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101- 第3部分

　　但如果某些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制约，理性的利益协调机制无法建立，那就可能出现一种扭曲的“辩证关系”：无论“减员增效”还是“就业优先”都被引向符合有权势者利益的方向。先用国家权力来“减员增效”，后借“就业优先”为名化公为私，横竖都是他占便宜而别人付“代价”。这就像古代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王马之争”：王安石主张国家统制，结果“阡陌闾巷之贱民”被束缚得无所措手足；司马光主张放任无为，结果“品官形势之家”得以放手聚敛私财。前者搞不成“福利国家”，后者搞不成“自由市场”，最后就在这翻来覆去之中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了。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值得注意。今天我们既有理由“减员增效”也有理由“就业优先”，但这两者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这恐怕就不是就经济论经济可以解决的问题。

　　症状、病因与药方

　　我奉劝今天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纯从理论上讲，你们的争论如同“左”与“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那样永远不会有个终结的。但是你们应当想想：你们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让我们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再继续争论吧。

　　关于“案例”我没有研究无法置喙，关于“问题”我不仅同意还可补充，但从这些问题中推出的“主义”，我可就与郎先生大相径庭了。

　　郎咸平谈到的“保姆弄走了主人的财产”，实际上就是我11年前提出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问题，也就是我6年前提出的“看守者交易由其看守但非其所有的财产”的问题。其实，两年前中国一些学者曾批评：“崽卖爷田不心痛”也是一种不错的比喻。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实质上就是问：为什么“主人”制约不了“保姆”？为什么做饭、吃饭者制约不了掌勺者？为什么所有者管不住“看守者”？为什么“崽”根本不把“爷”当回事？这可以说正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哪怕你对“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的如此行为再骂得厉害又管什么用？

　　郎咸平先生的发言作用之一，是提醒人们捍卫国有资产的紧迫性，其实何止“国有”资产？这些年来包括“集体”资产在内的各类公共资产“流失”到某些人私囊的情况还少吗？笔者1997年曾出版《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一书，就系统地讨论过这一问题。年来保障私有财产入宪，这是好现象。但是正如杨支柱先生指出的：“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决不意味着公共财产就可以被随便侵犯”。郎咸平先生这时出来呼吁保卫国有资产，虽然不是最早，但也是可贵的。其实据我所知，西方国家宪法中的财产保障条款行文也很少专讲保障“私有”财产的。保卫私产与保卫公产，真有什么矛盾吗？这些年来，有人抱怨公共资产被盗窃，也有人批评私有财产受侵犯。其实在一个“权力捉弄财产”的社会里，无论公产私产都是权力刀俎下的鱼肉。人们常说西方国家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其实在这些国家，公共财产受到的保护也比我们这里严密得多。福利国家瑞典的公共财力堪称雄厚，自由市场美国的私人财富也很惊人，但无论瑞典还是美国，公私财富的比例也许不同，但公产私产同样是不可侵犯的。

　　真正的问题是：第一，何谓保障财产权？第二，财产权为什么会受侵犯？

　　先说第一。谁都知道西方国家是实行所谓私有制的，据说那里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我早就指出过，“世上只有计划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从来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禁止‘公有制’的”。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不仅从最早的“五月花号”船民的公社生活，中经欧文、卡贝等人的世俗社会主义实验区，直到摩门教等宗教公社，只要是自愿者的结合，从来受到保护。而且美国也是世界上公益基金制度最发达的国家，每年都有数目惊人的私人财产与遗产被自愿捐献给公益基金。这些自愿性质的“化私为公”从来受到社会道义的赞扬和国家政策（如捐款免税）的支持，谁也不认为这样的“化私为公”构成“私有财产流失”或者对“私有制”的侵犯。为什么？因为所谓保护财产所有权，就是保护财产所有者的意志受到尊重，而决不是说财产不可转移。相反，财产依所有者的意愿而转移，包括自愿地转为“公有”，本是保护私有财产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样，所谓公产不可侵犯，就是要尊重作为公产所有者的公众之处分意志，亦即公产不能违背公意地被某些人私占私吞。因此，基于公意的公产分配与流转，经由公共选择程序的产权变更，当然不能说是“侵犯公产”，也不是什么“公有资产流失”。这正如任何保护私产的法治国家都只是禁止把私产强行充公，而不会禁止私人公益捐赠一样。在中东欧的经济转轨中，捷克是经由民主程序向全体公民免费（只交登计费）公开、公平分配国有资产的典型，而俄罗斯虽然如今许多人特别喜欢骂它的“证券私有化”，但实际上俄罗斯的私有化主要形式是“卖”不是“分”，如今不得人心的“寡头”都是直接从国家那里通过“内部交易”获得资产，而不是从据说已经分得了国有资产的民众手中收购证券来发家的。但是，俄罗斯私有化的道义合法性饱受质疑，而捷克的证券分配就连当时的反对党捷共也不持异议，以反“新自由主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也说捷克的做法是“好的资本主义”。

　　可见，如今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对立双方说法都很值得质疑。这次“非主流”方面把“国有资产流失”简单地看成一个“贱卖”问题，而“主流”方面则以“只卖不分就不算流失”来应对。

　　事实上，如果从总量来讲，国有资产如今至少在账面上看不但未减，反而显著增加。这次争论双方都提到了这个事实。“主流”方面的赵晓说这不是好现象，“非主流”方面的杨帆同样认为这是权力作用下民间资产“流失”到国有部门的结果，他也认为这是非正义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国资与民资之间谁消谁长，谁流向谁，而在于这种流向是否符合公义。以强权化公为私和以强权化私为公都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两种不公正其实一脉相承。对公产的侵犯与对私产的侵犯同样是“权力捉弄权利”的结果。今天有人抱怨“崽卖爷田不心痛”，其实“崽”本来就没有把“爷”当爷，而是当孙子，何时把他的意志当回事？

　　我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不是个坏东西，也许它的确很糟糕。但我们的情况无疑并不是它弄糟的。如果“崽”的权力不受制约，总把“爷”当孙子，那么不管它搞什么“主义”，“爷”都不可能得到公正对待。如果说以强权化公为私是“新自由主义”，那么杨帆也斥责的那种不公正的“化私为公”又是什么“主义”呢？

　　其实杨帆讲的这种现象我在两年前已经讲了：出现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一个权责对应的机制，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共同以为基础的机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国家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国家可能一直“左”着，或者一直“右”着。前者如我国“文革”时，后者如苏哈托、皮诺切特时代的印尼与智利，两者都会造成积弊。

　　所以我奉劝今天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纯从理论上讲，你们的争论如同“左”与“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那样永远不会有个终结的。但是你们应当想想：你们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让我们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再继续争论吧。

　　注1：童大焕：《郎咸平的质疑与瓜分“大饭锅”》，见网易商业报道2004－08－19

　　■学者观点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的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民进国退是私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或者国有企业领导人勾结起来侵吞国家财富吗？我们要问的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瓜分国家财产还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也就是良知，谁敢骂企业家或者政府就是有良知的。我也说，一个人为了追求名声所干的事，不一定比别人追求利益干的事更高尚，在国外有人为了出名刺杀总统，在香港有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裤子，为了出名人可能什么事都干出来，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他的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做贡献。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

　　可以肯定，产权改革不会停止，“风向”不会变，因为国企产权改革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是“不做学问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后确定的基本方针。

　　回顾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党和政府关于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的方针政策是系统的、连续的和严肃的，是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的。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民营企业里面确实有一些是依靠权力等非正常手段的，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民营企业整体都不好。而且郎咸平教授的一个背景思想是国有企业挺好的，这个我不赞成。

　　赵晓（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

　　中国国有企业资产不是流失了，而是相反，这么多年来，增长得太快。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国有资产流失在个案上成立，在总量上不成立。总量上，国有资产借许多方式将老百姓的私人资产不断地流失成国有资产，比如，股市是如此，电讯和石油的高收费亦如此，乃至税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投资也是如此。

　　国有资产流失固然存在公平性问题，但国有资产改革的滞后同样导致市场的不公平。显然，只要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所谓银行贷款的公平、证券市场的公平无从谈起，后起的民营企业进入国企的垄断领域也很难。　




创建时间：2005…3…17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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