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需要的就是一场又一场的静悄悄的“个别教练”。韩起科难道不明白，能在银行系统找到像宋振和那样的关系，对他们这个公司，对整个冈古拉和哈拉努里、以至于对他们这些人的一生，都意味着什么吗？他这么做，真的是疯了？颠狂了？这种关系一千年才能遭遇一回啊，韩起科，你这狗日的，你毁了的，岂止是“宋镇长”一个人的前途，你也毁了我赵光的全部梦想啊。
第六部分给省纪委和中纪委写了匿名信
但经过仔细地了解分析和一番捉摸，赵光觉得，事情还有可挽救的一线希望。飞机降落后，他曾打了一圈电话，上上下下找了一些很关键的“朋友”，从他们那儿了解到，韩起科确实跟省纪委的人接触过，但他并没有提供出什么过硬的“证据”。因为事实上“替银行的每一位主管领导建造一幢住宅小楼”还没有最后形成事实。小楼还在建造之中，还没有交到他们手里。也就是说，宋振和和那几位领导并没有形成“受贿”的最后情节。所谓的“在小范围里宣布宋振和停职反省”一事，也并不确切。实际情况是：主管纪委方面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找宋振和曾经谈过一次话，但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向宋振和了解省银行系统落实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干部自律方面的一系列规定的情况，只是“捎带着”谈到外头有关“住宅小楼”的“ 传闻”，“捎带着”了解了一下这件事的真实情况。谈话的整个气氛都非常好，根本不存在什么“让他别管工作”“集中精力说清楚问题”。事情并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也要看到，宋振和在银行的领导班子里不是分管纪律检查这方面的工作的。按说这位副书记不会找他谈什么“干部自律方面的情况”。找他谈，而且很巧妙地用“捎带”的方式，提到了 “小楼”的事情，应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提醒，一种“警示”。他们肯定已经了解到“小楼问题”并非子虚乌有，但也还没有形成最后事实。所以采取这种婉转的方式，来向他表示省委的态度：希望事情能中止在必须中止的界线前。如果这时候，这边不再有人去“说三道四”，不再进一步“横生枝叉”提供什么“情况”，事态就不会“恶化”。一个多小时前，赵光接到过宋振和的秘书打来的一个电话。秘书在电话里并没有说到那个“小楼”的事情，只说是“宋副行长请赵总到了北京后，代他向高福海同志转告他的问候。”偏偏在这时候，宋振和打来这么个电话，而且他本人不打电话，让秘书给他打，却又一字不提 “小楼”的问题，用心可谓良苦。宋振和一方面要通过这个电话，告诉赵光，他本人没事。
同时又通过这么一个不提“小楼”问题的电话，提醒赵光，务必把“小楼”这件事的后遗问题，妥善“处理”好。说白了，就是要赵光把“屁股擦干净了，别再给他添乱”。赵光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宋振和此时此刻用此种方式给他打这样一个电话的全部用意。
……赵光把韩起科带出高福海所在的那个房间后，对韩起科说：“还有两位你的老熟人，想见见你。愿意吗？”韩起科这时候自然也明白赵光这一系列安排的真实意图了，便笑笑道： “有啥话，你就直接冲我说吧。别再这么呲巴呲地；南极北极，拐一大圈儿，结果还是在自个儿家门口见。”赵光却说：“你还是去见见吧。”便顺手拉开隔壁一个套间的门，向韩起科示意，那位“老熟人”就在这里头等着哩。
韩起科好不疑惑，打量打量赵光，又打量打量那个套间，真不知道赵光这“葫芦”里卖的是啥玩意儿，便一步上前，侧转身去，推开门，向里瞟了一眼。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带会客室的豪华套间的长沙发上，竟然坐着赵光的父亲赵大疤，还坐着一位是那个胖胖的“薛姐”。赵光在机场接到哈拉努里财务总管的紧急诉告电话，在稍稍稳定下自己的心绪，又经过短短几分钟激烈的盘算，他马上给“薛姐”打了个电话。他觉得，在说服韩起科这一方面，“薛姐”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那种作用。他只跟“薛姐”说，有档子特别重要的事，要请她务必飞一趟北京。帮一下忙。机票已经在机场的售票处给她订好了。“薛姐”问，啥事那么着急。他说，你要是信得过我赵光这个朋友，就听我的，赶紧出发。到北京后，我再跟你细说。这事肯定跟经济债务纠纷无关，肯定不会让你破财。这一点，你尽可放心。赵光在商界是个很有人缘的人。既然他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薛姐”也就不再问了，赶紧收拾了一点洗漱化妆用品，又要了个车，直奔机场而去。至于为什么还要动用父亲的大驾，来做韩起科的工作，赵光也是有考虑的。这倒不是因为父亲比他更能说。在这一点上，赵光不仅丝毫不逊色于父亲，甚至可以说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同样的话，从他赵光嘴里说出来，韩起科会觉得这只是在为他赵光自己考虑。而父亲，既是当年韩起科的“老领导”，现在的身份又是中央某机关的部门领导，就可能具有更大的穿透力和威慑力。但这一点，赵光恰恰失算了。他完全不知道，韩起科这些年来，恰恰非常讨厌他的这位“父亲大人”。赵大疤知识渊博，能说会写，经历了那样一场“流放”经历后，重新回到中枢岗位，他具备了别人不具备的号召力，对现实和未来的感悟，也拥有非常人所具有的那种深度。（比如他提出的那个概念：“教义时代”。）头五六年，他还出版了好几本专著，发表了一系列大块的新潮文章。这本来是极激动人心、让人感到极欣慰的一档子事。但后来从圈子里传出的消息，渐渐地就有些不利于这位“赵大先生”了。也许是因为曾经坎坷，曾经失去，痛感“失去 ”“失落”是怎样一种滋味，在潜意识中，“赵大先生”绝对不能再容忍这种“失去”和“ 失落”再现。而在显意识层面上就表现为，绝不放过一次出头露面表现自己的机会。生怕被时代的快车再甩了下来。他异常紧张地注视着这列“快车”。不管谁到他家去，一落座，他第一句话总是会问：“有什么新消息？说说。快说说。”机关里有什么会议没通知他参加，他会感到非一般的不安。他一定会追问或追查，搞得他周围的人很紧张，自己也十分紧张……搞得相当一部分同事、部下都不愿接近他。这样的人，对韩起科来说，当然不会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当时，韩起科头一低，立即从那个套间门前快步走了过去。走到楼梯口，才回过头来对赵光又重复了一句：“你我都不是娃娃。有话，直说。”然后就下楼去了。其实那“小楼事件”根本不是他去“举报”的。是银行内部有人风闻此事，给省纪委和中纪委写了匿名信。
第六部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纪委的人也知道小楼还没盖完，东西并没有落到那几位银行领导的手中。但小楼的的确确在盖着。这是事实。他们找韩起科只是了解情况。韩起科是这小楼工程的具体负责人。哈拉努里分公司的委托经营者嘛。不找他，找谁？第一步，当然得找他啊。既然说了，就得说实话。这事也没法瞒啊。银行的几位领导都来建楼工地“视察”过，对工程图纸提过“宝贵”意见。赵光对此有过指示，这些小楼，虽然外观和总体结构是有一个统一设计方案的。但内部的布局，还是应该听取他们个人的意见，加以个性化的人性化的改动和处置。因为小楼毕竟是盖给他们居住的。当然得让他们个人感到舒服和满意才对。但是，楼还没有交付使用，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哈拉努里分公司跟银行的这几位领导也没有约定任何私下的交易，比如说，我替你盖楼，你给我贷款。等等等等。没有。他就说了这些。
等韩起科回到高福海家，赵光已先他到达了。韩起科本来想在外头找个地方跟赵光好好谈一谈的。赵光却对他说，回高场长家再说。然后，赵光去安顿高福海——得把他送回医院啊。
还得安顿自己的父亲和“薛姐”。韩起科不认识路，只得叫出租。这一回却让那个出租车司机狠狠宰了一把。一上车，司机就问他：老板，咱们怎么走？走三环，还是二环？头一回到北京的韩起科，哪知道什么“三环”“二环”？还避孕环哩！但又不想露怯，犹豫了一下，随口说了句：“您瞧着办吧。怎么走着顺，不堵车，咱们就怎么走呗。反正上了您的车，我这一百多斤就全交给您了。”好嘛，这三十来岁的司机微微一笑，本来应该往南走，他先试着往北走了一截，见韩起科没反应，就撒开了直奔西三环，走北三环，再绕东三环，围着北京整走了一圈儿，本来十九元就打发了的路程，撕下票来一看，整五十。韩起科这个心疼啊。司机还一个劲儿地跟他“套瓷”：“您慢走。瞧着别落下东西了。大老远地来一趟北京，多不容易啊，再落点东西，心里窝着一把火，吃不好睡不好，又玩不好的，您说冤不冤得慌？好嘞，回见您呐！”出租车熟练地在小胡同里三把两把掉转头来，一踩油门，走了。这时，韩起科看到马桂花焦急地在小院门口正等着他。
“又出啥事了？”马桂花一脸的愁云。
“咋了？”韩起科一愣。这时他已经看到小院门外停着的那辆捷达车了，知道赵光已经先他一步到达。
赵光抢先回来，是有所安排的。所以等韩起科跟着马桂花一直走进高家的那个大屋，小分队的那些伙伴们都神色庄重地正襟危坐着。他们一致要求韩起科设法“保住”“宋镇长”。韩起科无奈地对大伙说：“不是我揭发的他。再说，宋镇长眼下也没受啥处分。”人群中有谁立马喊了一声：“我们要不采取进一步措施，宋镇长这次绝对就危险了。”许多人立马也跟着冲韩起科吼叫起来，好像宋振和的身家性命、事业前程，真的全捏在了韩起科的手中。这时，院子里又传来脚步声。进屋来的是张建国和“薛姐”。“薛姐”毕竟是外人。她的出现，使大伙刚激奋起来的情绪暂时得以抑控。“薛姐”下飞机后，还没捞到时间跟赵光细谈。
但赵光安排张建国，在来高家的路上，已经把情况跟她简单地说了说。一进屋，她就照着赵光走了过去，对赵光说：“我得再跟起科谈谈。听听他的。我不能光听你们这一面之辞。再说了，赵光啊，不是我说你，这种事你怎么可以吵吵嚷嚷地闹到这么些人跟前来解决呢？”
赵光忙说：“这，你就别操那心了。这儿都是自己人。”“薛姐”冷笑笑道：“自己人？哼，我说赵光啊，别以为现在有那么些人都在喊你‘赵总’，就以为自己有多么成熟了。自己人？告诉你，你还真别拿‘自己人’跟我说事儿！我还真吃过‘自己人’的亏。现在有多少事就害在‘自己人’手上。这你不清楚？我看你啊，真还得好好学着点！”说着，就要拉韩起科上外头什么地方去“单说”。但韩起科拒绝了。他转过脸来对赵光说：“咱俩先谈谈。你别一锅粥地把大家伙都搅和进来。刚才‘薛姐’也说了，这事，不宜七嘴八舌地议论……”
“不。就在这儿说。在场的这些人，原先都是你的部下。这么多年了，你也该听听他们想跟你说些什么。这些伙伴都是从小跟你一块堆儿长大的，当年你如果能事先冷静地听听他们的话，我想你也不至于会放那一把倒霉催的火了……”赵光突然间又提及那把“火”，让在场所有的人都不免感到意外，同时也多少产生了一点尴尬和不舒服。但因为话是从赵光嘴里说出来的，也就没人去驳斥。但还是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冷场。
这个冷场并没持续多长时间，而接着发生的事情，更让韩起科意外，吃惊。“起科，你知道在上头有宋副行长这么一个熟人朋友待着，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吗？”“别说这位宋行长还没有拿到这几幢小楼，就算拿到了，该为他打掩护的地方，我们还得为他打掩护。说到底是我们在求他为我们办事。求他为我们贷款。你现在这种做法，不是明显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吗？”“你真是这些年在监狱里呆傻了还是咋的了？”“那几位银行领导们的年龄跟我们的父辈差不多大了。他们工作的辛苦程度，肩负的责任，也远远比我们大，甚至可以说大得多得多得多。他们只要签一个字，就可以让我们的公司拿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贷款，让我们的公司充分运转起来赚到更大的利润。我赵光的存活，发展，年收入，在许多时候，主要就是靠这些领导在关键时候的一个‘签字’。但这些领导的年收入往往还不顶我赵光的几十分之一。
第六部分留下了他罪恶的一道痕迹
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拿起笔为你签字的时候，他们心理上能不产生一些不平衡吗？这种不平衡能完全免除吗？我赵光早几年就住上了假三层的别墅，而这些干了一辈子，临近退休的领导人希望我能帮助他们解决一点住房问题，你说我能拒绝吗？除非我赵光能不靠他们签字就能发展我的公司。但在中国，主要不靠行政官员签字也能发展公司的时代还没到来啊。它应该到来，但还没到来。只要‘签字’还在发挥主要的重要的作用，我赵光就不能对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置之不理。我也不愿这么做。但我又必须这么做。起科，你怎么就不懂这里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呢？最后，赵光是这么说的：“韩起科，你我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楼已经开始盖了。钱也已经花了。债已经背上了，如果再保不住宋副行长，拿不到后续的那两千六百万贷款，一切都完。我赵光以后就别再想在这地面上混了。起码五年十年之内，不得翻身。所以，我们必须保住这个宋副行长。为当前，也为今后。你必须帮这个忙。否则，我肯定拿着那张十万元的活期存折，带着分公司财务部主任的证言，完全走正常的司法程序，把你再次送进监狱；再判你十年！”说到这儿，在场的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