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郑家栋- 第2部分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点《九十年代与传统》，题目叫《九十年代与传统》。人们一般会认为，八十年代的中国比较西化，而九十年代的中国则比较传统。这当然可以举出许多例证：像是学术研究、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电影电视乃至理论宣传等等。特别是电影电视。我们知道，最近一个时期，基本上全是被古装戏占领，古装戏占的比例非常大。而实际上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九十年代所谓传统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带有某种怀旧的情节。而作为某种社会意识的怀旧，正是以巨大的变革为前提。以变革的深刻性而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不能够与九十年代以来相比。那么市场化的原则，也比任何东西，都更有利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我们传统。

　　　　我们看九十年底以来的古装戏，八十年代处理历史题材，在影视作品中，处理历史题材，一般还比较重视历史事件本身发生的那个过程等等。那么九十年不同，九十年代是历史题材古装戏，它要诠释的主要是个人的命运。可是从另一方面说，是不是说与传统就没有关系呢？我也不是这样认为，从另一方面说，在九十年代思想发展的脉络中，或者说社会思潮的演变中，也确实存在着某种转向，此种转向当然与传统有关。我不希望用传统的复兴来表述这个转向，因为那样说得太重没有那么重。

　　　　因为就总体上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还是一个商业化和技术化的环境。那么这个世界中还是交织着现代人利益的冲突和欲望的冲突，这是一个大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说传统的复兴实际上为时过早。但是这并不排除人们会寻求某种传统的价值。下面我想用一点时间简单地说一下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对于父亲这个形象上的塑造，及其他所象征的意义。

　　　　简单地说一点，在中国文化中，可以说父亲的角色和父子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它的重要性来说，它差不多可以和西方文化中的人与上帝的关系相比。为什么？还是那个问题，中国是一种非宗教的文化，它有一种世俗化的取向。我们看在西方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的每一个时期，它都必须对人与上帝的关系进行反省，必须做出反省。每一个时期它都要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说法，不然他就会觉得不踏实，因为这是制约它全部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中国近代文化以来发展来说，实际上每一时期都要对父亲的形象重新进行一次塑造，是不是这样，我下面举例说明一下。

　　　　我认为这个过程曾经提出了四种模式，一种模式就是五四时期的。中国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和西方不同，它首先是以反抗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父权的统治这样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很多接受了新思潮的青年都离家出走。那些青年都非常有勇气，因为离家出走的好多青年，家里的生活都非常优越。那么摆脱家庭成为当时个性解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这是一种模式。第二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新启蒙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弑父情节”，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看陈凯歌张艺谋的电影《黄土地》，那里边有一个衰老沧桑愚钝的父亲，他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沉重和无奈。

　　　　第三种模式，我认为更重要，就是九十年代以来，父亲形象的转变，这种改变与所谓回归传统有关。那么实质性的变化是开始于九十年代中期，完成九十年末期。我们可以注意到，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就是歌颂伦理亲情的影视作品。这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人们对商业化大潮带来的人情淡薄那样一种趋向的一种抵制。在我看来比较典型的是《咱爸咱妈》那部电视连续剧，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它是九十年代中期播放的。那么它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渴望》还不太相同。《咱爸咱妈》应该说它的主题应该是伦理亲情，血浓于水是那里边的一个基本。在这个连续剧中，父亲是慈爱的，通情达理的，同时也是通晓时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要扭转父辈与这个时代隔膜，这样一个持续很久的观念。但是同时，父亲又是衰老的，多病的，需要人照顾的，他还是一个弱者。我们看1999年出品的电影《洗澡》，就是张扬导演，情况又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黄土地》中那个沧桑愚钝的父亲不见了；《咱爸咱妈》中那个衰老的作为弱者受人照顾的父亲也不见了；父亲在《洗澡》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洗澡》中的父亲这是朱旭演的，《洗澡》中父亲。父亲那个澡堂我们看温情有爱，其乐溶溶，充满了人情味，成为了人们沟通关系，消解矛盾，净化身体，也净化灵魂的一个圣地。更重要的在于父亲代表着那种生活方式，父亲的生活理念，最后影响了南下创业，在深圳创业成功的大儿子，回来探家的大儿子。后来他对父亲由敬到顺，那么最后他父亲去世。父亲一定得去世，这是我们处理的一种方式。然后他又放弃了自己南方的事业，回来经营父亲的澡堂。

　　　　那么这里头传统战胜了现代，或者说传统在现代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然这里边有绝对化的倾向，那里边有个大红匾“上善若水”，水在这里成为传统的象征。那么父亲澡堂里的水差不多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间有个特别的一个情节，非常值得关注。就是有一个人被逼债，追到澡堂里，几个人凶巴巴的，父亲出来，把他赶走了。因为澡堂差不多是一块圣地，世外桃源，别在这里来这个，澡堂之外的事我不管，但不能在这里来这个。然后大儿子因为深圳创业看来是有钱的样子，拿出钱来接济那个人，给那个人还债。这可能是那个影片中，惟一的一次提到钱，因为影片讲澡堂子始终和经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没有谈到经营的问题。但是这里边体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传统的温情脉脉，再加上一点钱，差不多是人们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问题要比这个复杂得多，画面经常有切换，那边是隆隆的推土机，非常沉重的，在推倒那些要搬迁的那些旧的建筑，象征着现代化，这边是澡堂子是另一个气氛，这个刻意把现代和传统处理成两个对立的两级，这个是比较简单化的。重要的不在于他大儿子是不是回来经营这个澡堂，因为那个澡堂子差不多成了一个沙漠里的绿洲。如果传统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传统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在那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在那个隆隆的推土机的象征的那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能不能发出影响。比如大儿子是不是回到深圳之后，在经营企业方面，他父亲的一些观念，父亲的为人处事的一些品格，会不会对他发生影响。如果这样才有更深刻的意义，传统要如果发生影响，它不应该是现代化外面的一个东西，它应该内在在现代化那个过程，那才有意义。

　　　　还有一个形象，第四个模式，我就认为是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等影视作品中的所塑造那个君父形象，既是君主又是父亲，那个形象。《雍正王朝》讲了两代帝王和一代王朝，实际上很有意思，全部的连续剧都是在讲父子关系。居然一代王朝全部的内容都是围绕着父子关系。当然讲的都是皇帝的家事，不过国事就是家事，家事也就是国事。该剧可以说把父子关系的政治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就思想观念而言，维护君父的形象是这个连续剧的核心所在。包括雍正皇帝，残酷地杀害了自己的亲身儿子，也要被论证成处于江山社稷的考虑，然后让他吐出一口鲜血。重要的在于《咱爸咱妈》也好，《洗澡》也好，《雍正王朝》也好，都只是代表着关于传统的一种理解方式。时代的进步，不在于我们达成了某种理解，而恰恰在于这种理解是多元化的，就每种理解只是你个人的一种理解。

　　　　我曾经写了一本书叫《断裂中的传统》，但是那个写的是非常思想性的一个东西，傅先生也说那个读起来也很难读，但是大家都很刻意地关注“断裂”这个观念，很多读者、学生朋友等等都刻意地问这个“断裂”怎么理解，包括有的报纸上做了大版的访谈，它也特地要问这个“断裂”怎么理解，断裂当然它可以是一个从深层从思想性方面来讲，也可以有一些外在的表征，对于外在表征，我讲几个外在的表征。

　　　　首先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应该说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大胜于明朝。那么1905年，慈禧太后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奏请宣布“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就是要创办推广新的学校，废除科举制度，可以说对于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故。今天人们一般会认为腐儒误国，这个是影视作品告诉人们这一点的，一般出现一个儒者都是“言必称孔孟”不谙世事等等，这个完全是一种误解。传统社会中的“儒者”是“社会精英”的代名词，这个社会精英首先是政治精英。

　　　　“经”所以经世也，经书是用来经世的。儒者担当的角色首先是治国平天下，他怎么可能迂腐？今天我们说一个人儒雅，就是说，他表现出一定的风度和教养，说一个人是儒商，也是说他具有比较高的教养与素质，而且能够始终如一地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然今天“儒商”这个词用得太滥，有了钱都是儒商，那有那么多儒商，我就没有碰到。对于为富不仁，失去了批判的超越尺度，这是我们社会非常值得担忧的一个现象。就是完全以外在的成功作为衡量的标准，非常非常值得担忧的一个现象。

　　　　传统社会中，讲天地君亲师，其中“师”的地位特别与儒家有关，“师”也与政治有关。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儒家的自我定位差不多是帝王之师。这个帝王之师，可以指一个具体皇帝的老师，像翁同龢他是光绪的老师，很多电影上都出现过。他被塑造成一个很迂腐的一个人，实际上也不尽然，他是一个维新派。他当然支持维新，因为他希望光绪能够亲政嘛，他当然支持维新。“师”的身份可以追溯到孔子私学的兴起，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是与科举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历史上流传很多俗语，什么“头悬梁、锥刺骨”、“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等等这些。“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这些东西这都是与科举有关。

　　　　第二个象征，和废除科举有关的是传统书院的衰落。传统书院是开始于唐代大盛于宋朝。传统书院与今天所谓大学应该说是很不相同。这首先在于传统书院是兼传授知识与人文教化于一身。书院与科举有关，所以它得传授知识，但它更主要的很注重人文教化这一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书院是儒家的教堂，人们到书院是与寻求人生价值信念和解决生活中的困惑有关。我们讲什么是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实质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书院传统。那么今天作为教师，你很难说自己能承担这么大的一个任务。

　　　　书院中的师生关系根本不同于现代职业意义上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因为书院中的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而且同时是人生的引导者。所以很有意思，最好的学生一定和教师生活在一起。为什么呢？你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看他怎样处理生活中的问题，不仅学习知识，而且要跟他学习如何生活。

　　　　那么第三个方面是更主要的一个方面。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只是政权的转移，而且是政治合法性的根据的转移。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他们的政治合法性的根据还是来自于儒学。后来当然是来自于西方的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第四个方面我认为是更重要的，是和我们每个人更相关的，就是我们做事的具体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对于传统来说重要的一点不在于做什么，做什么可以会经常的改变。而在于怎么做，关键在于怎么做，怎么做比做什么具有更为实质性的意义。

　　　　我举个例子，就说我们以电脑和网络与写作的关系为例。在传统中国人看来，写文章历来是非常神圣的事情。所谓“文章千古事”，白居易曾经提到一个故事，当然属于自我吹捧。他说一名妓女和别人夸耀，她说“我咏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就是说我能够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你怎么能把我和其他的妓女相提并论？于是这个妓女立即身价百倍，这表现了我们传统中确实有一种对文学和文字的崇拜。

　　　　而且在传统中，文学文字等等一定是写出来的。写本身很重要，所以书法是文人非常重要的一种修养方式。我们说文以载道的传统，也和写文章历来是少数人的事情有关。如果说七嘴八舌谁都可以写，还谈什么文以载道。写文章历来在很长一个时期，历来代表一个特殊的身份。在中文的语境中，“作家”这个概念历来和西方不太相同，我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话太重了，就说作家担负教化的使命，他们并不是一些写字的人，所以呢原则上作家也不能随便写，因为你担负这么重要的使命，当然不能够随便写。应该说文人对于文章的垄断，和写作的神圣性，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之后，有了一点改变。但原则上没有什么改变。20世纪50年代有工农兵学哲学运动，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工农兵大批判组。但是并不意味你可以随便发文章，因为那个时候文字的教化功能，比任何时候都被突出得更为显著。网络化实则彻底打破的上述界限，原则上人人都可以写文章，都可以发表文章。网络上可以说是错字连篇，垃圾遍地，但是确实作者和读者都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的含义就改变了，什么是作家，就是你写出来东西有人读的人，你就是作家。此外没有太多别的意义。

　　　　电子化也使得书籍的储存使用等等大众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于文字的神秘感。我非常清楚得记着，我第一次使用在国家图书馆，当时可能还是北京图书馆，第一次使用《四库全书》电子版本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