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总台长等人坚守炮位，相继阵亡。
到晚上，日军利用黑暗掩护，猛冲田家镇等地，致使守军防御体系被冲乱，彼此失去联络和协同，敌我混战在一起。
蒋介石在了解到战局最新状况之后，于29日凌晨电示，“转移兵力，巩固北方正面，11军团调上巴河整理”。李延年所部根据指令，开始组织残部陆续转移，并以第57师一部兵力强占马口隘路，掩护主力撤离。田家镇于该日上午11时终告不守。
尽管蒋介石早在8月就指示，“田家镇要塞须作固守两月以上的准备”，但结局却与之大相径庭。田家镇要塞及其附近地区落入敌手之后，向西直至武汉中国守军已难以找到很好的防御屏障体系了，因此此战对会战的影响是深远的，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武汉会战最困难时期和最后阶段的提前来临。
战后统计，仅在田家镇一地，日军死伤就共计约达2万人之数。
日军在黄梅、广济、田家镇一线大别山南麓战场的一系列战斗中，元气大伤，西进步伐明显放缓，正如一名日本海军少将战后所承认的那样，“日军对打通蘄（春）广（济）公路预期很短”，但由于“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结果进展不大，拖延了时间。日军前线军官曾产生顾虑，蘄广战线的激战程度与地形的复杂性，是超过日军预料的”。最终，日军直至10月下旬方才重新展开进攻占领上巴河地域。
第一部
第七十五章 … 武汉会战（八）
9月29日，日本外相宇垣因对华政策上与军部相争愈演愈烈同时又得不到内阁的支持，于是愤然辞职。外相一职因找不到合适人选，只能由首相近卫自兼。宇垣在政坛上又闯荡了三四个月，结果一事无成。他的辞职虽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但7年后却使他免于被押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塞翁失马，焉知作福。搬掉宇垣这最后一块绊脚石，东京军部的战争狂一时更加嚣张，他们的目的也更加明确，那就是向武汉，向中国的所有角落进攻！进攻！
自会战爆发后，战局一直对中方不利，日军沿长江两岸和在大别山方向的作战总体都达到了预期目标，象九江、田家镇这样直指武汉核心的作战要点陆续被攻破，但是企图迅速拿下战局并一举结束在华战争的日军指挥部对进展依然不满，“推进速度”仍嫌太慢。于是，一方面，原本小心翼翼的日军自上到下日益自满起来，作战指导上赌博式的冒险心理日益膨胀，另外一方面，遥望武汉方向急于打开当前两军总体对峙局面的心理十分迫切。
与此同时，中国守军在节节抵抗并予敌重大伤亡，先后取得击伤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击毙101联队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击毙103联队联队长谷川幸造大佐等不俗战果的同时，会战指挥高层也在不断研究其作战指导上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决心在后期作战中有所改变、有所修正。这集中反映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月上旬所制定的《武汉会战方针、目的及策略指导》中。该文件明确指出，“以目前形势观察，自力更生仍为我政略上最高战略，基于此而产生之作战指导方针，亦即持久战与消耗战。”在9月中旬据此制定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再次强调，“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资，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这表明，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已将原来依托阵地消极防御的基本作战思想调整为突出强调持久作战和消灭敌有生力量。
中日双方的战斗心态，已悄然有了变化，一方在暗自自省调整，而另一方却愈发狂妄大意起来。某种程度上，给整个会战的进程增添了一些变数。
9月里，江北鏖战虽然炽烈，江南战场却又进入沉寂。只有时而爆发的间歇性的枪炮声在提醒着人们，江南赣北也是战场，只是现在这里正处在一场恶斗后的喘息阶段。庐山脚下，日军第101师团由于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被炮炸伤，攻势一时再难兴起。小坳附近，新由华北驻屯混成旅团扩充并编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刚刚摆脱了黄维军数日的缠斗后，又被冯占海、傅立平、何平、陈沛、吉章简等师挡住去路，27师团苦战数日仍无法打破僵局。整个南浔线都僵住了。但大战之中，这种沉寂反而叫人不安，似乎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德安西南一个小村庄里，薛岳将军正在一兵团前进指挥部里心绪烦乱地踱着。步子时快时慢，有些乱。他的心里，象是有两个人在激烈地搏斗，一个喊“放人”，一个喊“不能放”。弄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能让薛岳如此为难的人自然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两天前，薛岳接到武汉急电，令一兵闭把74军调到长沙休整。鉴于一兵团是机动兵团，不但要阻击敌人，更要大规模地向日军反击，所以薛岳舍不得放走一兵一卒，遂回电武汉蒋委员长：“调不下来。”可蒋介石似乎不死心，昨夜再次来电，说：“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看来蒋介石有些动了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要换了别的将领，尤其那些趋炎附势或胆小怕事的人，恐怕没人敢得罪蒋介石。可广东籍将领、有“老虎仔”之称的薛岳却不信这个邪。4个月前兰封之耻至今想起来还令他浑身燥热，记忆犹新。当时，就是蒋介石帮倒忙，他的嫡系桂永清搅了薛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好事。可事过之后，蒋介石却把责任都推到了薛岳和程潜头上，甚至挖苦他的失利“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前耻犹记，薛岳自然不愿再当木偶，再受摆布。另外，他还知道蒋介石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关照俞济时，关照第74军。俞济时象任何一个在蒋介石面前得宠的将领一样，有两条关键因素在起作用：一来是蒋介石的浙江奉化老乡，二来是黄埔将领。但不同于其他人的是，早年他的广东族叔俞飞鹏曾是黄埔军校的军需处长，因而能时常在蒋介石面前替他说说好话，加上俞济时学习刻苦，早在黄埔时他就在蒋介石脑中挂上了号。从两次东征至黄埔毕业后几年内，他的这层特殊关系使他得以紧随蒋介石左右，担任侍卫。特殊的身份给他带来了无形的权势和接连的破格提升，同时也给了他一种勃勃野心和目空一切的骄傲。1933年他受任浙江省保安处长时，因他制定的一份计划在省府耽搁些时日，他就在省府会议上对省主席鲁涤平的亲信杨绵仲大骂道：“整编保卫团，乃委员长特交事项，所拟的计划，系秉承蒋委员长的旨意，你算什么东西，胆敢从中阻挠。”说罢还嫌不解气，竟举拳向杨挥去。俞济时公开扯虎皮拉大旗，抬出蒋介石，竟使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一个曾在旧中国军界有着重要影响的老军阀也奈何不得，只能长叹道：“我从军几十年，转战千里，当我身为大将时，这小子尚在襁褓中，何必与他争一日长短。哎，算了吧！”俞济时有恃无恐，骄狂无羁。各地军、政要人谁也不愿惹这个蒋家太保，这使他一时更狂。他走到哪里，与哪里的友军关系都很僵。不久前金官桥一战中，他起初就没把他的顶头上司薛岳放在眼里，迟迟不派主力增援，引起友军各部队痛骂。直到薛岳以军法相逼，他才派部队前出解围。图解了，但从金官桥一线撤下来的部队没人感激他，没人领他的人情。友军没人心疼他，可蒋介石心疼他。南浔线两月大战，冈村宁次的淞浦、伊东师团虽死伤惨重，但中国官兵在炮火、装备都处劣势的情况下，死伤自然更重。蒋介石心疼部队，可也不能任由日军一气打到武汉去。在两难取舍的情况下，他自然又把恩惠施给他的嫡系，施给维系他蒋政权的支柱军队。蒋介石一生的统治生涯中，似乎从未忘了区分嫡系部队和杂牌军，这也是他政治、军事生涯的一大特点。几十年来，他的嫡系对他是很效忠，从反共到抗日再到反共，他的嫡系替他打下了江山，撑住了江山。但事物的两面终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得到了嫡系，得到了一支表面上能震慑军队、控制政权的武力集团，但他却失去了军心，失去了土气结果最后失掉了江山。嫡系部队既是他一统天下的踏板，嫡系部队也是他落入渊底的断桥。真是成也嫡系，败也嫡系。蒋介石爱黄埔将领，疼嫡系部队。但对待嫡系他又有别。由于俞济时是蒋的老乡，在官道上全靠了蒋氏，所以一生都对蒋家忠心不二。这样，74军就能得到友军无法得到的进口装备，就能享有友军不能享有的庞大编制，战斗力自然也就要强大一些。74军成了国民党军中“嫡之中的嫡系”。说说日后74军的历史，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为什么对这支部队如此关照。7年后的中国内战战场上，74军成了整编第74师。整编第74师是国民党军的王牌，位冠五大主力之首，享有“中国第一师”之称。74师有全副美械的官兵3万多人，这编制超过了许多国民党军一级的编制。整74师确使不少解放军部队吃到些苦头。这就是为什么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作梦都想吃掉74师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孟良崮”能震动整个战场、惊动的原因。74师是国民党军王牌中的王牌，74军是蒋介石的心头肉。对74军与蒋介石的关系，薛岳知道得清清楚楚。他虽不想得罪蒋介石，但他更不想在这时节放走74军。赣北之战刚入正戏，好戏还在后面。放走74军不但失去了一支生力军，也将失去整个前线部队的军心。金官桥一战，74军的损失可是最低的。仅凭蒋介石的面子就放人？不！决不能！
主意拿定，他叫来机要秘书，口授命令道；“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74军长，伤亡都比74军大，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74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薛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第一次抗命，顶住了蒋介石的干扰。蒋介石接到一兵团电报，其值、其怒可想而知。但薛岳有理、有节，蒋介石却也无奈。几天后，一他又致电薛岳。“调64军赴粤作战。”蒋介石死要面子，不从薛岳身上找回点可笑的“尊严”，大概不会罢手。从全局考虑，薛岳没理由再卡64军。但薛岳用兵心切，能抠就抠，还是从广东余汉谋的64军中硬卡下了187师。
8月间，一场关于中、日间未来前途的风波搅乱了武汉的平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月初，美联社发布消息称：“罗斯福拟在武汉失守后调停中日战争。”一时间在华盛顿刮起一股“和平”旋风，引起美英诸国万众的关注。但同一天晚些时候，世界各地又看到另一则美联社电，称：汉口官方及香港《大公报》同时否认外传意大利与汪精卫就中日战争进行调解，并拉中国加入反共集团事。大公报谓抗战策略不变，蒋汪合作无间，欲中国加入反共集团也不可88。美联社见风就是雨，两条消息似两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水中，一时涟漪四起。而对战、和问题最为敏感的香港，反应也最强烈。8月2日，虞洽卿由沪抵港，更使香港弥漫在“和平”的花雾中。英文版的《每日新闻》甚至宣称，从中国方面得到消息，日方拟向中国提出和平条件五项。当众人都在猜测消息的可信度时，《字林西报》5日上午首先刊出日本对华“和平”五项条款。下午，各晚报竞相转载，日方五项条件一时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一、日本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兵；二、承认满洲国；三、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99年；四、赔偿此次战争损失；五、共同防共。”如此确切的消息一经刊出，就没人再怀疑它的真实性。国内、香港、苏联、西方诸国心情不一地把目光都投向武汉，集中在了蒋介石身上。此刻，他能决定这场战争的命运。蒋介石想和平，而且想得比任何时候都迫切。早在6月，他就授意汪精卫派出要员至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丰村商洽，作和谈的先期准备。只是日本人要价太高，他一时没给答复。如今这一夜间又掀起一股“和平”浪潮，把他置于极尴尬的境地。日本人所提五项条款中，除第五条他能接受，第一条在得到确切保证后也可考虑外，其他几条显然是卖国，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这件事弄不好，有可能得罪苏联，失去这个军援的外来大户和远东的重要盟友。
蒋介石知道这件事坏在谁身上，也知道对方是有意如此。在蒋公馆，他痛恨地骂道：“娘希匹，汪兆铭（精卫）四处捣鬼，有意让我难堪。他对我还没有死心！他对党国还抱有野心！”“文胆”陈布雷对这件事也看了个透。他略一沉思，进言道：“委座，这事不能任由它发展下去。否则于委座、于盟友都将贻害无穷。如果委座觉得条件难以接受，则正可以利用这机会昭示国人、友邦，以赢得外部对我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而国人亦可横下与定敌决死之心。”蒋介石沉思一想，觉得有理，便吩咐道：“布雷，你马上通知一下，叫宣传部周代部长来一下，我要亲自布置这件事。”宣传部代理部长周佛海是汪精卫的心腹人物。蒋介石叫他来，不仅要利用他对汪精卫发起反击，还要借机整顿整顿宣传部。他认为，近一个时期，宣传部的工作成效太差了。8月21日，深得蒋介石倚重的军事外交家蒋方震（蒋百里）将军在香港接受了伦敦《每日捷报》记者的采访，揭穿日本打着反共旗号行侵略野心的伎俩。他开门见山地直点主题道：“日本人自称其作战系根绝中国之共产主义，此事完全不确，不过借以欺骗全世界而已。若日人系对共产主义作战，则苏俄系共产主义巨头，自应与苏俄作战。”说着引例道：“最近满洲边境事件，日人竟向苏俄威力低首而忍辱撤兵。然去岁南京之战，日军杀戮无辜至令人发指之地步。须知，南京并无共产分子。诸事证明日本对华战争，并非对付共产主义，而纯粹为侵略中国领土也。”24日，中国外交部针对近一个时期伦敦方面“中日和平”愈演愈烈的谣言，指示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公开辟谣，并宣称：“除非日本放弃侵略，否则决无和乎可言。”
香港《大公报》乘势发表评论，称中国抗战策略不变，蒋汪合作无间，欲使中国加入反共集团绝无可能。25日，针对外界对蒋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