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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迪威眼里的“黑色星期五”使得他精心策划的反攻缅甸计划搁浅，史迪威对最高统帅更为不满。但是，他接受了老朋友马歇尔要他“忍耐和宽容”的劝告，强压住心头对最高统帅的愤怒，继续全身心地投入了整编、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的工作。
他向宋部长递交了一份计划，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继续加强兰姆加尔的训练工作，包括再向中国驻印军增派1个师，组建装甲兵和无线电通讯学校等；第二，建立利多基地，以作为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出发地和后勤供应站，并为修筑中印公路做好准备；第三，向云南集结30个师的中国军队，并进行整编、训练和换装，以建立另一支重要的突击力量；第四，整编中国空军，并准备在桂林地区再装备第一批30个陆军师。史迪威关注的重点是云南部队的整训工作。
在部署原定的反攻战役过程中，中国方面已向滇西地区调集了部分部队，并已原则同意整训30个师的计划。这支部队的主力仍被定名为中国远征军。但是，这30个师究竟包括哪些部队，何时集结完毕，何时开训和具体的训练计划，史迪威都还没有得到最高统帅的明确答复。
接受30个师的理美械装备，对于最高统帅来说无疑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其中也确有不少棘手问题。首先，从最高统帅内心来说，这30个师的美械装备自然最好是全部都交给他的嫡系中央军，这样一来，中央军的实力就能够再上一层楼，但这必然会招致对他充满猜疑的各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因此，他必须既掌握住多数装备，同时又要摆平各方面的关系。其次，云南是地方实力派龙主席的地盘，他历来对中央军入滇抱有戒心，在他的多年苦心经营下，云南几乎就成为了游离于国民政府之外，只听命于他的半独立的小王国。这回，如此大批的中央军系统部队集结于云南，龙云也不是很容易对付的。同时，远征军最高指挥官的人选也是个极为关键的问题。30个美械装备师对中国未来的军事和政治都会发生重要影响，大权旁落是不行的，即使是中央军嫡系之中也有亲疏远近之别。最高统帅最初仍想让杜光亭或罗尤青掌握远征军，继续和史迪威做搭档，但是被史迪威坚决拒绝。最后，他同意了史迪威建议的人选，调军政部次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辞修上将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辞修是最高统帅最信任的高级将领之一，他和参谋总长何敬之上将可以说是最高统帅在军事上的左右手，但两个人之间又存有很深的介蒂，几乎是水火不容。何敬之上将在国军里的地位上和资历上都略高于陈辞修，但陈辞修却雄心勃勃，寻找时机不断扩充实力，渐渐的大有压过何敬之的势头。许多人只把参谋总长和军政部长何敬之上将看成是当家理事的“何婆婆”，而把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辞修上将当作军事上的“第二号人物”。陈辞修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又不像有些人那样唯唯诺诺，而是颇有心计和才干的一个人物。
史迪威和陈辞修并无深交，只是1938年在武汉时看到了当时任武汉卫戍司令的他指挥的武汉保卫战。当时史迪威即认为，陈辞修是国民政府军队中“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将军。史迪威了解到，何敬之上将对军队的整编计划看法十分消极，他曾在日记里把何敬之上将比喻为橄榄球赛中的“阻挡后卫”，似乎他的任务就是抱人、拉人、拖住人的后腿；而另外一方面，陈辞修却是比较赞成实行军事改革的。因此，史迪威很希望由陈辞修来执掌远征军，这一方面可以使整训较为顺利；另一方面又可以与何敬之上将相抗衡。心底并不很开阔的老头是不会忘记何总长的手下干将杜光亭在缅甸时候给自己的难堪，也不会忘记这个何总长向来被认为是国军里的头号亲日派。
何总长听到这一消息后如芒刺在背，别的不说，若是让他的老对头陈辞修掌握了这30个经过整编后的美国装备的精锐师，无疑将对他在国军里的地位构成巨大威胁。他找到了最高统帅，推荐由他的亲信刘经扶取代陈辞修。刘经扶是何总长派系里忠实可靠的心腹将领，素有北伐中的“福将”、中原大战中的“常胜将军”、抗战中的“长腿将军”之称，其愚蠢贪婪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在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攻打人称“玉帅”的吴子玉大帅的军队驻守的武昌城，刘经扶捏造情况，谎报战功，几乎将叶挺率领的独立团送入绝境，叶挺当时就气愤地说：“刘经扶这样做，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
抗战时期，刘经扶就被人讥为“长腿将军”。“七·七事变”后，刘经扶身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守平汉路沿线。不久，日军沿平汉路大举进犯，刘经扶未遇强敌，不战而退，从防地保定一路南逃，遭日机和炮火狂轰滥炸，军需物资和作战工事尽被炸毁。刘经扶率残部再次往南狂，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等重地相继失陷。其带领部队疯狂撤退的速度居然比全力尾追的日军的前进速度还要快，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此战之后，刘经扶“长腿将军”之名不胫而走。
更有甚者，刘经扶甚至险些把白总长的座机击落。最高统帅决定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作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驻防开封的刘经扶为了让街面肃静，竟然发假的空袭警报，却忘记通知防空部队。白总长的座机先到，被自己防空部队的高射射击。受到意外袭击的白总长以为是日寇已经占领开封，急命座机掉头高飞，同时用密码与地面联络。这时，这位刘副司令长官才想起自己尚未通知防空部队。
他在抗战里的糟糕表现，使他遭到全国舆论的唾骂，从那以后一直未受重用，此时正担任重庆卫戍司令。最高统帅并非不信任刘峙，他很清楚这个人别的也许不怎么样，但是对他是绝对忠实。同样，最高统帅也深知此人的无能，他对何总长的推荐十分恼火，当面斥责说：“怎么能拿如此严重的形势开玩笑？在这样的危机里你怎么还要玩弄手腕？”国军才在缅甸被打得灰头土脸的跑了回来，好不容易自己才下定决心要重整部队打回去，要是把部队交给这样的一个人统帅，那与把这些部队送到倭国人嘴边上没有任何的区别。为了打消各种势力对远征军指挥权的觊觎，经过了通盘考虑的最高统帅还是决定选择陈辞修。
由于这些复杂的背景和过程，史迪威对陈辞修的任命感到非常高兴，把这当成了抑制何总长的一个重大胜利。
1943年1月17日，陈辞修从湖北前线回到重庆。第二天，史迪威便和宋部长一起，同陈辞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共同研究远征军的整编和训练计划。会议延续了4天，三人就一些主要问题达成共识。经过4天的会议，史迪威对陈辞修有了初步了解，他认为：“这个人看起来是通情达理的，肯定将掌握指挥权。他对美国的援助表示称赞，同意采取行动，而且不做官样文章。如果陈辞修确实接受我的观点，如果那些坐办公室的讨厌家伙只管他们自己的事而别来插手的话，我们就能干成一些事情。”
根据会议纪要，史迪威与宋部长、陈辞修“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完全一致的看法”。远征军将由中国将领指挥，美国人负责训练和装备。训练中心设在昆明，拟开办步兵、炮兵和通讯3个班次，每期训练时间定为6周，步兵班每班次450人，炮兵班300人，通讯班150人。他们还提出了4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准备交由最高统帅尽早定夺：第一，作为远征军司令长官的陈辞修对远征军是否有绝对指挥权？第二，最高统帅能否立即下达部队集结和开训的命令？第三，这些部队何时能够完成集结？第四，远征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1月28日，史迪威将会议纪要和拟定的训练计划送交最高统帅，并附上了一份自己写的备忘录。在备忘录里，他指出：“‘这是我们装备和训练一支军队的好机会，还将使中国更加强大和稳定。武器就会运来，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如果第一批30个师的训练计划能够完成，并将这支部队用于进攻，我就有充足的理由为第二批30个师请求装备。……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中国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机遇得到尽可能多的美国军事装备的最高统帅很快就大致同意了由史迪威、宋部长和陈上将三人商定的计划。
史迪威对事情取得的进展感到比较满意，他从内心里也很乐意为中国战区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1月31日，他致电盟国军火分配部，提出了1943年中国战区所需物资的清单，包括2万挺轻机枪，1．35万挺重机枪，3650门追击炮，360门75毫米榴弹炮，360门105毫米榴弹炮，96门150毫米榴弹炮，300门40毫米高炮，120门90毫米高炮，2万辆卡车和每月3500万发弹药等等。
为了做好训练准备，史迪威将由自己挑选出来的美军教官立即派往云南，并在昆明建立了驻华美军司令部的分支机构。跟随史迪威多年的多恩上校担任代理参谋长，主持那里的工作，阿姆斯上校负责训练计划，包瑞德上校负责美军人员的行政事务。
2月17日，最高统帅正式命令，任命陈辞修上将为远征军司令长官。3月12日，史迪威和陈辞修一同赶到昆明，按照他们商定的计划开始具体的准备工作。23日，中国方面确定了参加整训的部队番号，计有第2军、第5军、第6军、第8军、第52军、第53军、第54军、第60军、第71军、第74军、第93军和新编20军，共12个军加5个师。这些部队既是当时中国军队里的精锐，同时又出自不同的派系，既有中央军里何部长和陈上将的派系，又有东北军和滇军的部队，考虑到各方面势力的平衡。这个数量不但满足史迪威的要求，而且还超过了他制定的整编计划所提出的数量。史迪威对此感到十分欣慰，他认为：“自从到中国以来，我第一次觉得我们正在进行真正的合作。”
但是，情况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确定参加整训的34个师，共有24。7万多人，按照每师1。3万人的编制，尚缺额19。5万多人。当然，这方面的事情也不能把责任全部由重庆国民政府来承担。在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后，前线的各作战部队大多都不同程度上有损耗，而国军当时并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预备役和征兵制度，这直接导致了许多情况下各部队都不能做到满编制。当时，一个国军步兵师平均兵员数量是8000余人，和额定的数额差得很多。
为了满足老头提出来的整编计划的要求，中国方面答应从4月份开始征募新兵，到5月底补充完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也成为了后来史迪威一直抱怨的一件事情。
刘建业带领自己的部下，不远千里，翻山越岭，经过长途的跋涉，终于在2月底来到了四季如春的春城昆明。
昆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渊源流长。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楚将庄蹻开滇，在今晋宁一带筑城置都，建滇王国，延续300年之久，昆明成为我国西南地方政权较早的古都。公元前109年（西汉），汉武开滇，拓疆至云南，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置益州郡，昆明为该郡所辖二十四县之谷昌县。蜀汉时期，诸葛亮率兵南征克益州郡并更名建宁郡，至隋改为昆州。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地方政权在此筑拓东城，设鄯阐府，并辟为“东京”、“上都”（陪都），长达490年。公元1275年，元朝设云南中书省，设中庆路，昆明县为中庆路首府，将云南的统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昆明由此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一直延续至明清，曾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壮丽的大城”。明朝改中庆路为云南府，沿至清末。明清时期，清兵入关攻占北京，张献忠余部退至昆明，推行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左右全国局势达12年。南明时期，昆明成为桂王永历政权的“滇都”。清末时候，云南的新军响应武昌起义的号召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大总统意图推翻民国，重建帝制，使自己成为新的皇帝，此时的云南滇军部队在蔡锷，李烈钧和唐继尧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护国战争，一路势如破竹，迫使刚刚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宣布放弃帝制，不久就呜呼哀哉。在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云南的滇军都是一支有着不小力量，令人不可小视的武装。滇军在昆明建立的主要为滇军自己培训军事人才的讲武堂，也成了民国各地方势力建立的军校里历史最久，名声最响，存续时间最长的军校。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8月，最高统帅在首都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抗日御侮大计。会上，曾经以不抗日的罪名长期对最高统帅口诛笔伐的云南省龙主席主动提出请调本省部队开赴前线参加抗战。滇军部队素以骁勇善战著称，在旧日的北伐军最早的几个军里，由服从广州政府的云南部队编组成的第3军就很擅长山地作战，这一点为最高统帅所倾心，当即就给予中央军序列六十、五十八军两个军番号。龙主席在回到云南以后，将其原有直属部队4万余人暂编为3个师，组成第60军。第60军于1937年重阳节在昆明誓师出发，徒步行军1000多公里，经贵阳到长沙。最初，统帅部把60军由浙赣路运往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先头部队到浙江兰溪，南京已经失守，又车运九江改乘轮船到武汉，后开赴孝感、花园、武胜关地区整训待命。
在台儿庄会战期间，正在武汉整训的滇军六十军被划归第二集团军序列。在整个台儿庄会战期间，滇军用血肉之躯抗击了敌人凶猛的进攻，前面的打光了，后面的又勇敢地冲上去。滇军中没有人因胆小而退却，也没有人因怕死而逃跑，只有战死。阵亡的第一八三师旅长陈钟书，在军中素有勇将之名，此次出征，就常对战友们说：“数十年来，倭国人欺我太甚，这次外出抗日�