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兄，我知道那事不是你干的，你不是九七年来的北京吗？对你的人品我放心，可商场上的事都是他妈的肥皂剧，有时候身不由己呀。”陶钧一把攀住李兵的肩膀：“我真想再干几年就退休算了，勾心斗角的实在是累了。可咱们都拖家带口的，没办法呀！你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
“我也是，在北京这几年是我一辈子最累的，以前总看着别人当经理眼气，老琢磨着别人不如自己，可一坐上这个位置，咳！如坐针毡哪！”李兵由衷地叹口气。
“所以咱们这些人最容易干禽兽不如的事，要我说什么企业前途、行业前景全是务虚的东西，关键是保住咱们现在这个位置你说对不对？给将来攒下一笔钱养老。其实我们这次降价是针对整个北京市场的，几千台电视看着挺吓人，你是干这行的，能有多大效果你比我还清楚。今年如果能再抢到百分之五的市场我们就成功了，能抢走你们多少份额？你也知道我们不可能把价格永远放在这个位置。媒体把事实夸大了，如果你把这个情况如实报告，你们公司也没必要反映过激。”陶钧说话时一直低着头。
“你是什么意思？”李兵一下子紧张起来。
“咱们是老同学，说老实话吧，如果你能做到不让你们公司按兵不动的话，我们公司出十万。”陶钧说这话时，眼睛一直看着别处。
李兵忽然笑了起来：“你这叫什么？老同学！咱们都是受了二十年教育的人，就学了这点出息呀？”
“不是我想这么干，是我们公司的主意。”陶钧赶紧解释。“我知道你的为人，可职责所限吗，你别在意。”
“食人之禄，忠人之事。走吧今天我们再去夜总会玩玩儿，上回那个小姐好象对你很有意思。”李兵拉着陶钧上了自己的车。
上面我们讲的故事似乎是某个电视剧的情节，可实际上这种无聊故事在北京的各大写字楼里天天发生。所不同的也许今天是彩电，明天是冰箱，而后天就可能是花生油了。另一点不同的是今天李兵没接受贿赂，可能明天张兵、赵兵就接受了。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三部分他们本不想来（3）
虽然陶钧的公司想贿赂李兵，可彩电的价格战还是打响了。陶钧一直在向媒体解释，降价是经销商的事，厂家不知情。众多的李兵们虽然不太情愿，可还是咬牙切齿地加入了战团，最终谁战败了没人知道，反正李兵和陶钧还都在北京混。而广大消费者们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得了便宜，可还是搬着电视回家偷着乐去了。
虽然这些外地老总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弄不好还是两地分居，但他们的职位还是一般人羡慕不已的。其原因也非常简单，他们是一群超高收入者。如果是外资、合资或民营企业的北京分公司主管的话，月收入都在两万元以上，同时还有车、房配置，自主权非常大。而国营企业的分公司老总虽然工资并不高，可他们可以通过提成、奖金等形式获得与外企主管们相当的收入。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的金领阶层，其收入是连一般的小业主都无法与之相比，但重金之下也不一定全是勇士。
其实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所谓金领阶层都有着基本相似的特点。名牌大学的高才生，五年以上大型企业的工作经验，三十来岁，年富力强、一表人才。如果具备了上述特点不成为金领倒是怪事了。但金领们同样有自己的烦恼，除了工作中的压力外，在生活上他们同样不轻松，特别是来北京为公司创业的外地老总们。
丁一是九九年来的北京，这一年对他的影响可太大了。
丁一是上海人，精明、敬业还多少有些小家子气。他毕业于一所名牌工学院，先在上海的一所国家级研究所里工作了三年，虽然工作没什么压力，可微薄的收入是现代年轻人很难接受的。九六年时他应聘到了一家著名日本涂料企业的中国总部，搞销售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白领生涯。
有人说上海人和日本人能谈得来，因为他们同样的敬业，同样的精于算计，同样的有商业头脑，同样的心理状态。也许正是这些原因，丁一在日本企业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到了部门经理，逐渐参与公司决策了。
但上海人终究是中国人，在工作中他们有一点是和日本人绝不相同的。其实中国人和日本对待工作的最大差异就是对所在企业的态度问题。日本人由于聘用终身制以及团队近乎疯狂的精神的问题，他们真是把公司当成了自己的家。而中国人个人独立性比较强，他们大多是把单位作为自己实现人生目标的一个工具，工具顺手自然好，不顺手肯定就要换一个。九八年因为薪金问题，丁一和他的日本上司发生了矛盾。但他并没有表露出来，而是通过猎头公司开始寻找新的目标。
猎头公司虽然在国外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可在国内还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其主要的业务区域也只是局限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他的业务就是收集著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并为他们建立挡案。同时他还要向各大企业发布消息，告知他们这里有哪些方面的人才可供选择。所以一旦高级人才有跳槽倾向，猎头公司往往比谁都清楚。当然他们的服务不是免费的，只要用人企业与人才间谈判成功，猎头公司要么向要人单位收取一笔可观的费用，要么从高级人才的头几月工资中支取一笔钱。正象卖玻璃的都盼着刮大风、下雹子一样，猎头公司总盼着有人跳槽，甚至故意挑拨职员与公司的关系。那样一方面他可以向公司兜售人才，另一方面他可以把要走的人才转卖出去。
不久，丁一就接到了猎头公司的通知，有一家东北著名公司欲涉足丁一现在公司所从事的行业。他与东北公司前后谈了四轮，最后公司答应以年薪三十万的待遇聘他做北京分公司的经理，雄心勃勃的丁一欣然前往了。
丁一是带着三个沈阳同事来的北京，他们先租了写字楼和库房，然后就开始招聘人才。也许是南北方人性格的差异吧，丁一发现自己和沈阳的同事很难沟通，他们总是背着自己嘀嘀咕咕的，一旦自己出现他们就“丁总长，丁总短”地满脸是笑了。
后来丁一的一位北京朋友告诉他：“人家一个月一两千块钱的主儿，自然会瞧着一个月两万多的眼气了。千万别留这些知根知底的同事，他们会一心看你笑话的。”丁一听从了朋友的建议，人员招聘完毕他便要求董事会招回沈阳人员。董事会问他为什么。丁一说他们不了解北京情况，又容易形成小团体，董事会最后接受了他的意见。
也许是他来北京前对困难估计不足，也许北京永远是上海人搞不懂的地方。丁一的北京分公司运做了三个多月，可经营情况一直不是太顺利，市场打不开，产品积压厉害。几个大项目都没有抓住，而零售市场几乎等于零。
丁一把所有的办法都使上了，他先是从人员上下手，把自己认为能力不足的人全辞退了，然后又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和总部打开了官司。最后一位下属告诉他：北京市场和上海市场不一样，上海有商业传统，是纯商业运做的，比较规范。只要产品质量好，价格公道，又有一定广告投入就可以有一席之地；而北京就不同了，京城的官商味道比较浓，公务市场比重非常大，而想打开公务市场没有一定社会背景无异于痴人说梦；普通零售市场就更艰难，消费者挑剔，企业间的竞争激烈，没有广告和促销手段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丁一自知在北京欲结交权贵，平自己的实力根本不要想，没办法他又开始向总部要广告费，报告打了好几个，可这回董事会的反映就比较慢了。
丁一的烦心事还不止这些，他整整和老婆分居了一年。
他老婆就在他以前的研究所工作，国家公务员自然不可能一起来北京。丁一来北京前，老婆就告诉他不许用没结婚的小姑娘，可公司也不能都是男的，于是他到北京的时候招聘了一个行政主任，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少妇。丁一后来想，也许自己的老婆是错了，大部分情况下少妇往往比小姑娘更危险。
由于是在北京一个人生活，丁一平时过日子没什么规律，住处也比较乱，有时连被子也向不起叠。在公司的日常工作中，由于丁一常忘东西，所以就请行政主任到自己的住处去取过几回东西，可她每次回来后，自己的住处就收拾得干干净净了。丁一很不好意思，晚上没事时就请她吃了几次饭，以示感谢。
终于有一次吃饭时，年轻的女行政主任好象是喝多了，丁一没办法就把她先带到自己住处休息一会儿，可房间门刚关上，女行政主任的手就搂住了他的脖子。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后面事的事就不必说了，自此丁一在北京就又多了份牵挂。原来女行政主任虽然结了婚，可她的老公在远郊工作，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虎狼之年的女行政主任，自然不会放过丁一这位难得的金领，何况他又是自己反对顶头上司。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三部分他们本不想来（4）
丁一自己也知道和行政主任有了这层关系后，工作起来肯定要有所顾忌了。此后他不得不在奖金、报销、加班费上对行政主任有所倾斜。逐渐同事们似乎已经感觉出什么来了。此时的丁一已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了。
九九年年底的时候，公司总部在沈阳召开员工大会。董事长在会议开始前特地接见了丁一，谈了一段北京分公司的工作后，董事长忽然转开了话题。
“你们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要把精力集中到公司的业务里。至于个人的生活问题公司无权过问，但是，”董事长忽然轻轻哼了一声：“但是为此影响工作就不太好了，希望你不要辜负公司的期望。”
丁一点头称是，可心里却翻了好几个跟头。他清楚北京有人给他告状了，可董事长过问这种事实在是非常无聊。
“你们是公司用特殊办法，特殊薪金招聘来的。公司希望在你们的影响下把企业靠向规范化、国际化，你们应该成为其他员工的典范，所以你们自己的一举一动肯定被别人注意，年轻嘛！啊！”董事长呵呵笑了几声。
丁一是带着情绪回到北京的，出于自尊心他没把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告诉女行政主任，反而在分公司内部调查是谁打了小报告，但很久也没查出小报告是谁打的。又过去两个月北京分公司的经营状况依然不见好转，同事们也渐渐与他和女行政主任拉开了距离，而这时总部给他派来了一个副总。丁一隐约感到总部对自己已经不信任了，他只有玩命工作才能在逆境中搏得一丝生机。
又过了一个月，总部本来答应的广告费迟迟不下来，甚至工资都开始拖延了，分公司的业务开展越来越困难了。丁一忍无可忍的在电话里和董事长吵了一架。他借这个机会愤然辞职了，事先也根本没告诉女行政主任。
现在丁一已经回到了上海，他摆脱了总部的刁难和行政主任的纠缠。不太成功的北京之行对他的影响主要是心理上的，他出差甚至都有意避开北京。不过丁一不用为生计发愁，现在他又是一家外企上海分部的副经理了。
丁一虽然走了，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北京的外地老总肯定会越来越多，而他们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像丁一、李兵这样的金领们往往能在商场上翻云覆雨，但他们的内心却一直不大安稳。其实金领们最大的敌人往往来自他们公司的内部，因为他们是公司中的另类，不少人就会用显微镜去观察他们的动静，所以金领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也许这就是他们超高收入的代价吧？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三部分五十块钱一个月的广告赚稿人（1）
（江苏书法家改行了）
世界各大民族都尝试过把自己的文字艺术化，可英国人的画体字不过是女人闺房里的东西，朝鲜人的书法毫无市场价值。所以在这一点上做得最成功的无疑是我们中国人。
据考证书法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至少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在殷商的甲骨文上就能看出书法艺术的雏形来。而唐宋以后，书风之盛更是到了，非一笔好字不足以为官的地步，以至不少大官无论好坏，不少都是当代有名的书法家，最有名的莫过于《水浒传》里的四大奸臣之一的蔡京了。
从民国时期开始，随着毛笔作为一种书写工具逐渐被淘汰，书法已经逐渐成为一门纯艺术形式了。然而以此为生的人依然很多，许多人甚至以为自己了写一笔好字，就可以在北京生活下去了。其实：“京华虽富庶，非大才不足以成事也。”
老成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想指望手里那支笔能为自己带来好运气，可他最终不得不还是改行了，好在行业差距不大，都是写字。
他是江苏连云港人，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全国的少年书法大赛上获过奖，成年后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了，不少人甚至花钱来求他的字。那些年老成险些以为自己是曦之再世，真卿重生了。老成先在市里文化馆工作，写写板报、搞搞活动，没多少钱倒也清闲自在。九二年的时候，老成听说一起学书法的几个同学都去了北京，发展得还不错。他再也耐不住寂寞，于是辞职来了北京。
老成本以为凭自己手里的一支笔，在北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混出些名堂来。可他在北京没呆上半年就有些灰心了。虽然老成到现在还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书法家，可他已经很多年没动过笔了。所谓京华之地，卧虎藏龙，才子佳人到处都是。其实很少有人是纯以书法成名的，大多是书以人名，人先有的名，所以字就值钱，像很多皇族遗少名人杂家都属于这种情况，真正以书法字画闻名的基本上都是科班出身的。一文不名的人就是字写得再好，也很难在京城吃这碗饭，除非老天爷开眼，满地跑馅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