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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折磨灵魂又令人揪心的抉择
宁川下属六市县的私营经济也不动声色搞上去了，三年迈了三大步，支撑起了宁川经济的半壁江山。这得力于整个班子的开明思维和大胆的“迷糊”，在反和平演变的调门越唱越高、四处风声鹤唳的气氛下，宁川市委以“不作为”的表象为私营经济的成长创造了宽松环境。赵安邦、白天明和下属六市县的头头达成了一个默契：有的事只做不说，有些事只说不做，搞得民营工商业一片火爆，包括吴亚洲的亚钢联在内的不少著名民营企业，都是九十年代初从宁川起步的。
这就引起了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北京权威人士郑老视察后说，宁川的改革姓资不姓社，除了一面国旗，已经嗅不到多少社会主义的气味了！刘焕章又一次面对着既折磨灵魂又令人揪心的抉择：白天明、赵安邦被糟糕的政治形势围困了，他和汉江省委是不是该狠下心让这个正在创造奇迹的班子倒台，把他们撤下来？撤下来后又该怎么办？是否再派一批敢死队上去？据裴一弘所知，刘焕章和省委曾考虑过将他和省经委的一位副主任派上去。然而，当时形势真是看不清啊！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代表着两种不同抉择方向的政治社会力量在公然对峙，僵化保守的政治势力占着上风。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刘焕章没敢贸然行事，决定先派收容队上去。于是根据那位郑老的指示，主持召开了专题研究宁川问题的省委常委会，将赵安邦和白天明双双免职调离宁川，另行安排工作；派于华北为省委工作组组长，到宁川搞整顿，同时兼任市委代书记临时主持宁川工作。在许多人看来，赵安邦这回是真完了，他和白天明的宁川班子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连刘焕章和省委都没能保住他们，删除已成定局。
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赵安邦和白天明也认为自己的使命结束了。撤职回到省城后，裘少雄和邵泽兴为他们接风洗尘，两届倒台班子的四个主要成员，在同气相求、英雄相惜的气氛中，喝了四瓶白酒，一个个于壮怀激烈中潸然泪下。据赵安邦事后回忆，白天明当时就毫不忌讳地说，焕老瞎了眼，于华北搞不好宁川！
其实，刘焕章的眼没瞎，更没想过把未来的大宁川交给一个只会照本宣科的管家婆。裴一弘当时就看出来了，于华北既是作为收容队派上去的，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出任未来的宁川市委书记，刘焕章这么做只是为了应付时局。果然，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一发表，刘焕章和省委又让赵安邦带着“还乡团”杀回来了，一时间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赵安邦也真是大胆，在刘焕章和两个省委常委在场的情况下，向新班子的同志发表讲话说：“……就在这个会议室里曾经倒下过两届宁川班子：一届是少雄同志和泽兴市长的班子，一届是我和白天明的班子，白天明癌症去世了，郁闷而亡，死不瞑目啊！今天我们这个班子又上来了，在前两届班子的基础上起步了，历史把一座东方大都市的发展责任交到了我们手上，我们干不好就天理不容！就对不起郁闷而亡的白天明同志！对不起前两个班子已经付出的政治血泪！”据说刘焕章竟为赵安邦的这番暗含幽怨的激情讲话鼓了掌。
这就是焕老，一个深深了解中国政治特色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情况下都有对立面，却从来没有私敌。正因为如此，汉江省才有了赵安邦这类不死鸟，和于华北这种稳健的制衡力量。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干部像牌一样在老人手上轮换打，每张牌打出来时都会有人不理解，而手上的牌全打出来后，你才会惊奇地发现，他治下的这个经济大省又完成了一次从低谷到高峰的螺旋型上升。焕老说过，不要相信直线运动，历史发展从来不走直线！
第二部分没法把我这副处级拿掉
方正刚总也想不明白，赵安邦咋对他有这么深的成见？除了一九九一年秋随省委工作组到宁川搞了场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整顿，他真没做过啥对不起赵安邦的事。在四个多月的整顿中，他除了整理材料，只奉命在几个范围不同的场合作了几场学术报告。报告也不是他要作的，是于华北和工作组领导安排的。他是经济系研究生，一直研究苏联坎托洛维奇的数理经济学，于华北就鼓动他给那些大干资本主义的宁川干部洗脑，纠正某些同志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错误认识。他头脑一热，有点不知轻重，便大肆报告起来，大谈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的区别，为计划经济学正名。其中有一次赵安邦也去听了听，据说没听完就挂着脸走了。
马钢宪法实际上不是什么宪法，而是苏联马格尼托尔斯克钢铁公司总结出的一套管理体制，其核心内容是专家治厂、科学化管理、强调经济核算与计划的平衡。鞍钢宪法当然也不是宪法，而是鞍山钢铁公司以政治运动和大轰大嗡搞生产的一种中国模式。虽然二者同属计划经济范畴，但前者体现的是理性而科学的计划原则，各种经济指标都是以最优化模式计算出来的。据方正刚读研时掌握的资料，最早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生产涵数的并不是西方国家，而是苏联。一九七七年苏联在联盟一级就有三千多个经济指标来自电子计算机的最优化计算。以坎托洛维奇为代表的一批数理经济学家应运而生，不但构成了苏联经济学的主流派别，还获得了世界性声誉，瑞典皇家学院就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坎托洛维奇博士。而中国的鞍钢宪法体现的则是长官意志和命令原则，主观随意性很大，毛泽东突发奇想，要赶英超美，钢铁元帅就升了帐，结果只能导致灾难。因此，方正刚斩钉截铁地断言，中国式命令经济的失败决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
不可否认，那时的他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是少年马列派，正因为如此才得到了于华北的欣赏。于华北总和他开玩笑，称他为方克思。在宁川整顿期间，他实际上成了于华北的秘书。可他当时太年轻，对于华北的器重不知珍惜，在显示知识才华的同时，弱点毛病也暴露了不少。他们几个小伙子总爱凑在一起打扑克牌，一打打到半夜，早上就起不来了，为此没少挨过于华北的骂，还被于华北没收过几副牌。不过于华北骂归骂用归用，还是破格将他提为了市委副秘书长。当时宁川还没升格，副秘书长不过是副处级，可权力影响却是正处级也没法比的。
一九九一年秋的宁川整顿真是他的一个好机遇。如果没有后来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于华北头上的代字就取消了，他就有可能从宁川起飞，由市委副秘书长而秘书长，一步步上来，没准今天已是宁川市长或者市委书记了。不料，邓小平偏偏南巡了，已被整垮的赵安邦和那个大干资本主义的班子又奇迹般复活了，他的霉运也就注定了。当然，现在述说这个事实并不是要否定小平同志的南巡，更不是要否定宁川的超常规发展，不论对赵安邦有多少不满，方正刚都不能无视一个东方大都市的历史性崛起，对赵安邦个人的道德判断不能代替客观的历史判断。
可从另一方面说，历史判断也不能替代道德判断。方正刚认为，从个人道德上来说，赵安邦可真不咋的，没有容人之量，做得真叫绝，简直就是还乡团。带着新班子杀回宁川没多久，赵安邦就代表新市委找他谈话，马上进行反攻倒算。
许多年过去了，那次谈话的情景方正刚还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天色阴暗的下午，在市委老楼赵安邦的办公室。谈话期间不时地有人进来出去请示工作，赵安邦就带着讥讽向这些同志介绍，“认识一下：方正刚，大名鼎鼎的方克思，专门研究计划经济的理论家！”最可恶的是当时的副市长钱惠人，钱惠人是赵安邦的铁杆部下，当场痛打落水狗，拍着他的肩头说，“方克思，你真可惜了，要是早被戈尔巴乔夫发现，请你去做顾问，也许苏联都不会解体！遗憾呀，宁川只怕也没有你的实践空间了，你最好还是追随于华北书记到文山实践你的高明理论吧！”
钱惠人说这话时，于华北已调往文山任市委书记，他也曾动过离开宁川的念头，继续去追随老领导于华北。于华北也同意了，说如果没法在宁川站住脚，就调过来吧！可赵安邦那日的态度和钱惠人的话却深深刺激了他，他心一横偏就不走了！当时就想，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日后还不知谁走呢！好歹老子也是副处级了，你赵安邦和这帮还乡团就是看着再不顺眼，也没法把我这副处级拿掉。
赵安邦把话挑明了，“方克思，你这副处级我和宁川市委拿不掉，不过副秘书长不能让你干下去了，数理经济学在这里肯定没市场，你想想还能干点啥？”
方正刚挺傲慢，“赵书记，看您问的，我啥不能干？给我个市长也照干！”
赵安邦冷冷一笑，“狂妄！一天到晚坎托洛维奇，数理经济学，你当真以为计划经济救得了社会主义吗？你说的不错，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没有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长官意志和命令经济！命令经济的问题你指出来了，我不持异议。但另一个问题你小伙子想过没有？放弃命令经济走向市场，只要遵循市场规律，过渡就比较容易实现；而数理经济学因其严密系统的科学性，根本无法实现这种过渡，只要计划一中断，整个系统就会崩溃，苏联马上就要经历这个崩溃过程！我们的经济改革在放弃了命令经济之后，已经不容置疑地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方正刚有些吃惊，“赵书记，这么说，您……您也研究过数理经济学了？”
赵安邦手一挥，颇为不屑地说：“我研究过的东西多了，今天不在这里和你讨论！你小伙子还很年轻，知识面比较宽，也有一定的才华，我希望你也能多做些研究！比如，计划经济是不是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就一定是资本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些年来创造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可以做些实际研究，比如，西方发达国家新城区开发上都有哪些成功范例？当今世界新城市建设有多少可供我们选择的模式？为我们宁川的跨世纪建设多少做点贡献！当然你一定要继续研究坎托洛维奇和数理经济学也随你！”
方正刚听明白了，问：“赵书记，您的意思，让我去市委政策研究室？”
第二部分方正刚总有些不祥的预感
赵安邦摇了摇头，说：“发挥你的专长，去经委经济研究室做副主任吧！”
这还有啥好说的？他和于华北走得这么近，于华北又这么器重他，赵安邦能让他发挥专长就不错了！于是，方正刚便去市经委下属的经济研究室做了个副处级的挂名副主任，一做就是四年。这其间，他开始深入研究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转轨。赵安邦谈话时对苏联计划经济系统崩溃的预言竟得到了验证，其他类似的东欧国家也发生了相同的崩溃，而崩溃后市场经济的重建却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他的立场观点因此发生了动摇和转变，嗣后结合中国国情和宁川稳步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写了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有一篇还上了《人民日报》。可赵安邦和宁川市委的大小官僚们就是没谁看得见，市经委主任换了两任，经济研究室主任换了三个，哪次和他都没关系，他在政治上一直被冷冻着。
这四年是宁川高速发展的好时期。市场经济在摘掉了姓资的帽子之后焕发出了巨大的活力，来自全国和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金涌到了宁川这片热土上。仅一九九五年签订落实的项目利用外资即达三百五十多亿，一九九六年更创下了五百二十二亿的空前纪录。平心而论，赵安邦和他的班子干得不错，宁川的发展速度不但远远把他研究的东欧国家抛在了后面，也把中国大多数发达地区抛在了后面，宁川作为汉江第一经济大市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管对老领导于华北的个人感情有多深，面对宁川奇迹，方正刚都不得不承认：刘焕章和当时的省委用对了人，如果真让于华北在宁川主持工作，也许就没有宁川的今天了。
恰在这时，他的机会也来了，省委书记刘焕章从一篇论东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论文中认识了他，建议调他到省委政策研究室来。省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马上找他谈话，告诉他，准备让他任政策研究室一处处长，搞宏观政策研究。不曾想，赵安邦却指示宁川组织人事部门拖着不办，他一气之下，闯到了赵安邦办公室讨说法——这是四年前那次谈话后的惟一一次谈话，火药味仍然很浓郁。
赵安邦还是四年前的老样子，一脸不加掩饰的讥讽，“方克思，你现在不是要搞宏观政策研究，而是要搞点微观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政情，像主席说的，解剖一下麻雀！我的意见，你最好不要到省委大机关去，而是下基层！”
方正刚恼火道：“赵书记，如果这是你的个人建议，对不起，我不考虑！”
赵安邦不咸不淡地说：“哎，为啥就不能考虑呢？你小伙子担心什么啊？”
方正刚直言不讳，“赵书记，我担心解剖麻雀的结果是被麻雀琢瞎了眼！”
赵安邦坚持说：“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到宁川哪个县做副县长或副书记！”
方正刚根本没兴趣，“赵书记，我希望你放我一马，别再搞我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