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失守以后，G军已经基本控制山东，从整体战略态势上，挡在他们向南京进攻道路上的，就只有徐州剿总属下的数十万部队了。要是国军在这个时候不能在徐州一线挡住G军的前进步伐，恐怕，不用多久，我们就连这里都要拱手相让了。”刘建业说道。
“我就是想不明白，徐州这样重要的地方，属下又有几十万国军精锐，为什么总统会把刘经扶那个蠢猪一样的家伙放在徐州剿总总司令的位置上？而把杜光亭作为他的副手？要知道徐州现在已经是南京的门户了，徐州一旦丢失，南京门户洞开，这样的紧要地方就算不派去一只老虎，怎么着也要派去一条能看家的狗，怎么可以派过去一头猪呢？这不是开玩笑吗？”蔡副厅长略带激动地说。
“蔡兄，不管怎么样，对于总统的任命，我们都只有无条件的服从。事已至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还有，我觉得有必要提醒老兄，在这个国防部大院里，除了我们这些真正的军人，可还有二厅那样的听命于毛局长的人在，小心隔墙有耳。”刘建业知道这位蔡副厅长性情耿直，经常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直截了当的批评，所以，得罪了不少的人。再说，对于职业军人来说，与二厅那些有着国防部保密局身份的人几乎就是格格不入。
“你老兄怕那些人，我可不怕，大不了不当这个副厅长了，也省得总是受气。”蔡副厅长说。
“你以为我真的害怕那些人，我只是不想多找麻烦罢了。”刘建业解释道。
“党国到了如今的局面，这些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蔡副厅长说道。
“现在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想着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吧。徐州一带的大战，已经是一触即发了。此一战对于国军来说，实在是不容有失。”刘建业说。
“不知道郭厅长在总统府里开会的结果怎么样？到底总统会如何抉择？”蔡副厅长仰头看着天花板说。
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一座普通的小院。
9月25日傍晚，这是济南战役结束的第二个黄昏，毛泽D手拿一份绝密急电与周恩L一起察看地图。这是一封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Y以自己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的绝密电报。
粟Y的报告说，攻济战斗日内即可结束，如敌停止北援，“我们下步行动，拟作如下建议：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惟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人休整。”
颇有战略远见的粟Y还提出另外三个方案：其一，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及峰枣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此案对部队休整有利，但亦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难（敌人可能增兵）。
其二，全力向南求援敌之一部而歼灭之，但在济南攻克后，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其三，全军即进入休整。
读完粟Y的电文，毛泽D不由得想起半年前粟Y关于推迟渡江南下的事。
1947年年底，经过反复研究，中央军委决定组织ZG中央东南分局，准备将外线出击到长江以南，由华东野战军第1、第4两个纵队渡过长江，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军的战略大后方。
毛泽D认为，我们的战略先是内线歼敌，然后是转人外线作战，而“转人外线又有两个方式，一为北伐军方式，背靠后方，逐步前进；一为跃进方式的前进，超越敌人。有阵地的前进是合理想的，但依据我军性格，应采取跃进式的。这是由于我军依靠农村，装备不如敌，攻坚条件不好，与有帝国主义援助的敌人作战等条件决定的。应承认跃进是主要办法，要避开自己短处，发挥自己长处”。
刘邓直趋大别山的战略壮举，使全国解放区的形势大大改观，各战场的胜利大大发展，以致扭转了战争局势，南京政府正在走向灭亡。毛**预见，1948年的渡江跃进，则预期必将促进南京政府的统治迅速走向崩溃。所以称之为“第二次战略跃进”，与刘邓那一次有着同样重要的战略意义。
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组建东南野战军，下辖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实施第二次战略跃进，以陈Y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Y任东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又兼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随后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渡江战略跃进的一切工作都在按计划秘密进行。
就在这时，4月18日，毛泽D收到粟Y要求改变渡江跃进战略方针的电报。电报长达3000字，提出华野第1兵团暂不渡江南下，而是留在中原，协助刘邓再打几个歼灭战，把1948年的南线作战重点，从渡江跃进完全转为“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大胆设想。并建议：一、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手榴弹之补给，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并求得在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仗。
二、对敌人近后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苏中南线直到江边），则派多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
三、对敌人深远后方（长江南苏浙皖赣问及湘黔）则派出多路坚强的远片游击队，配成犄角之势，采取广大范围辗转游击。
四、以上三线武装部队，依据战局的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
五、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五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主力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对苏浙皖赣闽地区，则由华野派两旅兵力分路前往即可，同时建议刘邓、陈谢能各抽出一个旅进入湘鄂赣和湘鄂西地区。
作为战区指挥员，粟Y总是从战略、从全局来看问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把渡江跃进“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粟裕对自己、对敌人、对党中央和毛泽D的战略意图都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他知道自己部队的长处，对如何作战更是无比熟悉。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转折就是同蒋军进行决战，而过去两年的基本经验则是只有成建制地歼灭敌军主力，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旨，第1兵团的三个纵队，和华野其他主力一样，经过近两年的浴血奋战，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已壮大成为火力装备不下于蒋军精锐主力的部队。
而在粟Y看来，今后要同敌人展开决战，要攻克重点设防的城市要塞，要在野战中与迅速构成防御阵地的蒋军作战，正需要这样的部队，需要强大火力才能歼灭旅、师以至兵团建制的敌军。而这样的部队和作战，对战争的贡献非常大，同时粮食、兵员、弹药及其战争物资的消耗也极大，这些可以部分地取给于敌方敌区，但大部分还需要取给于解放区的大后方。他想起目前刘邓、陈谢以及自己和陈Y实际上都是半后方作战，还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支援，方敢与国军逐鹿中原，争取在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中打大歼灭战。
粟Y对渡江后能否吸引那么多敌人也表示怀疑。毛泽D在1月地区寻解放军作战，也不会让战斗力很强的广西部队回江南，那是放虎归山，会与他争夺江南宝地。蒋总统只会调动他在中原的二流三流的部队，刘邓在中原，他不敢抽调一个精兵去江南。这样，对于大局也就没有决定作用。
粟Y还有他更为重要的看法。他从陈Y的传达中得知，中央和毛泽D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他认为，这种设想非常富有远见。可是，如果不能在中原先打几个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之主力，就匆匆忙忙跃进江南，那么江南在无后方的半游击性作战中未必能迅速变成半后方大兵团作战的中原。而中原敌人则可以重点防御，机动增援，在我分兵江南、主力削弱的情况下，也难以迅速巩固华北。
粟Y还看到，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和回师中原，确系避我之短，扬我之长，而跃进江南，对于第1兵团这样一支重装备运用已很熟练、围歼敌人能力很强的部队来说，反倒成了丢其所长。跃进江南，计划上是这样讲，但实际上并不轻松，要边打边走，至少损失5万人，如果这些人用于中原作战，完全有把握歼灭敌人好几个整编师。这样，减轻老解放区负担、避免后方崩溃的战略任务，既然可以通过出击中原而完成，就没有必要放弃集中全力在中原歼敌的机会而急于跃进江南。
粟Y还有更妙的一条，那就是他的经验、他的战场直觉。擅长韬略、智勇双全的粟Y，已有20多年的作战经历，诸多的经验教训造就了他那灵敏的战场直觉。他担任参谋长时的红10军团的覆没，他所指挥领导的苏浙军区部队绝粮久困于天目山，一年前刘邓首长千里跃进大别山几乎丢弃全部重装备，使他看到现在10万多人跃进长江以南杀出一条血路，作完全没有后方的作战，必然要丢弃全部重装备，减员一半，出现大批伤亡，伤员无法收容与归队，逃亡失散不断；尤其是火力减弱与伤员、弹药的极大困难，将使指挥员难以捕捉战机和坚持歼敌，在当前国共决战的非常形势下，补给严重困难和“与民争食”，会使10万大军难以立足。
经过反反复复思考，反反复复对比，在说服陈y司令员并征求刘邓首长的意见后，4月18日，粟裕终于鼓足勇气，斗胆直呈，以长达3000多字的详细报告致电中工委刘少Q、朱D，并请转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为明确责任，电报是以粟Y个人名义发出的。他在电报最后特别表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后悔。”并一再说明，这是自己不成熟的意见，虽经月余考虑，恐有不周，加以对政局方面的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刚到城南庄不久的毛泽D与周恩L等反复商量后，将陈Y、粟Y召到城南庄，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经过再三讨论，同意和采纳了粟Y的意见，对华野第1兵团的任务重新做了布置。
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与中央战略行动方案不同的意见的将领，是大智大勇的。粟Y作为战区指挥员敢于采取这样一个极有分量的大动作，深受毛泽D、周恩L、刘少Q、朱D、任弼S等中央领导人的赞许。而善于实事求是地采纳部属不同意见的最高统帅更是大智大勇的，这需要特别的战略勇气和恢宏气度，这种高度的民主，保证了中国GCD的领袖们能够左右这场前无古人的国共命运大决战。
1948年上半年，陈Y、粟Y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和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先后进行了皖东、豫东、开封、襄樊、昌潍、兖州等一系列战役，大量歼灭当地的国军部队，收复了苏北、江淮地区。
5月31日，粟率领在黄河以北结束休整的第1、4、6纵及特种兵两个纵队，渡黄河南下，与黄河以南的第3、8、10等纵队会合，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取得豫东战役的胜利，歼敌9万余人。
豫东战役证明打大歼灭战的想法符合实际。解放战争以来，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对手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条件。
粟Y对此作了周密分析。他认为，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来看，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属于南京政府嫡系的徐州集团。如果兵出中原，我军将处于白健生的武汉集团与刘经扶的徐州集团之间，桂系部队可能参战。
华东野战军1948年9月16日至24日由粟Y指挥，发动济南战役，采用“攻济打援”的作战方法，由43个团组成强大的攻城集团，76个团组成打援集团，既要攻克济南，又要阻击从徐州北援之敌。由于攻城集团连续猛烈攻击，迅速攻克济南，歼灭了守军，而徐州之增援部队因惧怕强大的打援集团，直到济南守军被歼之时，也未敢大举北援。
在济南战役前，粟Y就考虑到打下济南以后华野向何处出动。1948年8月23日，粟Y等在上报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路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这一想法是想以这一作战行动为下一个作战和渡江创造条件。济南战役敌人援兵没有来，就有必要，也有足够的力量，同敌人在江北再作大的较量。粟Y有这个战略决心。所以就有了这份对战略决战产生重大影响的电报。
济南战役使华北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国军徐州、郑州、济南三足鼎立的态势陷于瓦解，徐州“剿总”刘经扶集团所属的三个兵团云集在徐州周围，依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华东野战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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