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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中，葡萄园主总是在白天不同的钟点来看望妻子，绝口不提女儿，也不看她，甚至连间接涉及她的话也不问一句。格朗台太太没有下过床，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坏。什么都不能软化箍桶匠，他一直像花岗岩的柱子，纹丝不动，冷冰冰地绷着脸。他还跟往常一样，出门回家，只是说话不再结巴，话也少多了，在生意上显得比过去更刻薄，居然常常在数目上出些差错。“格朗台家准出事了，”克吕旭派和格拉珊派都这么说。“格朗台家能出什么事呢？”这成了索缪城内无论谁家晚上的应酬场合都听得到的一句问话。欧叶妮由娜农领着去教堂望弥撒。走出教堂，要是德·格拉珊太太前去搭话，她总是躲躲闪闪，不能让好奇者心满意足。然而两个月之后，欧叶妮受拘禁的秘密终于瞒不过克吕旭叔侄三人和德·格拉珊太太。到了一定的时候，毕竟没有任何借口来为欧叶妮总不出面作推托了。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把这秘密泄露了出去，反正全城的人都知道格朗台小姐从大年初一起就被父亲关在自己的卧室里，没有火取暖，只以清水和面包充饥；还知道娜农为她做了些好吃的东西，半夜给她送去；大家甚至还知道女儿只能趁父亲出门之际过去照看卧病的母亲。格朗台的行为于是受到严厉的谴责。全城的人几乎把他说成无法无天，他们重提他背信弃义的老账，想到他一桩桩刻薄的行事，大有把他逐出社会之势。他一经过，人们就对他指指戳戳，交头接耳地议论。当他的女儿由娜农陪着走下曲折的街道到教堂去望弥撒或做晚祷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挤到窗口，好奇地打量这富家独生女的举止和面色，居然发现她脸上有一种天使般的忧伤和一种清纯的美。幽禁和失宠没有损伤她丝毫。她不是天天看地图、小凳、花园，还有那一面墙吗？她不是不断回味爱情的吻留有她嘴唇上的甜蜜吗？有好一阵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城里人谈话的内容，她的父亲也一样。她笃信上帝，清白无愧，她的良心和爱情帮助她耐心忍受父亲的愤怒和报复。但是一种深刻的痛苦使其它痛苦都暂时沉默。她的母亲一天不如一天了。多么亲切温柔的人啊，临近坟墓的灵魂在她脸上发出的光辉使她显得美丽。欧叶妮常常责备自己无意中使母亲受到这场慢慢地、残酷地吞噬掉她的疾病的折磨。这种悔疚之心，虽经母亲慰解，仍把她同自己的爱紧紧联系起来。每天早晨，父亲一出门，她就到母亲的床前，娜农把早饭端到那里。但是可怜的欧叶妮，为母亲的病状发愁、难过，她默默示意娜农看看母亲的脸色，过后便掩面而泣，不敢提及堂弟。格朗台太太总是先开口，问： “他在哪儿？为什么他不来信？” 母女俩都不知道路程的远近。 “想着他就行了，母亲，”欧叶妮回答说，“不要提到他。 您病着呢，您比一切都重要。” 这一切就是他。 “孩子们，”格朗台太太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舍不下的。上帝保佑我，让我高高兴兴地面临苦难的尽头。” 这位妇女的话常常是神圣的，显示基督徒的本色。她在床前用早餐的时候，她的丈夫在她房间里踱来踱去，那年的头几个月，她总反来复去对丈夫说同样的话，语气虽很亲切温柔，但很坚决，一个女人临近死亡，反倒有了平生所没有的勇气。 “老爷，我感谢您对我的病那么关心，”丈夫无关痛痒地问她近况如何，她总这么回答；“但是您如真愿意让我不久于人世的最后这些日子少一点烦恼，减轻我的痛苦，您就饶了咱们的女儿吧，表示您是个像样的基督徒、丈夫和父亲。” 一听到这话，格朗台像看到阵雨将临的行人乖乖地在门下避雨似的，坐到床边，一声不吭地听着，不作回答。赶上妻子用最动人、最温柔、最虔诚的话恳求他时，他就说：“你今天气色不大好，可怜的太太。”彻底忘掉女儿仿佛已成为一句铭文，刻在他砂岩般的额头，刻在他紧闭的嘴唇上。甚至他那措辞很少变动的支吾的回答，使他的妻子苍白的脸上泪如雨下，他也不动心。 “让上帝原谅您吧，老爷，”她说，“就像我原谅您一样。 您总有一天需要宽恕的。” 自从他妻子病倒之后，他就不敢再连叫那可怕的“得，得，得，得”了！但是，妻子天使般的温柔并没有感化他咄咄逼人的霸道。精神的美在老太太的脸上生辉，逐渐驱除了她往日的丑陋。她成了整个心灵的外现。祈祷的法力仿佛使她五官中最粗俗的线条得到净化，变得细腻，而且焕发光彩。谁没有见到过圣徒容貌的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灵魂的习惯最终会战胜最粗糙的外貌，把由崇高思想产生的纯正端庄生动地印在他们的脸上！在这被痛苦煎熬得犹如灯油将尽的女人的身上，看到发生了这样改头换面的变化，依然铁石心肠的老箍桶匠也不免有所触动，虽然效果甚微。他说话不再盛气凌人了，整天寡言少语，以维持家长之尊。忠于他的娜农一上街买东西，就有人对她含沙射影地插白几句，说说她主人的坏话；虽然舆论一致谴责格朗台老爹，女佣出于维护东家的面子，总要为东家辩白。 “哎，”她对糟践老头儿的人说，“咱们老了不也都会变得心肠硬吗？为什么你们就不许他心肠硬一点呢？你们趁早别乱嚼舌头。小姐日子过得像王后一样呢。是的，她独自耽着，她喜欢清静。再说，东家自有东家的道理。” 终于有一天晚上，那已是暮春将尽的时节，被病魔、更被伤心折磨得日益憔悴的格朗台太太，尽管苦苦祈铸也没有法子让父女俩言归于好，她便把隐痛告诉了克吕旭叔侄。 “罚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喝清水、吃面包？”德·蓬丰庭长叫了起来，“而且毫无道理！这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她可以上告，理由一……” “行了，侄儿，”公证人说，“丢开你那套法院里的老调调吧。太太，您放心，我让这禁闭明天就取消。” 听到谈论自己，欧叶妮走了过来。 “诸位，”她很高傲地一面走一面说，“请你们不要管这件事。我父亲是一家之长。我只要还在这家耽着，就得服从他。他的行为用不着旁人赞成或反对，他只对上帝负责。我要求你们以友谊为重，绝口不提这件事。责备我父亲就等于攻击我们自己的尊严。谢谢你们关心我，但是如果你们能制止满城风雨侮辱我们的闲话，我将更感激不尽，那些流言我是偶尔才听说的。” “她说得对，”格朗台太太说。 “小姐，制止流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还您自由，”老公证人肃然起敬地答道。幽居、悲伤和相思，给欧叶妮更增添了美，老公证人看呆了。 “那好，孩子，就麻烦克吕旭先生去处理这件事吧，既然他保证一定成功。他熟悉你父亲的脾气，知道怎么跟他说。要是你愿意我在所剩不多的有生之日见到你过得快活，你和你父亲无论如何得讲和。” 第二天，格朗台跟自从禁闭欧叶妮以来每天必行的那样，到小花园去转上几圈。他总是趁欧叶妮梳洗的时候散步。当他走到核桃树下，便躲在树后，久久打量女儿长长的头发，那时他一定在两种精神状态间摇摆：一种是他生性固执的意气，另一种是想亲亲自己的娇儿。他往往坐在那张夏尔和欧叶妮曾立下山盟海誓的小木凳上，而那时女儿也偷偷地或者从镜子里望着父亲。如果他站起来，继续散步，女儿就有意坐到窗前，开始看那面挂着美丽野花的墙，裂隙处窜出几株仙女梦、碗碗藤，还有一种或黄或白的粗壮的野草，一种在索缪和都尔地区的葡萄园里到处都有的景天蔓。克吕旭公证人来得很早，见老葡萄园主坐在六月艳阳下的小凳上，背靠隔墙，望着女儿。 “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克吕旭先生？”见到公证人，格朗台问道。 “我来跟您谈事儿的。” “啊！啊！您有点儿金子，想跟我换钱？” “不，不，跟钱没关系，是关于您女儿的事。大家都在议论她和议论您。” “他们管得着吗？煤黑子在家，大小是个长。” “对，大小是个长，自寻死路也由他，或者，更糟糕的是，往大街上扔钱也由他。” “这话怎么说？” “哎。您太太现在病得很厉害，朋友。您该去请贝日兰大夫瞧瞧，她有生命危险哪。要是她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死了您也亏心，我是这么想的。” “得，得，得，得！您知道我太太是怎么回事。那些个医生哪，只要一上门，一天就起码来五六趟。” “说到头，格朗台，您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咱们是老朋友了；在索缪城里，没有人比我更关心跟您有关的事儿；所以我得把话说清。现在，种什么瓜结什么果，由您拿主意，您又不是孩子，知道该怎么做。况且我并不是为这事儿来的。有件事对您恐怕更重要得多。说来说去，您总小想要您太太死吧？她对您太有用了。等她一死，您想想您在女儿面前是什么处境。您得给欧叶妮报账，因为您跟您太太的财产是合在一起的。您的女儿到那时就有权要求分您的财产，就有权卖掉弗洛瓦丰。总而言之，她继承她母亲的财产，而您是不能继承的。” 这些话犹如晴大霹雳，格朗台对法律不像对商业那么熟悉。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共有财产要拍卖的问题。 “所以我劝您对女儿客气些，”克吕旭总结说。 “可足您知道她干了什么事吗，克吕旭？” “什么？公证人很想听格朗台老爹的心腹话，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吵架。 “她把金子送人了。” “那，金子是她的吗？”公证人问。 “你们怎么全都这么说！”老头像演悲剧似地垂下了手臂。 “您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克吕旭接着说，“就不打算让女儿在她母亲死后对您作出让步吗？” “啊！您把六千法郎的金子叫做微不足道的小事？” “哎，老朋友，您知道如果欧叶妮要求清点和平分母亲的遗产，您得破费多少吗？” “多少？” “二十万、三十万、甚至四十万法郎！为了知道共有财产的实际价值，不是就得拍卖吗？可是，如果你们爷儿俩好说好商量……” “爷爷的刀！”葡萄园主叫起来，脸色发白地颓然坐下，“等着瞧吧，克吕旭。” 一阵沉默——或者说，一阵痛苦挣扎。——之后，老头儿看着公证人，说： “生活真叫无情呀！人生充满了痛苦。克吕旭，”他郑重其事地说，“您不骗我吧，给我以名誉起誓，保证您刚才说的都有法律根据。给我看民法，我要看民法！” “可怜的朋友，”公证人回答说，“我的本行我还不清楚吗？” “那倒是真的。我要给亲生女儿掠夺一空，给她卖掉、杀掉、吃掉。” “她继承她母亲的财产。” “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啊！我的太太，我是爱她的。幸亏她身子骨结实，到底是拉倍特里埃家的后代。” “她拖不了一个月了。” 箍桶匠拍拍脑袋，走过去，走过来，狠巴巴地望了克吕旭一眼，问：“怎么办？” “欧叶妮可以无条件地放弃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