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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在很大程度上被它的条约□救活了，尽管它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但加利福尼亚却全丢了。这种变化的刺激是难以言表的。
居然还有个墨西哥人留在这个地区里，这简直是奇迹；也许除了那些实在迫不得已的人外，谁也不想留在这里了。
coc1□加利福尼亚原是墨西哥的一个州，在1846─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中被美国军队占领，1848年由墨西哥政府割让给美国，同时割让的还有许多地区。
□即向美国割让土地的条约。coc2
幸运的是，莫雷诺夫人的土地所有权中所占有的山谷中间的那些土地比东西两头的要好，那两处原先是属于圣费尔南多和邦纳文图拉传教区的；经过那一系列的要求、反要求、申请、恳求、调整之后，依然在她名下的那份土地，任何一个刚到这个地区来的人都会连声称好，但在遭到掠夺而愤愤不平的夫人看来，那只是小得可怜的一块。
尤其是，她宣称，就连这么一块地盘她也丝毫没有安全感。她说，美国政府随时都会派出一个新的上地委员会来，检查原先颁布的法令，把不合他们心意的废除掉。一朝是贼，永远是贼。在美国人统治下，谁也别以为自己是安全的。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出什么事；年复一年，夫人迅速见老的脸上，悲伤、憎恨、焦虑和敌对的皱纹越刻越深了。
当委员会的人在山谷里铺了一条路，打她家后门、而不是从前门通过时，她有说不出的满意。“那样好，”她说。“让他们从我们的厨房后面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去吧；谁也看不见我们屋子的正面，除了来访问我们的朋友。”她的这份高兴劲儿经久不衰。每当她看见那些她所憎恨的美国人的货车、马车打这儿经过时，想到她们的房子背对着他们，总要情不自禁地高兴得发抖。她但愿她本人也能永远背对着他们；但是不管她将被迫于什么──或者由于政策所致、或者是由于业务上的原因──那幢旧房子，无论如何，将永远保持那种蔑视的态度，把脸转开。
就在公路修通后不久，她又为自己提供了一个新的乐趣，在这种乐趣里，宗教虔诚和种族抗争是如此紧密地混和在一起，就连最有雄辩力的修士也会大惑不解，弄不请她的举动到底算是罪恶呢，还是算德行。她让人在每一个坡度不大的图形小山上──就是这些小山构成了山谷这部分美丽的绵延起伏的地势──都竖起一个大木头十字架；从她屋里望出去，没有一个山头不竖着表示她的忠诚的庄严的标记。
“当那些异教徒们打这儿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土地上，”她说，“而虔诚的教徒们就可以被提醒作祷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奇迹：一些最冷漠的分子著然看见这神圣的十字架便皈依了天主教。”
它们就这样竖在那里，不管春夏秋冬，不管日晒雨淋，那沉默、庄重地伸出的臂膀，成为许多没有向导的旅人的路标，这些旅人听说在经过了莫雷诺夫人的最后一个十字架后（这些十字架十分醒目，决不会错过）。向左或向右的第一个转弯可能就是他要走的路。谁敢说这样的事不会经常发生。这些十字架对一些心灰意懒的旅人有一种突然的启示作用，因而也就为夫人那一半出于冲动的虔诚打了过门呢？
当然是这样。许多虔诚的无主教徒在这孤寂的地方一看见这些在蓝天映衬下赫然耸立的十字架。便会停下来。在胸前划十字，要是他们能迅速简短地作一番祷告。岂不更好吗？
这房子是砖坯砌成的，不高，内院的三面有宽宽的走廊，朝南的正面有一条更宽的走廊。这些走廊，尤其是那些内院的走廊，是这座房子的辅助空间。这户人家的大部分生活都在这里度过。除非必要，谁也不愿待在家里。所有的厨房活儿，除了真正的烹饪活，都在这儿干，在厨房门和窗子的前面。婴儿在走廊里睡觉、擦洗、玩耍、坐在脏地上。女人们在那儿作祷告，打瞌睡，绣花。老胡安妮塔在那儿剥豆子，把豆荚扔在瓷砖地上，到了晚上，有时候，她身边的豆荚堆得很高，像碾米会□上的玉米壳一样。牧牛人和牧羊人在那儿抽烟，闲荡，驯狗；年轻人在那儿谈情说爱，老年人在那儿打盹；靠墙排满长凳，却被蛀空了，像缎子似地发光；瓷砖地面也有好几处破碎、塌陷了，形成一个个小坑，时常积满雨水，那时，对孩子们来说，又增添了金钱难买的嬉耍场地，那些狗、猫和家禽也自得其乐，在一个个小坑里寻食、吮吸。
coc1□美俗。指亲友或邻居边碾米边聊天的聚会。coc2房子前面的拱形走廊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走廊肯定至少有八英尺长，因为五个大房间的门都开在这走廊上。另外附加了两个朝西的房间，比别的房间高出四个台阶；使那走廊的尽头看上去像个阳台，或者说像凉廊。这儿是夫人种花的地方；靠墙紧紧地摆着一排排红色的大水缸，是圣路易斯奥比斯波的印第安人手工制成的，水缸里总是种着漂亮的天竺葵、康乃馨和开黄花的词香锦葵。夫人从她母亲那里继承了对腐香锦葵的钟爱，爱得那么炽烈，有时候她也感到不解；有一天，她和萨尔别德拉神父坐在走廊里，她采了一束磨香锦葵花递给神父，并说：“我也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要是我死了，四香锦葵的香味就能把我救活。”
“它已浸入你的血液里了，夫人，”老修士答道。“在塞维利亚，我最后一次去你父亲家里时，你母亲让人把我叫到她的房间，她房间的窗子下面是个石头阳台，里面放满赐香锦葵，房间里充满它的味儿，我都快昏过去了。可她说，这味儿能治她的病，没有它，她就会生病，那时你还是个孩子。”
“是的，”夫人叫道，“不过我记得那个阳台。我还记得我被抱到一个窗口上，朝下看着一坛盛开着的黄花，但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花，多奇怪啊！”
“不。不奇怪，闺女，”萨尔别德拉神父回答道，“你母亲的奶水里都充满了这味儿，如果你没尝到这味儿，那才更怪呢。做母亲的应该更深切地记住这个。”
除了红水缸里的天竺葵、康乃馨和废香锦葵外，还有其他许多爬藤植物──有的从地上缠住走廊柱子往上爬，有的长在大钵子里，吊在走廊顶上的绳子上，或爬在墙旁的架子上。这些体子是灰石头做成的，当中凹陷，擦得错亮，里外都很平滑，光彩烟焰。这也是印第安人的手艺，谁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些耐心的匠人们，只用石头当作工具，硬是把它们当中挖空，擦亮。
在这些爬藤里面，挂着夫人的金丝雀和其他啼鸟，一天到晚地啼唱着，每种都有五六只，由夫人饲养，这些鸟全都不是一代的。她随时都要饲养一窝小鸟；从邦纳文图拉到蒙特里，人们都把能得到一只莫雷诺夫人饲养的金丝雀或燕雀看成是一种好运气。
在走廊与走廊外面的河边草坪之间，全是花园，桔林和杏仁园；桔林总是一片翠绿，终年都有雪白的花儿和金黄的果实；花园里长年开着花儿，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初春季节的杏仁园里，那粉红色和白色的花瓣，像颤动的华盖，从河对岸的山上看过来，那花瓣就像旭日初升时玫瑰色的云彩从天而降，与树梢缠绕在一起。在两边的一臂之遥都有别的果园──桃子、杏予、梨、苹果、石榴；这些果园后面，还有葡萄园。要是坐在夫人家南面的走廊里，在一年里的不管什么时间，除了一片翠绿和盛开的花儿、果于外，别的什么也看不见。
在一个爬满葡萄藤，以致连木框也看不出的葡萄藤架的遮荫下，有一条宽阔笔直的大路，就在走廊台阶的下面，穿过花园当中，直通花园边上的一条小溪。跨过这条小溪，在五六棵扭曲的老柳树的遮荫下，有一块宽阔平坦的洗衣石板，全家人的衣服都在这上面洗。夫人在花园的另一头密切注视着那些女佣人，她们谁也别想长时间地闲逛，谁也别想放下活儿不干。要是她们知道她们跪在草地上，把湿淋淋的亚麻布从水里拎出来，放在石板上来回搓着，浸着，拧着，把干净的水往彼此的脸上设着，要是她们知道这时候她们看上去有多美的话，即使天天在这儿洗东西也心满意足了，因为上面总有人在看着的。
夫人家几乎天天有客。她依然是个颇有声望的人；她的家是那些从山谷里经过的旅人的自然休息所；不管谁来，除了吃饭，睡觉或走路外，其余时间就总是和夫人一起在洒满阳光的走廊里坐着。冬天难得有冷得受不住的时候，而夏天屋子里一定太热，夫人和她的客人们待不下去。走廊里有三把雕花的栎木椅子，一张雕花长凳，也是林木的，那是在加利福尼亚被征服后不久，美国军队占领圣路易斯雷伊传教区期间，一位虔诚的老教堂司事拿来请夫人保存的。那些驻扎在这个教堂里的士兵们把那些圣徒像的眼睛鼻子当做靶子瞄准，以此为乐。为了反对他们这种亵读神明的行为，这位老司事日日夜夜、偷偷摸摸地，把他能移动的东西搬出了教堂，把一些东西埋在了矮小的三角叶杨树林里，另外一些就藏在他自己那小得可怜的茅舍里，到后来，他居然聚起了几车的圣物。然后，他又悄悄地、一点一点地，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辆卡车的底部，上面覆盖着干草或干柴，运到夫人家里，她为他这么信任自己深感荣幸，把每件东西都当做神圣的信托接受了下来，只要传教区一恢复，就把它们送还给教堂。当时所有的天主教徒对恢复传教区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因此，夫人家没有一个房间没有一张圣徒或圣母像，或者一尊雕像；有的房间还有两张或两尊；在花园的小教堂里，祭坛的四周有一排庄严、神圣的使徒塑像，在佩雷神父时代，他们朝下俯视着圣路易斯雷伊传教区隆重的典礼，那尊容比现在看着在夫人缩小的地产上进行的寒他得多的家庭礼拜仪式时慈祥不了多少。一尊瞎了个眼睛，一尊少了个胳膊，那一度鲜艳夺目的色彩如今已消退殆尽，显得破旧不堪，更使跪在他们面前的夫人温和的敬畏之心有增无已，她想起那一双双如此用污圣物的异教徒的手，眼睛里不由得噙满义愤的泪花。就连他们参加传教区最后一次举行的仪式时看见戴在某些塑像头上的易碎的花环，也被那个虔诚的教堂司事拿走了，夫人又给每尊塑像戴上一顶，她认为这花环的神圣程度仅次于塑像本身。
对夫人来说，这个小教堂比屋子还珍贵。这是将军在他们婚后第二年建造的。她的四个孩子在这个小教堂里受洗，除了她那漂亮的费利佩外，其余的孩子，还在婴儿时，就被葬在那里。将军活着时，也就是这儿正兴旺的时候，几百个印第安人寄住在这里，有许多个礼拜日，可见到像传教区里那样的场面──教堂里跪满男男女女；有些人在里面找不到跪的地方，就跪在外面的花园小径上；穿着华丽祭服的萨尔别德拉神父，总是在仪式快结束时慢慢走下侧廊，挤得密密匝匝的一排排礼拜者们左右分开让他走过，全都迫切地抬起脸来，盼望他的祝福，女人们给他供上水果、鲜花，把她们的孩子举起来，以便他把手放在他们的头上。只有萨尔别德拉神父在夫人的小教堂里作过司祭，或听过大人家人的忏悔。他是这个地区里如今硕果仅存的方济各会修道士，很受所有慕名而来的信徒们的尊敬和热爱，他们宁愿等上几个月，不去大教堂作祷告，也不愿向任何别的人仟悔他们的罪过或倾述他们的困惑。那些印第安人和旧日的墨西哥家庭对方济各会教派有着如此深厚的依恋之情，这自然引起后来的那些修道院外的修士们的妒忌，而留下来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修士情形极为不妙。甚至有谣传说，他们将被禁止再在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举行祭祀了，将被迫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圣巴巴拉和圣英内斯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有人当着莫雷诺夫人的面说起这事，她双颊飞起两块红云，想也不想就叫道，“真到了那么一天，我就把我的教堂烧了！”
幸好这突如其来的发作只有费利佩一人听见，他那不可抑制的惊叫声使夫人清醒了过来。
“我说得太急躁了，孩子，”她说，“教会的命令总是要服从的；但方济各会的神父们只对他们自己的上司负责；在这儿谁也没有权利禁止他们旅行或向任何希望他们作祭祀的人司祭。至于那些现在到这儿来的加泰隆神父们，我不能容忍他们。加泰隆人都是坏种！”
夫人之所以这么热烈地依附方济各会教派，理由是相当充足的。
从她刚记事起，那灰施子和头巾在她就已司空见惯了，而且家人还教她把这些视为最神圣与珍贵的东西。在她父亲乘船从墨西哥前往蒙特里就任圣巴巴拉要塞指挥官时，萨尔别德拉神父也同船而行；而她最热爱的伯伯，她父亲的大哥，当时是圣巴巴拉传教馆的馆长。在她青年时代的情趣和浪漫史中，要塞生活中的乐趣、兴奋和装饰与传教区生活中的种种仪式和信仰几乎乎分秋色。她出落成了地区内知名的最漂亮的姑娘。军队里的男人、教会里的男人全都崇拜她。从蒙特里到圣迭戈，人们常以她的名字祝酒。当最后费利佩。莫雷诺，墨西哥最令人尊敬的一位将军向她求婚、并赢得了她时。她的婚礼成为地区里最隆重的一次婚礼。适逢圣巴巴拉传教区教堂高塔落成，于是，人们提议这座高塔的献祭仪式就与她的婚礼同时举行，她的新婚喜宴就摆在传教馆大楼外面的走廊里。整个地区，不管远近，该请的都邀请到了。婚宴持续了三天；宴席向每个人敞开：唱歌、跳舞、吃喝、寻欢作乐。那时候，那里有条长长的街道，街上是印第安人的房子，街道从传教馆向东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