑到山顶时，我把它的头往右边一带，它居然停住了。我下了马，看到山上有一个帐篷，一位内蒙古的军官正在弯着腰系鞋带。但是，他并不来帮助我。当牵马下山经过他身旁时，我和他打招呼，他答应一声却连头都不抬。他看起来似乎特别英俊，但他的冷漠却使我失望。后来，当我们离开百灵庙，卡车又经过那个山头时，我抬起头来，希望能看到他站在那里，但是没有看到他的踪影。我这个难得流一滴泪的人，当时几乎哭了出来。
有一天下午，我碰见一个大约四五十岁的男人，个子高大，他自我介绍是当地民政局的局长。他问我想不想谒见德王？他说德王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书法家。他现在正在与他的臣仆们一起作诗，诗兴正浓，是一个好机会，你可以去请他为你作一首诗，带回北平作纪念。我马上跟他去见德王，先对德王鞠了一个躬，他满脸笑容。民政局长用蒙语对德王说了我的请求，他非常高兴，立刻拿出好纸，铺在桌上，挥毫作诗，诗的内容是感谢我对内蒙古兄弟姐妹们的关心，远道来访。回燕京以后，我把它裱起来，挂在墙上。直到毕业回家，我都一直把这幅用蒙文写的诗带在身边。
分手时，民政局局长很感谢我们年轻人关心内蒙古的兄弟姐妹，他说：“在危险的时刻，我们像一群孤儿，没有父母照顾。中央政府送给我们一批防御的武器，结果发现都是坏的，无用的废品。其实，保卫内蒙古就是保卫中国。我们想，中央政府不至于那么愚蠢，把坏武器给我们，一定是在沿途被那些转运者、那些部队，把好武器换成了坏武器。这些行为使人们寒心。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学外蒙古那样，转向苏联，向他们寻求援助。”我对他说，偷换武器的事，你们为什么不报告中央政府。他说，已经报告过了，没有反应。我听了心里很难过。他又长叹一声说：“我们知道，教育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是游牧民族，成天游来游去，没有办法给学生建固定的学校。我们只好沿用古老的办法，当孩子们到一定的年龄，就把他们送到庙里去，接受佛教的教育。”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建寄宿学校，让男女生住在校内受教育？”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倒是个好办法，我们可以试一试。但是，这将成为一个革命，因为我们的民众是守旧而又深信宗教的。”
回到燕京后，我的思念仍然盘旋在草原大漠之中。这是我所经历过的一次最有趣的旅行。但在回忆中，点缀着一些忧愁，由于那个内蒙古军官的冷淡，到处的缺水……后来，那个民政局长来了一封信，信中还有一首长诗，诗里有原始古朴的美。他表示要与我做永远的道义之交。他的表现是直截了当的，强烈而直爽，倾注了内蒙古民众的豪爽感情。
大学毕业以后，我与景云的订婚，已经被双方的父母知道了。父母亲担心我太天真，而景云又太懂得人情世故。他的母亲不识字，没文化，而且对她家的大儿媳妇很不仁慈。所以，父母亲认为我嫁到这样一个家庭里是不会愉快的。他们知道我的个性很强，不会被环境改变。
毕业后，我回武汉教书之前到向家辞行。他母亲告诉我，她当年如何如何顺从她丈夫，他要是说太阳从西边出来，她绝不会说是从东边出来。我知道，她这是在教育我做一个顺从的妻子。我想起父母亲告诉过我，一个好妻子并不是要顺从丈夫，而是应该服从真理的，是帮助丈夫做正确的事的。他们认为，子女在婚姻上应有自己的选择，父母的意见只能作参考。父亲送给我一笔钱作为毕业礼物，让我到上海去看景云。我与景云就用这笔钱，游览了杭州，并且准备一年以后结婚。
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剧，景云的家庭从北平迁到武汉，住在离我教书的学校很近的一个地方。景云当然也想从上海到汉口来工作。父亲没有让我知道，他正在与景云签一份合同，上面写明结婚后，决不与他的母亲住一起。景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直到有一天，我偶尔打开父亲书桌的抽屉，才发现了这份合同，以及景云拒绝签名的回信。景云在回信中承诺，他们全家会以敬和爱来欢迎我，这样一个合同是不必要的，而且会给他的家庭与我的家庭带来伤害，特别会伤害他母亲的自尊。他父亲死后，母亲更需要儿子的照顾和爱护。
母亲知道这件事以后，说景云是个孝子，孝是做人的根本，孝子是不可能在社会上成为坏人的。母亲认为我选择景云是对的。当景云正与我父亲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收到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的入学通知书，9月就要开学。那时是8月，我立刻决定，不结婚了。等景云从美国拿了博士学位以后再考虑。我们的婚姻需要考验，这正是一个考验的机会。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毕业了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受聘于晏阳初平民教育学会。这个平民教育学会在河北省定县。我的工作就是去收集民间歌谣，去除其中的迷信的和封建的部分，加入新的进步的思想，再教农民去演唱。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工资仅够 口。假如不是因为欠着一大笔圣公会的四年大学学费贷款，我就不会牺牲了平民教育会这个工作，去接受汉口一个教会女子中学教员的职位。我在这个女子中学中只教了一年，校长就不愿再延续我们之间的合同，他说我在传邪教。在一个礼拜五的《圣经》班上，我对我的学生们说，没有真正的天堂与地狱，天堂地狱就在我们的心里，做了好事，心里快活，你就上了天堂；干了邪恶的事，你心里终归会不快乐的，那你就是在地狱里。当时政府规定，毕业班的学生都要会考。我是初中三班的班主任，我领着学生到汉口第一女子中学去参加会考。在这个学校的门口安排学生依序进入考场的时候，我偶然发现该校的校长就是1926年我在汉口第二女子中学读书时的校长。他见到我非常高兴，握住我的手说：“你曾经是一个好学生，但是被‘学联’开除了。我曾代表学校去教育局，请求为你恢复学籍，但局长说，虽然国共合作，但教育却是在共产党的管理之下，‘学联’的权力比教育局大，即使教育局也得听‘学联’的话，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了。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好教师。请你到我们公立中学来教书好吗？”正好我很快就会被解雇，所以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到了第一女子中学，我的工资也翻了一番。但我很反感这个学校的一套正统思想。像当时所有的公立学校一样，这里也把蒋介石奉若神明，奉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就像希特勒在德国一样，无论何时何地，言语中一出现蒋介石的名字，就得站起来立正，反对者就要关进监狱。
当时做军法官的父亲，一再写信警告我：必须从俗。我是燕京的毕业生，燕京给我的教育是思想自由，个性也要争取自由发展。我忍受不了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校长也警告我“要小心”。当时女教师们都穿蓝布旗袍，不带任何装饰品。而我却戴着珍珠耳环，穿着大红绸旗袍，到教室上课。十多年以后，我在上海任“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总干事时，一个女职员曾经是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她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还记得我是你的学生吗？我曾经准备带领全班同学把你轰出课堂，你当时打扮得太漂亮了，不合乎我们对一个教员的要求。校长告诉我们要郑重行事，给你一段时间，看看你究竟是一个好老师还是坏老师，再做决定。没想到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大家都发狂地爱上了你，拥护你。”她讲完后，我们两个人都大笑起来。
我当时除了在汉口第一女子中学教书以外，还兼任汉口广播电台儿童节目的主持人。我在里面讲儿童故事，唱儿童歌谣，有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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